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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式的公司”，或者说“管理资本主义”，或许是钱德勒作为著名的工商业史学家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遗产
文 | 秦海
《信息改变了美国》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它对于读者隐映社会现实可能激发的追溯、对照、远眺之影响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对于每个读者所关心的时代变革、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心目中所对应的“关键词”就更加具有释疑解惑、当头棒喝的作用。
这本书讲述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程中因为信息技术而发生过的史诗般的传奇故事，对此熟悉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们会如数家珍。而揭开这一神秘面纱，将每个技术细节的发展演化对应于企业兴衰、产业消长以及经济社会转型，读者就不得不自觉打消猎奇的兴致而专心致志、耐心品味这样一部别有洞天的历史长卷。
钱德勒是工商业史——乃至经济史领域少有的受人敬重的学者。在1978年担任工商业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他曾经指出，工商业史“是形形色色的，但它们决不是英雄史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工商业史是索然无味的、微不足道的和发生在当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淡泊心境，钱德勒成就了一个工商业史学家的一生。《巨型企业：福特、通用和汽车产业》（1964年）、《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若干篇章》（1969年）、《杜邦和现代公司的形成》（1971年）、《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77年）、《管理的科层制：现代工业企业兴起的比较研究》（1983年）、《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1990年）、《发明电子世纪：消费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传奇故事》（2001年）、《利维坦：多国公司和新全球史》（2005年）等等，这些著作不仅扭转了工商业史研究中“将工业领袖不是看成邪恶的强盗式资本家就是有德行的工业掮客”的观念，而且形成了专注于管理科层制和结构的“钱德勒式的公司”。
“钱德勒式的公司”，或者说“管理资本主义”，或许是钱德勒作为著名的工商业史家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遗产。但是，就在钱德勒临终之前，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如火如荼，使“钱德勒式的公司”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20世纪最后25年，钱德勒式的公司不再占据组织场景的支配地位。它正在处于分散化的（比如计算机行业的戴尔）和类市场的（比如日本的丰田）各种组织形式的全副武装的围攻之中”，他强调的管理革命在垂直一体化的阶段已经日益屈从于专业化的力量，“看得见的手”被“正在消失的手”取而代之。钱德勒后期著作中的《发明电子世纪》、《塑造工业时代》以及《信息改变了美国》正是为了回应这一争议而出现的。
我不敢说关于钱德勒范式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在2007年5月痛失了这位大师，但是，依我个人而言，《信息改变了美国》、《塑造工业时代》以及《发明电子世纪》是钱德勒自己走向“后钱德勒时代”的行军“三部曲”。他对美国工商业史的认识，因为技术、组织、制度、全球化以及知识分工、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领悟钱德勒，我内心深处所萌动的感觉一直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工商业史的演变是产业-企业兴衰互为经纬的罗盘，面对着“毁灭性”的创新、疏而不漏的市场营销网络、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从国内到国外，产业-企业兴衰如同“楚河汉界”，一些企业成为“边际企业”，抑或苟延残喘、走向衰亡，抑或异军突起、复苏更生。那么，在信息驱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国家成为“边际国家”？
斯人已逝去，斯人已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