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资格“抄底华尔街”,可以说是金融改革成功的结果;但“抄底华尔街”能否成功,却考验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家本身的成熟度
文 | 牛文文
假如有谁评选2006年-2008年世界十大商业奇迹,那中国金融机构与华尔街短短3年间“从被拯救者到拯救者”的大翻转,一定能入选;而假如再问2008年-2010年三年间这个关系会不会再次颠倒过来,估计不会有人敢下预测。
金融体系不能和实体经济同步发展,金融创新落后于实业创新,这曾经是很多人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在过去两三年里,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大大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改制上市及随后获得的全球性高市值,让人耳目一新。在华尔街遭遇次贷风波之后,国内金融机构又开始探索性参股国际同行,更叫人生出“三十河东,四十年河西”之感。制度创新的巨大力量,在近几年的中国金融业身上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
有资格“抄底华尔街”,可以说是金融改革成功的结果;但“抄底华尔街”能否成功,却考验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家本身的成熟度。
那些采取了探索性参股行动的,正好也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国开行、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平安保险、中国人寿,这些金融机构在国内市场表现就比较活跃,多有创新举动。而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如马明哲、董文标、陈元等,也是金融领域里企业家精神比较突出的人士。
企业家精神和高管激励是否到位之间有无联系?本期杂志的“商业前智”栏目,刊登了国内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的排头兵北京华夏基石咨询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根据一个“真空高管薪酬”模型,推算出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理论薪酬值,并排出了薪酬排行前40名。巧合的是,这个报告中认为“高管价值高估”(也可以说激励已到位)的企业中有两家金融机构,恰好就是参股华尔街比较积极的民生银行、平安保险。
高管激励制度的设计好坏,在金融业里格外重要。因为金融业是资本密集产业,历史悠久的大金融机构已不大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老板,主要靠职业管理层运营,这样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就成了大问题。金融专家康国宏在本期“天下”栏目中尖锐点破了华尔街灾难背后的人性成因:“次贷危机本质是道德危机”!那些华尔街CEO们设计出了股东风险巨大但却自己报酬巨大的“高级”金融产品,最后导致公司破产但却不影响自己的上亿美元薪酬。
高级经理人过度自私的自我激励设计会导致金融危机,而股东过度保守而导致经理人激励不足又会影响金融创新和金融效率。从这次次贷危机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也可以看出彼此制度设计的短长;而2006年-2012年间两国金融机构“拯救或被拯救”角色的轮换,也许取决于在这一制度设计上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