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兴国家工业化挤压农业生产空间,是米荒背后之人祸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米荒”,可能成为次贷之后另一场全球危机的导火索。
4月7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米期货价格变成了2006年的2倍、2001年的5倍。即使如此,大米进口国也发现即使怀揣钞票也可能无米可买。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要求快餐店鼓励顾客用餐时只要半碗米饭,而不是一碗。世界银行发出警告,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然而,在这次发生在异国的米市飓风中,中国大陆米价没有出现异动,涨幅温和。这得益于一则最古老的中国智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庞大的中央稻谷储备令中国对国际大米依赖程度不足15%,而进口米多为调剂品种。中央政府加强大米出口管控,也是使得国内米市稳定的关键因素。早在今年1月1日,中国就对出口大米征收5%的暂定关税,再加之取消出口退税、增加配额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实质关闭了大米等多种原粮外流的闸门。
不过,中国未必能一直独善其身。世界稻米贸易量不足中国稻米消费总量的1/4,而世界稻米库存量已连续多年下降。2006-2007年度,除中国以外的稻米库存总量仅为中国稻米消费总量的33%。如果中国一旦出现稻米短缺,不仅对国际稻米市场冲击巨大,而且回旋余地极小。当前中国粮食生产已经进入新的徘徊期,曾连续6年产销不足,需要挖库存和大量进口大豆才能维持总量平衡。
大米在中国官方文本中成为“兴农业、稳农村、富农民、安天下”的主要粮食品种。中国粮价的独特规律就是稻米领涨领跌。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5次大的粮食市场波动,如1986年初粮食供应紧张、1993年秋粮涨价、1997年秋粮食相对过剩和粮价持续低迷等,都与稻米供求有直接关系。上世纪“南粮北调”和“川粮东运”,余缺调剂的主要品种也均为稻米。稻米有80%以上直接用做居民口粮,令其成为敏感度最高的粮食品种。
令人忧心的是,2006年与1980年相比,稻谷种植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了6875万亩,比过去一个稻谷生产大省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多。这些减少的面积恰恰是水土条件好的平地高产良田,如今为高新区扩建和房地产开发所占用。而且,水稻田生态脆弱,一旦挪作他用,再也无法恢复。
亚洲新兴国家工业化挤压农业生产空间,是造成全球米荒天灾背后之人祸。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推行“快速工业路线”,工业提速,农业让路,菲律宾就是在此背景下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而行走在中国苏南地区,高速公路两侧举目是工厂、大楼,江南多少“鱼米之乡”已变为吃米靠外购的“无米之乡”。苏、赣当年能调出大量稻米支援它省,如今只能维持自给或略有剩余。中国稻谷主产区逐渐北移,但是,因近年来铁路运力紧张,北稻南下西进陷入了新一轮“运出难”的困境。根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的调研,发现从东北腹地向港口或关内运送稻米,装卡车运费高会亏本;装火车则很多货主要被迫支付每节车皮2000元-4000元不等的“请车费”,这种行业潜规则也是中国大米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很多人对全国性稻米减产和国际米价暴涨并没有充分准备。”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明说。他认为,要防止米荒现身中国,全国18亿亩耕地中,确保4.5亿亩水稻种植面积不被积压是必须死守的底线,同时稻米要占全国粮食总库存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