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岁数两人就差一岁，但他们是两代人
文 | 沈志华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所以他非常重视跟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54年10月那次来中国。原来苏联人的外交在传统上是侧重欧洲的，对亚洲向来不太重视，虽然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并没有把它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逢五逢十要大庆，那苏联本打算派谁来呢？米高扬。他们本来说由米高扬带个代表团去就行了，然后放几部中国电影，报纸上发几篇赞扬中国的文章，再在中国办一个农业技术展览就完了，这就算庆祝了。可是赫鲁晓夫说不行，说中国绝对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只要跟中国的关系搞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坚不可摧的，所以他重新做了个方案，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带队，那都是党政第一把手啊，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是第一。第二，把旅顺港还给中国，这又是一大步。第三，把中长路还给中国。第四，增加50个援华项目，增加15亿卢布贷款，再帮助中国修两条铁路。一条是走蒙古的，从呼和浩特到外蒙古，然后新疆这边也帮助修一条铁路，等等。这当时是在苏联党内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看到这个俄国档案上有很多人的批示，包括海军司令都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旅顺港还给他们——我们好不容易才要回来？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批的都是“反对”、“反对”。后来赫鲁晓夫就四处做工作，一个一个人地找，最后总算是同意了。这就使毛泽东特别高兴，当时这赫鲁晓夫是送了个大礼包给毛泽东啊。
当然这里边也有不大愉快的地方，因为当时毛去莫斯科的时候有件挺刺激他的事情，就是这原子弹的事。原来斯大林请毛泽东看了个电影，这毛一看就觉得这原子弹的事情不得了啊，说咱们也得搞，但想搞却不知道怎么搞啊。正好赫鲁晓夫跟他谈话说，毛泽东同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我还想要原子弹，毛说。这赫鲁晓夫一下就愣那儿了，他说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毛就不高兴了，说你不给就算了，我们就不谈了。赫鲁晓夫觉得这惹不起啊，他就说您别生气，这么着，我们先给你们提供一台加速器、重水反应堆，帮助你们先从技术层面培养干部，这个事情慢慢来。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很不高兴，当时自然没说什么，但后来他回忆录里写了，说跟这个中国人打交道困难。毛还问赫鲁晓夫，说你们有什么困难？赫鲁晓夫刚上台不久，还不大了解情况，就说我们别的没有，就是缺乏劳动力。毛说没问题啊，我给你一百万人。赫鲁晓夫当时还挺高兴，后来回去以后外交部跟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不行啊，原来东北那些地就是中国人的，你现在再弄一百万中国人去，回头他们要是不走，这地到底将来归谁啊？赫鲁晓夫说这事是有点唐突，这以后就不提了。中国这边呢，你现在看中国档案馆的记录，当时还真的就是全省招工啊，现在叫劳务输出，弄个几万人送去了。后来苏联人就说谢谢，这就够了，这十万人就足够了。当然这些都是枝节了，从大的方向上看双方关系还是从1954年、1955年后开始红火起来的，苏联专家大规模地来华，那些援建项目基本上都是1955年到1957年建成的，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
1956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不断上升的一段时期。赫鲁晓夫有几个方面他没法跟毛比，岁数两人就差一岁，但他们是两代人。赫鲁晓夫二十年代的时候才刚开始读马列著作，后来参军，而且从来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此前一直在乌克兰搞点儿农业什么的，文化水平又不高。哪像毛，毛读了多少书啊，两人一谈话就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在处理问题上赫鲁晓夫也是很没主意，就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呢，赫鲁晓夫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党内的情绪、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原来大家都把斯大林当个神，突然一天你说这些罪过全是他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现在苏联档案都公布出来了，说在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候，当场就有人晕过去了。后来开讨论会的时候，双方那个紧张啊，有跳楼自杀的，有当时就打起来的，后来都是警察去维持秩序，就是发生在苏共“二十大”开这个讨论会的时候。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混乱，所以毛泽东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发表“一论”那篇文章，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下就把局面稳定了。他主要讲了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斯大林是有问题，但是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毛泽东跟赫鲁晓夫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中国当时就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因为你现在可以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报告拿出来，和毛泽东的“十大关系”的报告一比较你就看出来了，完全是一致的，很多话都一样。从对外关系上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双方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机会，在1956年2月之前，中国还是把苏联当老师一样地看待，把苏联当做老大哥，但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1957年、“波匈事件”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更没主意了，都是中国帮着处理，特别是周恩来跑东跑西，解决各种问题。这样子到了195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就很高很高了，超过了苏联。我看过很多材料，比如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考试，考博士，一个前提就是你得读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说要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你都没读过，你就别报考哲学系了，没门儿！这个“一论”发表的时候，《真理报》全文刊登是一抢而空，到“再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时候就更不得了了，《真理报》加印了五十万份，苏共中央印了一百万份小册子发全党学习，所以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赫鲁晓夫了。
那时候苏联也的确是很依赖、尊敬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57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要知道这莫斯科会议是世界共产党的盛会，64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全来了，全是党的总书记来开会，惟独毛泽东是受到特别的礼遇。别人所有人都住在列宁山，而赫鲁晓夫专门给毛泽东挑了住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卧室。汪东兴去打前站，赫鲁晓夫一直陪着。汪东兴绕着克里姆林宫转了一圈看，不错，这地方很好，但是这床不行。赫鲁晓夫说，这是当年沙皇睡的床啊，非常富丽堂皇。汪说不，说毛泽东是多年作战有个习惯，他只睡木板床。赫说这莫斯科没木板床啊，汪就说那就赶快造吧。这还好办，就把这床抬走，嘎吱嘎吱钉了个木板床。说还有什么？还有的事就不大好解决了。怎么了？说这个毛泽东同志他就会蹲着上厕所，你们这马桶他用不惯。赫鲁晓夫说这就麻烦了，我们这没蹲坑啊。那赶紧想办法吧，最后人家俄国人还是想了个招，弄一堆砖头、沙子、水泥，把那马桶给盖起来了，中间留一窟窿。这些当然都是很细小的地方，但你能看出来那会儿赫鲁晓夫对毛真是恭敬有加，惟恐照顾不周。赫鲁晓夫原计划在机场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是夹道欢迎，毛就说，告诉他们我怕感冒，我不能坐敞篷车，让他们取消夹道欢迎，取消机场讲话，苏联方面就赶快把它们取消了。等到了会场，在座都是各国的第一把手，所有人都是站着念稿子，而且事先都得写好俄文稿，只有毛所有的讲话都是即席发言，没稿子。而且他也不站在那个讲演台上，他就在自己那个位置上，把凳子往后一拉，说我腿疼啊我就在这讲了，这回所有人都得回过头来看他。所以说1957年的时候中苏关系走到了一个顶峰。赫鲁晓夫甚至讲，以后不要提以苏联为首了，至少也是以苏联中国为首。但毛说不行，说我们还差得很远，中国是个政治大国，是个人口大国，但在经济上还是很弱。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就是这意思。
但1957年也显露出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一些分歧。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很恭敬，但是毛有时候对赫鲁晓夫也的确不是很尊重。人家好歹也是一大国领袖啊，你想赫鲁晓夫见毛，毛就在卧室穿个睡衣。跟毛谈，谈着谈着，毛“咚”地跳游泳池里去了，赫鲁晓夫就只得在岸边跟着走，还说什么赫鲁晓夫同志你也下来吧，赫鲁晓夫说我不会游泳啊。还有在莫斯科吃饭，大家一块吃饭，赫鲁晓夫这人爱吹牛，高兴了，就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指挥西南战线怎么怎么——其实他那会儿不是指挥，他是西南方面军的政委——然后他就讲那会怎样怎样，毛也不理他，就哗哗地吃。吃完了，在赫鲁晓夫讲得兴趣正浓的时候，他一放筷子，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这饭都吃完了，你那南方的故事还没完啊？弄得赫鲁晓夫一大红脸。这件事是他的翻译李越然跟我说的，说我翻译完了赫鲁晓夫愣那了，他都不知道下边该说什么了。这一类的事非常多，所以虽然说主要是因为政策上发生的分歧导致中苏同盟走向了分裂，但这赫鲁晓夫个人内心的不高兴也是一个缘由。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主任。本文为沈志华先生2008年３月2２日在传习社的讲座“中苏同盟的起源与分裂”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史传习系列讲座之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主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主讲：高华，1954年5月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于1995年-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先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史、民国史、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译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流产的革命》等。
时间：5月24日(周六) 14:00-18:00
地点：浦东新金桥路28号新金桥大厦3503室（红枫路碧云路路口向东200米）
主办：传习社·实践管理研究会／《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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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延伸]
我们为什么容易自我膨胀？
文 | 肖知兴
最近看了安东尼奥尼的长达三小时半的纪录片《中国》和朋友从香港给我带来的几本关于建国以来发生一些事情的几本书，感触非常深。电影和书里一个共同点是那个年代里毛泽东无所不至的巨大存在。安东尼奥尼是左派，在1972年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整部片子却依然散发出一种平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温情，非常让人感动。那些一口一个“敬爱领袖毛主席”的幼儿园朋友们，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人到中年了，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得起镜头后面那个不苟言笑、目光锐利的高个子意大利人？可惜他的呕心之作却被批为“恶毒攻击中国”的“反华”影片，一直到2007年去世，35年，安东尼奥尼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步。
那几本书里的内容更是沉重到令人欲言又止了。总而言之，从反右，到大跃进，到“文革”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果联系到中国与苏联，毛泽东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背后的逻辑主线才算是清晰了。首先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清算引起了毛的警醒，所以毛要通过反右奠定其在国内一言九鼎的地位。然后是“手中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要想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没有经济实力不行，所以要迅速发展经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才有了“三面红旗”，有了大跃进，以及大跃进之后的“大摔跤”，然后是“七千人大会”上的微妙的毛刘之争。最后是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正式决裂。两个月后，《五一六通知》出炉，一个彻底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的时代开始了。
所以，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张宣传画是不同肤色的人沐浴在伟大领袖的耀目光芒之下。一个人自我膨胀（self-aggrandizement）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从小学起，老师每天挂在嘴上教训我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念念不忘的所谓“落后”与“进步”，不过是期末考试的排名先后而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落后”与“进步”，居然也会取决于一个人的“谦虚”与“骄傲”。
国家是这样，公司更是这样。而今活跃在商界的这些风云人物，有几个人能够完全脱离他们所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曾几何时，中国上下不是到处都活跃着那种梳着大背头，裤子挽到胸前，腆着肚子作高瞻远瞩状的企业家吗？一两个项目侥幸成功后，就自我表现膨胀到非要把自己当牛皮阀使，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弄潮儿，弄着弄着就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了。这种企业家不时髦甚至不吉利之后，活跃于大小论坛的逐渐是另一种类型了：王朔式的痞子型企业家。他们与上一种类型企业家看起来完全不是一种类型，但实际上与那种企业家构成一种类似正负电子的相生关系，其共同基因是那个特殊时代培养起来的、发自内心的对各种规则（包括自然规律和人际法则）的蔑视。
《经济学人》去年圣诞节特刊的封面文章以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笔调描述了伟大领袖如何是那些（业绩不那么好的）CEO和管理者学习的好榜样：一个像“为人民服务”那种美丽口号；对媒体进行无情的操纵；对下属和朋友毫不留情；如果没有业绩，一定要显得很忙等等。我更哭笑不得的是国内一本管理类的杂志的综述，居然说西方重视研究中国管理经验，不约而同地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式管理”云云。呜呼，所谓误人子弟，“毁”人不倦者是也！
我曾经写过，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化的，一类是个人化的。社会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很慎重地使用自己的权威，善于反省，有坚定的自信心，不倾向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他们讲究平等，尊重现有的权力架构，努力满足追随者的需求，通过授权来激励下属。这种领导者深层的动机是促进他人的福祉，与人交往的兴趣来自他们对他人真诚的关怀，寻求的是一种社会化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衡量标准是集体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让追随者信仰自己从事的事业，坚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不是个人崇拜。
与此相对比的是个人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他们非常注重培植自己的无上权威，对下属使用权威时没有丝毫顾忌。他们从来不反省，内心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心，非常喜欢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他们独断专行，无视规则，不鼓励平等的讨论，开展工作时完全无视现有的权力架构。他们乐于通过奖惩来激励追随者。他们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强调无条件的服从，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他们行踪诡秘，永远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培植个人的无上权威而不是制度的权威。他们寻求个人的成就感而不是社会化的成就感。他们放纵自我，无限地膨胀自我。如果可能，他们会让整个世界为他们的一个想法而停下来，换一个方式运转。
承认吧，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小暴君。看住他，不要让他出来伤人——这也许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