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和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正遭遇不同的压力和挑战
采访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刘建强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人民币升值、税制改革、资源与环境压力、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国制造”，终于不能在“安然”与“守旧”间，继续下去。
企业如何应对，是关张了事，是迁移求生，还是变革图存？
政府如何处之，是积极有为，还是无为而治？
昆山，加工生产了全世界1/4的笔记本电脑。东莞，加工生产了全世界近30%的玩具以及65％以上的高档名鞋。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的“中国制造”和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的“中国制造”，所遇的压力和挑战一样吗？企业和政府的应对有何异同？一切，对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又有何启示？
《中国企业家》记者深入长三角与珠三角，感受世界工厂的“变”与“迁”。
“长三”变、“珠三”迁
烟雨江南，花事渐盛。
车到苏州。微风细雨里，记者遍寻不着明显脱离正常生产轨迹的企业，一切看上去似乎繁荣如常。
“出口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中国国内市场，2006年企业90%以上的产品外销，2007年的时候，外销就只占总量的80%了。销售额的5%－6%用于产品研发。做OEM订单之外，我们也在努力自创品牌……”高玉标，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公司这两年开始与不利的出口加工制造形势“抗争”。固锝每月生产二极管2.5亿只，占世界总产量的8%－9%。
“调整得很OK。形势非常好。如果没有转型，现在一定很惨。”蔡一明，昆山巨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犹自庆幸4年前，正好赶上机会，公司做了战略转型——从皮革等轻机械的制造，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钢铁等重机械的制造。50%的产能，给日本机械制造企业做代工（目的是学习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剩下50%的产能，在国内市场做高附加值的自有品牌的机械产品的生产。
蔡不敢想像，如果在成本不断升高的现在，企业还在一片利润很薄的轻机械的“红海”里厮杀，会是什么下场。“都是亏本在做。你不做，人家做。10年前，中国制造的一套皮革机械设备售价480万元，现在同样一套设备只售260万元、270万元。”
这毕竟只是部分企业早年间未雨绸缪的果实。整齐、有序的表象下，却也暗含焦虑、躁动……蔡一明，还有一个身份——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和我原来一样做皮革机械加工出口的台资企业一共5家，2007年已经倒掉一家。”蔡说。
昆山有台资企业大大小小3000余家。1000多家大型企业是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500家中小企业是给这1000家出口加工企业做配套的。真正以大陆市场为主的企业，是余下的1500家左右的中小企业，其中自有品牌和技术又只有一半。
“大环境严峻。企业面临的挑战大到无法想像。去年一年，出口退税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在5%－6%左右，人民币升值影响在9%左右，劳动力成本上升10%左右……哪有这么高毛利的企业能够抵冲这些影响？”
蔡并不讳言，他和其他一些台商，去越南考察过。“从大陆到越南胡志明市的班机，班班客满，都是去做商务考察的。除了对内销市场有企图的人，大概不会有人恋战。加工制造企业，有比较好的地方，就会选比较好的地方作为生产基地。”
蔡分析，在昆山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目前基本还处于去越南等地考察阶段，产业转移的效应，也许三年后才会显现。
草木繁盛，紫荆怒放。南国的春天，本应更加充满生机。可是，当从广州白云机场行至岗贝路时，满眼望去，一片萧索。
岗贝路两边林立的是看似与普通居民楼无异的服装加工企业的厂房。每一幢楼里有30－40家服装加工企业。这里是珠三角中小型服装加工企业的聚集地之一。现在，建筑物外墙上、路边电线杆上，四处是大大小小的转让广告。
恰好有企业在路边一所幼儿园的操场上招工，零零落落的10家企业摊位使操场显得很空旷。广州一发时装厂的生产主管林生明介绍，行情好的时候，操场上会有上百家服装加工企业同时招工。“现在招工企业少了。”
在距离广州一小时车程的东莞，记者接触到十余位企业负责人以及行业协会工作人员，他们最大的共同感受是现在招工容易了。理由和林生明说的相同。
“去年很难招工，今年很好招，一下子招到很多人。”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林世铭，同时也是永晋集团董事长，分析招工变得容易的原因，“很多工厂节省用人，很多工厂关张。厚街一个村100多家企业，倒了20多家（小企业）。”
曾经震动全国的“民工荒”、“用工难”似乎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只是，没有人能料到，是通过大批企业倒闭的方式。
而没有倒闭的企业，有的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在制造业的全球迁移路线图中，珠三角不是起点，当然也不是终点。
厚街镇，濠畔鞋材广场——“世界造鞋厂”的标志性建筑，写字楼租售率一度达到98%以上。３月25日，当记者到达亚洲鞋业协会所在的七层的写字间，看到整个七层已经有一半写字间是空的。
制鞋业历来被称为候鸟产业，全球制鞋中心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现在正向中国相对内陆的地区转移。仅在江西赣州、安源、黎川等地，就已经有上高裕盛（宝成国际集团）、江西大川（永恩集团）、赣州华坚，以及宏凯、南鑫、承达等大中型鞋业企业投资建厂。
“我所接触的20家玩具企业中，18家将加工生产环节，迁移到了江西、广西和河南等内地地区，剩余2家迁到了越南。”东莞市捷达五金制品厂企业负责人古晓峰向《中国企业家》透露。捷达给东莞20家规模在4000人以上的玩具企业提供五金件配套产品。
“交通很差、满地摩托车、公共设施很差，一切和大陆10多年前差不多。”去越南考察过的企业主，这样形容“那里”。但是，“那里”最低工资是每月50美金，只相当于300元、400元人民币。同时政府招商力度很大：八年免税。
“江西劳动力成本即使仅比东莞平均每个月便宜200元，6000人的工厂，一个月也能节省劳动力成本120万元，而一年就能节省成本近1500万元。同时，江西工业用电普遍为0.5元－0.6元／度，比珠三角便宜了近一半。万人的制鞋企业每月用电几百万度，而上千人的工厂每月用电也要几十万度……”
账算得很快。对于制造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人力、电力、运输成本。如果迁移能够活下来，为什么不“迁”？
亚洲鞋业协会主办的最新行业期刊的数据是，“广东大中型鞋业企业中，目前有25％左右到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有50％左右到中国内陆省区如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扩厂。25％左右的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
两类“中国制造”， 命运在哪里分岔？
不同的加工制造内容，直接决定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制造的不同生存空间。
上海漕河泾出口加工区的英顺达科技有限公司，给惠普、东芝、西门子等品牌笔记本电脑做代工，两年前笔记本电脑的产能配备就已达1000万台，是全球前五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之一。
“我们代工一台笔记本可以赚40美元。”管理人员高伟华介绍，“在昆山的笔记本代工企业台湾仁宝电脑等，利润率比英顺达还要高一些。英顺达的很多配套产品需要从其它地方运到上海，而在昆山，因为产业配套企业多而全，所有配件都可以在本地可以配齐，物流成本更低。”
与之相比，珠三角制造的代表产业——玩具制造业利润薄得可怜。“大致相同的订单，十年前，一个玩具3元，十年后，还是这个价格。”
“企业从台湾转到这里来。老板自己没有成长，还是靠劳动力加工获得利润。现在活不下去，就只能再次转移。”京功琉璃精业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正邦分析。李正邦用“很痛地成长”来形容传统制造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不成功，就只能迁走。
与此同时，加工制造内容也往往形成不同的用工状况。低附加值的产品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因为利润微薄而伴随着工资低、福利差的用工环境。这种脆弱的生存方式很难再承受任何的风吹草动。
新的《劳动合同法》被普遍视为压倒“脆弱”的“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来不曾很好地执行《劳动法》的企业，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10%左右。长三角电子类加工制造行业，人工成本仅占到企业总成本的20%左右，而珠三角的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则要占到企业总成本的60%左右。记者在珠三角调查，在大中型企业，社保制度正逐步执行和完善中，而小型加工制造企业，员工依然不享有各种社保。相对而言，在昆山，全市城镇三大保障覆盖率的官方数据是“达到99%”。两个区域对新劳动法冲击的承受能力，泾渭立判。以蔡一明的公司为例，蔡说：“所有员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原来都有。带薪休假制度，也是十多年前就执行了。而且我们的产品相对比较高价，所以，受的伤害就比较小。”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分析，此轮中国制造的危机之中，那些有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选择产业在当地的升级，如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和工艺的先进程度等，而中小型的、劳动密集的、技术成形而又难以改进的台资、港资以及内地民企一般会选择结束游戏：关闭或者迁移。在迁移的选择中，又有两种：外移或者内迁。前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后者向中国要素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这是由它们对制造成本的敏感性以及内陆地区所提供的相对机会所决定的。
此外，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方向是决定长三角、珠三角产业（企业）命运的一股强大而隐形的力量。对地区而言，企业关闭、迁移涉及到地方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会给地方的经济增长以及税收、就业带来严重的问题。结构转型的真空期表现为当地经济暂时的衰退，迫切需要当地政府培育新的企业和产业，如转向技术密集的产业和服务业。
面对相对落后的珠三角制造，政府在暗中角力。3月25至26日，《中国企业家》在东莞调查采访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正在东莞进行调研，并提出“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工人回乡创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不过，在珠三角，记者所见印象深刻的却是，一边是加工制造业小企业艰难过活，另一边，乡镇一级政府，还在拼命兴建同质的工业园区。
一直扮演着积极有为角色的苏南地区政府，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转型升级”理念的倡导者。
地方官员一如从前地醉心于招徕投资，只是对投资对象多了些挑剔：
占地50平方公里的国际商务城区域内，不单拒绝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企业，而且高调地拒绝任何制造企业的进入。商务城鼓励发展的是“企业总部、业务流程外包、金融保险机构后台处理中心等核心产业”，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形成的地方财力部分，前三年给予100%奖励，后三年给予50%奖励。
江浙地方政府的官员们甚至可以像江浙商人一样精明。“新建园区人气不旺，我们就把政府相关办事机构搬过去。这样去办事的人就知道这个地方基础设施不错、投资环境不错了。”
“亚太广场目前已经有10多家企业入驻，2008年入驻企业的营业额估计在10亿元到15亿元间。可实现税收1亿元。将来花桥国际商务城有亚太广场这样的写字楼20幢左右。产值是大于工业企业的。”江苏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副主任李建春向《中国企业家》记者认真算着自己的账。
长三角地方政府，“引领”制造业升级的姿态已经很明显。尽管对于强势的政府，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略有担忧：“政府主导，做事效率固然非常高，但是如果决策有误，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调查］
强弩之末？
上海美商会以及博思艾伦咨询公司联手开展的调查发现，约半数的受访公司认同印度、泰国和越南正在挑战取代中国的地位。17%的受访公司已经作出决定，至少要将基于中国的部分运营迁移至亚洲和其它地区低成本国家。
很明显，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很明显正在削弱：半数以上的受访公司（54%）都同意或非常同意“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在失去其竞争优势”这一说法。值得庆幸的是，调查同样带来了好消息：尽管中国已经失去了部分优势，但是仍未被淘汰出局。
制造商表明继续在中国运营最主要是因为能够进入中国国内大市场（见图1）。
事实上，众多企业一开始就选择中国主要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对大多数受访公司（70.8%）来说，无论是着眼世界还是亚洲市场，进入中国本地市场要比将中国作为出口制造基地来说更重要。另一方面64%的受访公司选择中国是因为能够节约劳动力成本，51.7%的公司则是为了进军亚洲市场。
一些执行官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国制造正失去部分竞争力优势，导致这一变化的两个最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和制造部件及材料的价格膨胀。其它原因还包括工资增长以及雇员的流动。
成本增长的同时，在许多运营层面上中国都落后于国际标准。对比公司在全球其它区域的运营，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评分都低于标准水平，如：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获得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供应基础至关重要，中国的供应商的发展程度对比美国、欧洲和其它亚洲发达地区差距明显。在汽车和能源设备产业供应基础的差距尤为突出，而电子设备产业尚可。
中国的物流能力已经趋近于国际水准但在大多数产业还存在差距。能源设备物流能力差距最大。电子设备物流能力方面，中国水平已经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相当。
调查要求受访公司将中国和运营转移目的地国家做一个对比，他们认为最大差别在于目的地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廉，按照1-5分的评分制，这一区别评分为3.7（见图2）。
而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制造基地的优势也将成为强弩之末。这些国家还有其它重要的吸引力，如：税收优惠、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能耗成本。然而中国仍在很多领域要优于候选国家，比如市场规模、可利用的供应基础以及IT基础设施。按受访公司的偏好，最有可能取代中国的国家依次为：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巴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