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栏的话：《乡土中国》关注外来力量（大公司、NGO等社会组织）影响下的中国乡村，讲述中国社会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故事和人的命运。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他们仍然是一盘散沙。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希望农民组织起来，争取他们应该得到的。没有办到。
像中国的大多数乡村一样，夜晚的翟城村漆黑死寂，仿佛不存在。
它曾经被风吹得晃了晃。
也只是晃了晃。
村主任在村委会
他们正在屋子里看电视。边看边闲聊。一台老电视，信号不好，时断时续。米洪杰过来和我们握手，不很用力。他是翟城村村委会主任，2006年上任。
村子隶属河北定州市东亭镇，方圆一公里，1200户，不到5000人，是镇属15个自然村里最大的，年人均收入三四千元。村委会在中心十字路口边，是一座中间带门洞的两层小楼，上下有七八间屋子。我们在楼下民兵们的办公室里。四壁黢黑，沿墙摆着两张铺盖卷起来的单人床。中间是一张长桌子，颜色与床一样黑。“上面办公室干净。”一个看电视的老人说，随手把烟蒂扔到水泥地面上它的同类中去。他们并没有请我们上去的意思。
“没事儿了。”米洪杰说。他在说一年前被关闭的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那时候，温铁军任院长。学院2003年7月成立，2007年4月，当年的第一期培训班刚开始，被勒令停办了。学院与村委会订了协议，由村委会保管学院六个月。每个月，学院向村委会支付3000元管理费（后来增加到4000元），大致相当于学院所占80亩地的租赁时价。现在，协议期限早已过去。
“学院刚关的时候，温院长来过两次，光说没问题没问题，这都一年了，什么结果也没有。俺们不等着了。”米洪杰递过一支“白沙”烟。这种烟零售八九元一包。
“学院是要转化农民的思想，种田不打农药不用化肥，想法都不赖，就是不太合实际。老百姓是一投入就得有收益，种麦子磷肥化肥都不让用，一亩地打400来斤，用化肥能打1400斤。一说就是全生态，见不着效益，生态什么呀？”一个看电视的老人躺到床上睡下，另一个用笑声表示支持米洪杰：“老百姓的棒子（玉米）这么长，他那个这么长，呵呵。”他用手比划，学院的棒子看起来确实短得多。
起初，除了学院围墙里的20亩试验田，村里还从大田中拨给他们100亩。他们地里的景象跟周围农民的地差别明显。一年后，村儿里又收回去了。“国家要是强制执行，你打农药我就不收，或者不卖化肥了，那行。你用化肥我不用，我产量差一半儿还多，自己吃都不够。”接着，米洪杰描述了一位村里的小伙子，每顿饭都要吃掉十五个馒头。“他干活儿出力呀。农村的副食不行，营养也没城里高。”
学院曾帮助村里组织了合作社。“也弄得不好。不知道是管理不当还是模式不对。”村里130多户入了社，米洪杰是其中之一。温铁军捐了1万元，学院也捐了若干。合作社第一年囤煤，每股（100元）分红27元，第二年统购农药，每股分红10元。“去年弄肥料，前两天刚分了红，一股两块五。”自然降序的数字刚好表达米洪杰对它的态度。“呵呵。”先前那个老人再笑。他没有入社。
合作社可能是温铁军“三年见效益”说法的根据之一。去年底，合作社的理事长生了病，社里的事务基本停了。
学院还盖了两幢生态示范农宅，没有人响应。工期长（一年半），成本高（十几万元），村民不接受。
“村儿里对学院说什么的都有。人就是这样，你行了，捧得你上天，不行了，入地还得迈（用腿跨过）你一下。”实际上，学院宣传的无公害农业产生了一些影响。辣椒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之一，去年，因为使用了低毒农药，翟城村的辣椒种植户们高价卖出了自己的产品，是销往日本的。种植户们成立了辣椒协会。有了市场，一切就变得容易起来。让农民自己开拓市场，代价高昂，无人愿意承担。合作社曾经种了一批无公害红薯，做成几百斤粉条到北京去卖。“价格是高，可是没人买，现在还有呢。”米洪杰又点燃一支烟。温铁军曾经设想把城市里无公害食品的消费者也组成合作社，尚未实现，学院已经关闭了。
“为什么关不清楚，就是不让办了。你问谁呀？你问也不跟你说呀。反正是不让办了，取消了就对了。我们只能听政府的。你不可能不听政府的。”学院的事情没有了结，给村里带来了一些影响。“现在要个补助款也不好要了，让先把学院结束清了，关系解除了。”
米洪杰希望尽快能解决学院的问题。“压力相当大，八十亩地扔着，村儿里一分钱见不着，这算怎么个事儿呢？今年承包地价格又贵，租出去，就是不分钱也是集体收入。老说等等儿，等等儿，不可能老是等着了。”当地方言中，双音节词如果儿化，“儿”字通常被单独念出，听起来有喜剧色彩。“温院长一年多见不着，你说我们有意见没意见？我听书记说经常打电话给他们，究竟怎么个事儿也不知道。”
米书记在乡建学院
“没打过电话。”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说，“从去年4月份就没联系过。这个事情太复杂。”
他一边操作着电脑收邮件。电脑是联想公司捐助的，样子古老，米书记对它的性能不满意。这是目前学院里仅存的一台，学院关停的时候，办公用的电脑和一些设备也被拉走了。
米书记今年69岁（关于他的年龄米洪杰有不同看法），当了13年支部书记。去年老伴去世后，他一直住在学院的学员宿舍里。“我学会上网就是学院教的，村儿里的中年人现在一般都会点儿。应该说，学院做了很多善事，毕竟没有带来多大的坏处，但是也没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夜色降临，位于翟城村西的乡建学院同那座村庄一样陷在黑暗里。你只能在头脑里想象，学院门口晏阳初的半身塑像，中间和西边的十几排校舍，东边二十亩长出麦苗的试验田，田边的两幢造型别致的节能环保小楼。还有一头表现安静的小毛驴，温铁军自己花1000多元买来，纪念学院以之命名的晏阳初。70多年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骑着毛驴行走在翟城村的田间地头。
米书记居住的宿舍外养着一条大狗。来了生人，它一直在叫。
2003年除夕，《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邱健生带着十几个大学生到翟城村过年。晚上，他们写春联，里面提到了晏阳初和乡村建设。多年来，米金水一直想着恢复晏阳初在翟城村开创的乡村教育传统，这些前来体验生活的年轻人让他激动起来。他向邱健生打听晏阳初的后人，得知晏的一个儿子晏振东就在北京（已于2006年去世）。正月初七，邱健生带着来到北京的米金水拜访了晏振东。老人年事高迈，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对米金水以晏阳初的名义建立乡村学院的想法表示赞成。接着，米金水邀请致力于农民问题、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温铁军担任学院院长。
学院所在的院落本是定州市的一所完全中学，2000年撤销。2001年，米金水因故卸任支部书记的几个月里，镇政府将中学卖给了私人。米再次当选后，决心把学校买回来。那个购买者没有实现创办私立学校的初衷，零打碎敲地拆卖了几栋校舍和一些树木。米金水通过利诱（比其购买价格高9万元）和威逼（不出售则挖断学校前道路），得其所愿。他担心温铁军不来，花费两万元立了晏阳初的塑像。
“当初就是想办个农民学校，具体怎么弄也没有想清楚，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米金水从单人床上散放的几盒烟中拿起一盒，抽出一支来点着。
2004年，学院开始办农民培训班。农民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米金水感觉有些问题。学员中有很多上访户，跟所在地的干部有矛盾。培训班给学员们讲合作社，讲农民需要重新组织起来，讲维权，并且，学员们可以在这里交流各地的情况和经验。米金水担心，这样下去政府可能不会欢迎。
“我跟温院长提过，他也没在意。”老人吸烟很用力，但大多都会吐出来。
米金水发现，经常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学院里出现。2005年，米金水跟邱健生（学院主要由他负责，2006年被温铁军调走）说，学员必须要有所在地政府的介绍信，学完后应该有一个汇报，以此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邱没有采纳。2006年，保定地区某农村的两个学员回去后，向村委会申请办公室，并且要求安两个喇叭。该地的副镇长和村主任来找米金水。
“这给当地支部很大压力。”米对温铁军说。
“他做是他做的问题，咱们没教他们这么放荡。”温铁军说。
学院2005年完成注册后，年审再没有通过。2007年4月的一天下午，学院开进来十几辆车，都没挂牌照。车上的人都是便装，米金水只认识一两个。学员被遣散，学院的东西被拉走。
“学院的生死取决于政府。不光是定州市，恐怕还有上面的。深层次的原因咱们也不太清楚，政府希望尽快了结。我必须得听地方党委，听政府的。当初建学院，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会，开过多少次，都同意。我民主意识非常好。农民光索取，不看远的效益。有的干部也看不到。没有太大的反对，我这个村比较稳定。我在干部中调查过，同意保留的多。”
“教育局说学院没手续。”来找米书记一起去上庙（这几天正值当地最大的庙会）的村治保主任说，“我们去续签他们不给签呀。”
在与米书记的这次谈话之前，我们已经跟合作社的理事长李志杰、监事长李树田等人长谈过。他们提到合作社没政策支持。“不是政策问题。”米金水很激动，“社领导没有奉献精神。第一年买煤，我拿了5000元，给我几十元利息我没要，作为合作社的收入。他们理事会监事会哪个没拿（利息）？挣点儿钱就要分红，怎么发展？没胆量没气质没艺术，勾心斗角，你长我短。李志杰，人品不赖，胆小如鼠。”
合作社
“我不是做买卖、致富的带头人。”李志杰坐在家里的炕上说。他从去年底开始一直在家里养病，合作社事务由选票数仅次于他的李新占代管。“能干的人都不入社，单干。”
翟城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合作社法》2007年7月实施，当年底得到注册。李志杰喜欢书法，村里红白喜事都找他帮忙，因此被选为理事长。
合作社2005年统购农药，以3000元的价格承包给懂这个行当的李永伟。2006年，社员们不同意继续让李承包：能给社里交3000元，他得挣多少？结果李退出，由另外3个社员承包，最后上交社里100元。
“人多，意见也多，开会商量不通。统购经销化肥农药，让哪些人去不好定，我说了不算。”鉴于“人多”，2006年有几个爱好文艺的村民想入社（社里有文艺队），被李志杰拒绝了。
在2006年的工作总结中，李志杰在提到社员们批评合作社“什么也没干”后写道：“合作社是要全体社员团结互助，共同参与的，希望社员不要信口开河，应该给我们一个公正而又实事求是的评价。咱们一再讲，这是过渡时期，在没钱、没政策、没专业人才的情况下，我们纯粹的小农联合起来只能小打小闹，我们没有闯风险的资金，这也是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呢？哪个部门都不管，规模太小。卖粮食，大队承包给经纪人，对合作社并不优惠。”李新占说。
“不能光讲客观条件。”李永伟站在店里的柜台后说，“讲条件的时候机会就失去了。”被解除农药承包权后，李永伟在村里开了一家20多平方米的农药专营商店。
店里的味道呛人。李对学院和合作社有很多意见，但是他说，自己也是受益最大的人。“学院开始办得挺好。2000年就有人找我开农药门市，我没答应。在学院听了课，思路打开了。”后来，学院在他眼里变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还讲妇女怎么跟男人离婚，怎么分家产。”这时候，他有了电脑，有了网络，也不再需要学院给他提供信息。他的电脑就摆在店里，显示屏是液晶的。他承认，使用电脑也是“间接”通过学院学会的。
有人来买农药，李永伟详细地讲解用法用量。
为了证明自己对学院的看法并不孤立，李永伟打电话给一个叫李占全的村民，让他到店里来。
“你问个问题，他们不理你。”李永伟说。他认为，变化是从邱健生调走后开始的（米金水对邱的离去也很不解。他非常赞赏邱）。邱健生跟农民打成一片。“学院要摆正位置。你跟老百姓比种地，比不过。我搞过15年大棚，种过18年果树。我日记本记了多少？得学习。”李说，邱健生走后，学院的图书馆钥匙都不知道谁拿着了。他对学院逢年过节给孤寡老人送肉等行为没有好感。“关键你得找好项目帮助他们而不是光送点儿东西。”合作社刚成立，他就对开会之前先唱歌不满：有什么用？唱得再好，有收音机光碟唱得好？“合作社是搞形式还是搞实惠？”他问温铁军。“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温说。“哪有提这种问题的？”理事会的人批评李永伟。
“凤凰卫视来采访，我说农民接受不了不施农药化肥。”李占全进了店，在我们再三要求下，开始讲自己受到的“打击”。“又问我学院种的全生态西瓜，我说没吃过没见过，就看见一片草。”李占全当时在学院里建筑生态示范农宅，结果被解雇了。“没有人情味儿。村里一个光棍病了，到学院地里割了把韭菜，学院的人就是不让拿。韭菜都烂在地里了。”
“合作社这么下去没希望。”在我们的提问下，李永伟转变了话题，“村儿里还有人想办另一个合作社，股份制，谁出钱多听谁的，不可能我出钱多又找得着好项目再找个干爹管着。我给社里出过一个主意，任何一个项目都得比理事挣得多，他们说超过当头儿的不行。理事1年分60（元），监事50，老百姓3块。领导不行，开会都召集不到一块儿。”对此，李志杰在总结中曾提到：“三年来没给理事、监事、会计、出纳任何的补贴，今年有这个打算，除了给社员的分红以外，可以拿出一小部分补贴给他们。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计较钱的多少，因为他们三年来始终在默默地工作着，也是他们伴随着合作社走过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在这里也希望134户社员给予理解和支持。”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学院带给村里的文化生活，腰鼓、舞蹈、体育比赛等。“晚上11点还敲（鼓），没个钟点儿。穷折腾，经济发展了，娱乐自然就跟上了。”
“敲得人睡不着觉。”李的妻子从庙会回来进了门，“扰民。”
怀念学院的村民
“学院组织了20多个腰鼓队，请河南的老师来教，可热闹了。学院一倒，没心气儿了，都散了。”李志杰的妻子在厨房摘着菜说。“学院光办好事儿，号召大家清扫垃圾堆，冬天扫雪，有点儿什么事儿上学院，都给办。温院长说话不紧不慢，人爱听着呢。学院一走，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又都回去了。”
“学院没了真想。”李新占说。“学院在的时候，有个精神支柱。每天早上广播半小时农业知识，晚上听课，人满满的，有的骑三轮儿带着小孩儿，小孩儿睡着了放到三轮儿上，他就站在墙根儿下听。也不嫌远了，也不嫌黑了。”
“学院效益不大，得看从哪个角度讲。老百姓胆量比过去大了，过去话都不敢说，现在唱歌站起来就唱。”合作社监事长李树田说。他脑溢血未久，留有后遗症。
翟城村以村委会所在的十字路口（村里称为“十字儿”）分为东街和西街两部分。西街靠近学院，受其影响较大，参加学院活动和合作社的绝大多数都来自西街。东街最远处距学院也不过一公里，那里的村民们大多没去过学院，也不感兴趣。
“学院啥时候回来呀？”一位在十字儿买肉的妇女问。“真气得慌哩。”
在另一处，一群妇女在大门口边闲聊边择菜。说到学院，其中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嗓门儿陡然升高：“学院在的时候，我心里愉快。我喜欢跳舞唱歌。他们照顾老人，救助得白血病的小姑娘，组织羽毛球乒乓球比赛，我活得愉快。”
“你别听他们那些人胡说八道，他们说的都是傻话。”村里一个小饭馆的老板说。我们在他的店里点了炒饼。他听说我们在另一饭馆吃过炒饼，有些激动：“你尝尝我的炒饼，跟他的是不是一样。要是一样，我不要钱。”他也是店里的厨师，却并不急着去干活儿。“他们说的都是傻话。他们以为学院里都是能人，应该带着老百姓致富。学院里也不都是学商业的，他们也不是企业家。主要是精神文明，文化生活。学院在的时候，过年在大队院子里演出，多热闹。今年啥也没有，冷清。这村子里的人太自私，前两年政府给安地下灌溉系统，结果没人去挖沟，气得老书记站在街上骂。把学院租出去，钱能到村民手里吗？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转身进了厨房。李志杰在报告中也说到，合作社种植无公害红薯，干活的总是那么四五十户。“合作社领导老实正派，没能力。”老板兼厨师从厨房探头说道。
“就拿我们饭馆来说吧，学院给村儿里带来很多生人，我们才有客源，村里的经济也一样，才能搞活。”老板娘刚才一直插不上嘴。
“别看我这儿小。”老板端着炒饼走出来，“美国德国台湾香港人都来过。我爱跟大学生们（志愿者）一块儿玩儿，能听到不少新鲜事儿。”
他的炒饼确实不一样。咸得无法下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