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转型死亡谷 商业模式篇



1979年,当可口可乐公司试探性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它不会想到现在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会喝掉20瓶可口可乐的产品; 

2008年奥运前,一向对中国市场不无倨傲的苹果终于打算向中国发力; 

当一个你可能没听说的草根服装品牌依文,居然毫不胆怯地说它有打造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的雄心…… 

这就是中国,一个“世界市场”的魔力,曾经,它只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谓。“工厂”或“市场”,是中国13亿人口的“人口红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当这些人口进行生产活动时,他们构成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当他们生产的廉价的“中国制造”向世界输出时,“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形成了;当这些人口有能力进行消费,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出现。 

10亿消费者,这是中国.Inc的一大“商业模式”。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 

下一步,会是“中国投资”吗?倘如此,中国.Inc的商业模式就真的实现了“三级跳” 

文 | 本刊特约作者  吴垠  本刊记者  蔡钰 

今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19亿美元,达到了1.809万亿美元的新高。花旗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沈明高对《中国企业家》预言,中国的外储将在年内超过2万亿美元。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当时中国的外储余额仅为1.76亿美元;从1996年的1000亿美元到2006年底的1万亿美元,仅仅用了10年时间;从2006年1万亿美元到2万亿,可能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疯长”的背后,是所谓廉价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大行其道。 

然而近年来,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约束、工资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的外向型企业生存处境艰难,部分中小企业因不堪重负被迫关停,小型外资企业撤离现象也比较明显。以低成本优势赢得全球市场空间的“中国制造”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背负的一块巨石。然而,它也有“温情”的一面。 

有分析师指出,中国通过贸易收支顺差而积累的国民财富,加上由于本币升值而带来的购买力成倍增长,将使中国经济向以消费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转变。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更是认为,中国的消费已让美国变得暗淡无光,中国应该被看作消费大国。“中国已不再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正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也正在书写经济历史”。 

庞大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使得内需消费能够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首饰、服装、皮具、香水等奢侈品消费总额已达80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18%,这还不包括私人飞机和游艇。2008年上海国际游艇展上,参展的90多艘游艇几乎都找到了买家,1400万元的亚特兰蒂斯豪华游艇被当场订购。北京国际车展上,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跑车也名花有主。 

中国富人的腰包越来越多受到商家的重视,当然还有数量更为庞大、并且迅速膨胀的中产阶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几乎是顺势而成。 

当然,中国富人消费的提升不等于以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为主体的“中国消费”升级。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自主品牌的“中国制造”没有向高端升级的机会。解决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加强对中国消费者的全面理解,高端消费人群不仅重视产品的功能品质,更注重情感的价值。“中国制造”要向内转,满足本土的高端需求还应充分研究、深度细分消费群体的需求心理,为这些有了相当见识与特殊的本土消费心理的顾客创造出独特的产品概念与服务模式。 

在这方面,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差距明显。中国与美国GDP之比是1:5,而市场研究投入则是1:50,充分说明产品的市场化基础与需求导向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要完成消费升级,企业应该重视市场研究,关注市场数据特征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系统化地互相考虑。2008北京奥运给媒体、舆论提供了进一步培养、鼓励本土新消费主义意识的历史性机会。 

回顾我们近邻日本的东京奥运和韩国的汉城奥运,至今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通过奥运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制造与韩国制造的发展,提升了它们与欧美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了日本消费和韩国消费水平,奠定了经济社会腾飞的基础。借鉴“东京奥运”和“汉城奥运”带来的消费者本土意识高涨的先例,我们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引领未来“中国消费”的成长。 

再回到本文一开头的外汇储备话题上。2004年1月,中国首次非常规地使用了外汇储备,动用450亿美元以充实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在随后几年内,又陆续通过汇金公司向国有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投入了总计670亿美元。 

作为更大胆的探索,拥有2000亿美元外储作资本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去年成立,并先后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本公司黑石(Black Stone)不到10%股份,以略超高于50亿美元购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9.9%股权,在Visa公司的IPO中投资2亿美元,并在中铁香港IPO中投资1亿美元。 

但随即,中投年轻且冲动的投资被大规模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泼了凉水,其前两笔投资遭到不同程度的缩水,这在国内激起了一片问责之声。同时,几项以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形式作出的投资还受到了西方国家政治上的质疑。 

沈明高同意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是使用外储的比较成熟的办法,但他建议不要限制其太过关注海外市场。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成长性远远好于国外的成长性,我们现在相当于把国内成长性收益让给外资,反倒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持他们的成长。” 

可以佐证沈的观点的是,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回报表现远远好于中投海外投资部分的回报。而新加坡也有类似经验:淡马锡和GIC两只主权基金里,前者不受国内外投资范围限制,而GIC只限于投资境外,在过去新加坡高速成长的二三十年里,淡马锡的平均投资回报为18%,而GIC只有9%。 

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撰文建议,利用外汇储备成立中国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亚洲创新论坛上,包括黄亚生在内的许多人向《中国企业家》谈起外储投向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国内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苹果:在中国晚熟 

iPhone将吹响苹果对中国市场发起总攻的号角 

文 | 本刊记者  倪洪章 

史蒂夫·乔布斯一趟中国都没来过。 

2008年第一季度,苹果整体营收为75亿美元,但没有单独的中国市场数据,在其发布的长达数十页的财报当中,中国仅作为生产制造基地之一被偶尔提及。 

根据采访获取的信息,《中国企业家》大体推算出其中国业务的规模。 

苹果在中国的业务被划分为两大系列:一是包括苹果笔记本、台式机、服务器、工作站,包括鼠标键盘的周边设备以及数据库软件业务,被称为CPU业务;二是消费电子的iPod业务。手机业务由于未正式进入中国,目前尚未被列入。苹果在中国的核心分销商有四家,两家担当CPU业务分销,两家担当iPod业务。某分销商向《中国企业家》透露说,他与另一家CPU业务的分销商去年的总体营业收入超过7亿元人民币。而iPod业务虽然在去年被CPU业务反超,但是总体规模相当。另一业界人士透露的数据是10亿元左右。因此,苹果CPU业务的数据也应该在10亿元人民币之上,两者相加再折算为美元,则有望超过3亿美元。 

2007年,苹果全球的销售额为240亿美元,考虑苹果2008年的增长率,中国业务在苹果全球的业务比重则大致维持在1%。 

进入中国市场已有十多年的苹果,在中国交出这样的业绩似乎不太应该,尤其是跟韩国、日本那些消费电子厂商相比,苹果对中国这个新兴电子消费大国,显得如此漫不经心。苹果Logo上被咬掉的那一缺口好像就是中国。 

拒绝在中国变通 

在北京地铁里、户外广告上,你经常能看到大幅的一长串的剪影人,扭动身躯,iPod长长的白色耳机连线缠绕其间。知者愈发推崇,不知者永远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不无诡异色彩、左右摇摆的黑色剪影人,终于让苹果的一家核心经销商按捺不住了。他找到苹果中国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他,这样的广告到底“酷的是什么”?扭来扭去,有几个老百姓能看懂? 

“但,我们改变不了。”苹果中国的答复是,“苹果中国的负责人确实无权变更广告内容,这是苹果美国总部的广告策略。苹果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改变,即使是在阿富汗,苹果也会照章行事。”这家苹果的经销商告诉《中国企业家》,“苹果中国在广告发布上没有什么权力,惟一能做的是选择媒体、选择时段。” 

很多采访对象都对记者说,苹果中国只是一个市场与销售机构,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执行苹果总部的既定战略而已。 

这引发了苹果中国一连串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的媒体记者几乎从未成功约到苹果中国管理层进行采访,其公关部人士对于媒体采访也无动于衷,他们的工作似乎就是拒绝媒体采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苹果在中国的广告投放过亿元。由此,我们看到苹果在中国做事不成体系,东墙高高筑起,西墙却任由人推倒踩烂,这样的攻防形如虚设。 

不肯为中国而改变的还有产品战略。苹果产品在全球同一时间,用同一种面孔面世。全球皆同,无一例外。由于中国相关规定,电子产品在销售之前要经过3C认证,而这将耗去苹果一到两周的时间,所以,苹果新品在中国的推出总是比其他地方慢半拍。而其他国际品牌,则会使用变通之术,提前向中国发货,提前进行3C认证。但是苹果断然不肯,而且苹果的新品在发布之前极其保密。 

苹果产品的价格也全球一致,所有的产品都是以美元与当地货币间的汇率换算而成,再加上相应的税金。而在香港由于免税,则直接由汇率换算而成。 

中国市场上的苹果水货之患由此祸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一来,香港市场产品面世比大陆早上一两周;二来,香港市场上苹果产品比大陆要便宜20%以上。 

“来自香港的水货,占到其在大陆总体销售的四分之一以上,对我们这样的分销商冲击极大。我们无法避免,也无力解决。”经销商的脸上很平静,已经视其为自然。“是否可以建议苹果采取什么措施杜绝?”“我们跟他们谈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可能。” 

由汇率换算过来的价格,让苹果在中国高不可攀,导致苹果的用户群体规模不大。“苹果笔记本最便宜的也要一万元,而同档次的惠普和戴尔只要七八千元。全国而言,上海、广州和北京,三个地方是苹果笔记本销量最好的地方。杭州和成都这些富裕的城市也还可以。石家庄、兰州这样的内陆省会城市则相当惨淡,一个月的走货大约只有百八十台。再低一层级的城市,更差。”一家资历颇老的全国分销商告诉《中国企业家》,“苹果的笔记本在中国的用户群体是那些时尚的白领人士,在行业销售上以教育为主,其他行业则凤毛麟角。”“我们曾建议苹果中国去改变价格策略,他们也表示接受,但是之后却渺无音讯,不做回复。” 

很显然,苹果在美国制订的全球战略拒绝在中国作出变通,我们也可以把前几年苹果中国高层走马灯式换人的混乱、渠道的骤变也归结于此,至少是其衍生的后果。 

扣动iPhone扳机? 

南橘北枳,苹果中国畸形发展。 

直到去年下半年,IDC负责消费电子市场研究的高级分析师袁勃对苹果的印象一直是这样。但是现在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袁勃向记者提供了一组IDC最新的调研数据:最近两年,苹果在中国的增长速度非常快,2006年苹果在中国售出50多万部iPod,2007年售出70万部,增长率接近30%。去年,苹果iPod在中国MP3品牌中以销量计排名第四,如按销售额计算排名更靠前。袁勃提醒记者说,苹果iPod业务是中国市场上所有MP3品牌中利润最高的。 

还有更为可信的、由苹果在中国的一家核心分销商提供的数据:2007年与2006年相比,苹果在中国的收入增幅达到100%,其中CPU业务增幅超过100%,iPod业务虽然未达到100%,但增幅也很可观。  

根据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判断苹果在中国虽未倾尽心力,但增长和收益已相当可观。苹果在中国的迷失,似乎不是出于本意,而更是其全球战略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恶果,作为引领趋势的苹果,他宁愿超越中国的现实。事实上,乔布斯没有以职务身份来过中国,但他确实也很少去日本、欧洲这些重点市场。 

现在不同了,一个重大的契机出现了,iPhone很有可能成为他在中国发起进攻的号角。苹果3G版iPhone手机7月11日在全球首发,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专卖店门前7月4日就有人排起了队。假设,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中国,乔布斯会作何感受。苹果中国的分销商们都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对中国,乔布斯不再无动于衷。2008年6月,他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够进入的两大市场是俄罗斯和中国,我相信今年晚些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我们进入这两个市场。” 

此前,苹果中国已为此精心布局,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已经蓄势待发。这一切都是卢雷完成的。 

卢雷是摩托罗拉旧将,之后掌门NEC中国手机业务,2006年转任苹果中国亚太区副总裁。卢雷是手机界为人所高度关注的人物。现在卢雷在苹果任职将近两年,其低调甚至让人闻不到任何声息。袁勃甚至无法从公开信息上看到卢雷是否还在任上。但是卢雷却在精心谋局,为即将来到中国市场的手机奠定行销体系。 

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苹果中国2005年高层人士动荡不安,丑闻迭出。但类似情况围绕卢雷而走。经销商猜测说:引入卢雷就是为谋局手机进中国而为,在手机还没进入之前,苹果不会放弃卢雷,好坏,至少要试一下才知道。 

有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卢雷将苹果中国各大区的负责人都换成了来自摩托罗拉的人员。而在此之前,苹果各大区的负责人都是IT业务出身。苹果中国总部的中高层人士也以手机业务人员为多。“这显然是乔布斯在为手机布局,只不过它是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在行进。” 

苹果中国的另一个刻意之举就是,在全国新发展了七家经销商来销售苹果的笔记本和iPod产品。这七家经销商被称为KA(Key Account),即在营业面积、客流量和发展潜力上拥有优势的经销商。在北京是英龙华辰,他在建国门、东环广场开了多家苹果笔记本的体验店。在深圳是南方酷动,在上海是神汇,在广州是新联,等等。 

更关键的信息是,“他们都是手机圈子出来的,现在他们卖苹果笔记本和iPod,等苹果手机进来,他们马上铺货进军手机,迅速完成身份转换。”《中国企业家》得知,这些经销商已经与苹果合作一年多,正是卢雷走马上任之后的事情。 

苹果在中国的新增渠道还有,国美、苏宁、大中、宏图三胞等3C卖场。另外,还有一些行业代理。这些渠道也可以迅速变身为手机渠道。 

袁勃也看出了苹果的这种变动趋势,他告诉记者说,苹果的渠道在向手机业务靠拢。 

据市场分析企业In-Stat 2008年初发布的报告称,截止到2007年底在全国移动网络中的iPhone用户高达40万(当然全为水货),几乎相当于当时全球iPhone销量的10%!从中关村或者网上,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水货,但是,现在它的价格从最初的3000多元钱,已经涨到5000多元。苹果与中国移动甚至中国联通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全世界都盯着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对于乔布斯这个中国市场的“生手”来说,显然还有棘手的问题待解:一是正好赶上中国电信业重组,通信制式的不确定,让苹果无所适从。另外,当苹果遇到中国移动,上山虎对阵入海龙,谁肯让一步,悬疑重重。 

当美轮美奂的iPhone进入中国之际,也许是苹果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启的时刻。 

在中国,乔布斯肯定不是笑得最早的那个人。但他莫非听过中国有句俗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喝可乐长大的26年 

《中国企业家》记者孙欣以一名普通消费者的体验,讲述这种美式饮料,如何不间断地刺激一代代中国人的舌蕾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1982年,我出生在南方一个普通家庭。小孩子们大多爱在夏天买一种5角钱左右的桔子味瓶装汽水。从我上小学开始(大概1988年前后吧),小店里突然多了一种黑糊糊、一打开就会咕哩咕噜冒泡的饮料,玻璃瓶上还画着弯弯曲曲的红色波纹。“可——口——可——乐”,这个名字不仅有点可笑,还有些饶舌。身边第一次有个商品鲜明地宣扬“快乐”,这真叫人吃惊。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早在1979年1月2日,即中美恢复建交的第二天就进入了中国。比我出生还早3年呢。只不过是七八年后,它才真正在我的家乡流行起来。 

那时,大多数年轻人在喝了第一口之后,就被这个能被气呛到鼻尖的饮料迷住了——价钱是贵了一倍,但桔子水可没这么酷。小孩子常常一出门就缠着家人要买这种一元多钱的瓶装可口可乐。没多久,我们就在小商店和超市里看到了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和大塑料瓶。于是我们撺掇着父母从超市一箱箱地拎回来。 

很快,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另两种好喝的饮料——雪碧和芬达。“你喜欢可乐还是雪碧?”这几乎成了当时小朋友们的社交词句,就像大人常说的“你吃了吗?”还记得每次周末去外公家,外公总会笑眯眯地从冰箱里拿出一大瓶可口可乐和一大瓶雪碧,我和表弟像蚂蚁一样,迫不及待地搬回房间里,生怕大人们再收回去。 

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是那个被传诵一时的小案例——雪碧的起名和广告。那是1998年的事了。“晶晶亮、透心凉——雪碧”,几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凉爽的广告语了。 

“晶晶亮,偷新娘”,在路边、楼道间,无聊的小男孩们常常扯着嗓子喊,生怕这个世界听不到他那点歪门邪道的小“创意”。“偷新娘”的确拉近了雪碧和孩子的距离,我不禁猜测前两年娃哈哈推出“爽歪歪”时的心机——难道他们也想通过富于联想的词让孩子们内心躁动?  

不过,自从我上了四年级后,对可口可乐的忠诚便被一个同样来自美国的“挑战者”百事可乐打破了。 

我和几个小伙伴都觉得它的口味没有可口可乐那么冲,且更偏甜,尤其在我们爱吃的肯德基里,卖的是百事可乐。随着百事鼎力支持的流行音乐的疯狂兴起和百事球星卡的风靡,更多人汇入蓝色海洋。一个推翻、叛逆的年代已经拉开序幕,人们更喜欢寓意“流行、时尚”的新事物,大家似乎都进入了躁动的青春期。 

相反,当时可口可乐的广告仍在突出家庭共分享的欢乐主题。当大人们辛辛苦苦抱回来一瓶可口可乐,有些孩子会噘着嘴嚷“我要的是百事可乐”。其中也包括我的表弟。他们以新一代自居,内心里与代表传统的可口可乐产生了某种隐晦的距离。 

“两乐”开始抢终端,连我这种埋头学习的中学生也看得出。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各个小店的墙上都贴满了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的广告,店外撑着硕大的可口或百事的遮阳伞。当然,他们必须在红、蓝两色间做出选择,这就看哪家公司来得更早、给的条件更优厚。他们的营销人员能跑遍每一家店,跟每一个老板说,“嘿,我给你1.5倍的钱,明天开始用我们的广告伞。”还有比这更扎实的营销吗? 

据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本土化模式,可口可乐是和中粮集团、香港嘉里集团、香港太古饮料公司三家分别成立合资公司。而百事可乐却是在每个地区寻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 

“两乐”在中国的影响几乎是全民的,连父母这辈的许多嗜茶者也偶尔品尝。不过,我们忽视了另一个大问题——直到我的牙变得缺钙易碎。虽然很难说这是喝可乐导致的,毕竟小孩子大多爱吃甜食。不过有关碳酸饮料危害健康的理论还是遍布四处。 

“追求健康”的趋势在我成年后变得更加明显。各种冰红茶、冰绿茶、乌龙茶,还有鲜橙多、酸梅汤,再到后来的脉动、激浪、尖叫等功能性饮料开始泛滥。 

可口可乐似乎听到了人们的抱怨,陆续开发了酷儿、雀巢冰爽茶、醒目、天与地、冰露等饮品,尤其推出了低糖的健怡可乐。不可否认,它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比我想像得快。很快,许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喜欢上了这种“不容易增肥”的低糖可乐。 

不过,据说在中国广大的三线城市、乡镇农村,还有许多人从没喝过这玩艺。记得一位同学的父亲曾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去陕北农村采风。当他把一罐可口可乐递给在土路上嬉戏的孩子时,孩子不好意思地问“这怎么开?” 

对于广大农村这块大蛋糕,有人想在可口可乐前提前下手。于是,有个叫宗庆后的浙江商人又开创了一种“非常可乐”。据说在南方市场,卖得还不错。不过说实话,我至今没喝过。很多人认为,那只是在农村销售的饮料。 

看起来,可口可乐有点腹背受敌。约摸是2002年的暑假,我在电视上又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大感吃惊。它彻底摈弃了之前欢乐、温馨的主题,广告弥漫着音乐、网游等元素。从那时起,我感到可口可乐已经离我而去,奔向了更年轻的人。 

当我再次关注可口可乐的广告时,我发现它又和以前不同了,似乎把那些音乐、网游元素还给了百事,转而变得追求刺激。它鼓励人们抢夺可口可乐;突出开瓶瞬间那喷涌的气泡带来的劲爆感受。我记得大个子姚明和长腿刘翔都现身广告中——可口的广告代言人大多老少皆宜,和百事那群个性十足的港台明星截然不同。 

但无论可口可乐的广告如何激动人心,除了在餐馆聚会,我的确已经很少喝它了。每每看到学生们拿着可口可乐,我总在想,“嘿,这玩意传到你们手上了。”  

北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了。我见到的不少企业的奥运营销广告,大多打着“中国赢”、“中国强”、“中国加油”等同质化的口号。哎,如此乏味!难道这家企业说他爱国,我们就傻到认为他的竞争对手不爱国吗?  

可口可乐2008奥运的营销主题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我认为这高了一个层次——它仿佛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考虑问题。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了可口可乐奥运事务部总监鲁大卫。据说这个曾在北京55中上过初中的美国人,能说出“五彩的烟火在空中消散”这样的优美语句。据说他工作时80%的时间说中文,与员工交流毫无障碍。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大部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随时随地狂吐英语并以此为荣。 

我问朋友,可口可乐对于奥运营销究竟是怎样想的?朋友的答案有些超出我的想像。他说,可口可乐除了在2001年出了一批申奥成功的纪念罐外,2007年之前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2007年,也不过是给易拉罐换装、出奥运徽章等小活动,他们把大部分的金钱和精力都押在了全民关注、传播率极高的火炬传递上。他们认为中国人对奥运的向往在那时将达到高潮,这比自己投钱做若干活动更有效。 

“你猜鲁大卫说什么?”我的朋友故作神秘地说,“他说,外国人只知道中国在哪里,可不知道河南在哪儿?广西、山东、浙江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乡多么关注。所以我们让可口可乐的火炬手以及拉拉队的T恤背后不是写着中国,而是写着他们家乡的名字。” 

到底是在中国深耕了29年的公司,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上,的确有一手。 

 

 

汇丰:“为人民币服务” 

尝试将本地化与全球化服务进行无缝对接,是汇丰有别于其它外资银行的一大卖点 

文 | 本刊记者  王春梅 

?42年来从未间断在内地的服务。”以“环球金融、地方智慧”为诉求的汇丰银行从不讳言自己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系。 

而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在中国金融业版图开放的每一个坐标下,都可以在最前端看到汇丰银行的身影。至今,汇丰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已达66家,数量位居外资银行之首,并且在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中,汇丰的人民币服务地域范围最广,本地客户比例已超过50%。 

聚焦高端 

汇丰北京分行中关村西区支行是一间典型的汇丰第三代卓越理财中心:在出纳员的隔离式柜台之外,以深蓝色漆墙、皮革软椅、擦得锃亮的银质灯具、液晶电视里播放的BBC等海外电视台、壁柜上陈列的象征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写实派油画、自助饮品吧等一系列更时尚、更流行的元素吸引都市新贵。推门而入,迎面一位客户主任笑脸相迎,积极地引座、介绍,却又不会让人有任何压迫感。在了解了客人的要求之后,会有针对性地为其请来一位客户经理做进一步沟通。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个人金融理财业务总监霍霭玲告诉《中国企业家》,考虑到目前汇丰在内地的网络和资源仍相对有限,因而在中国的零售银行定位以财富管理为主,侧重提供的正是作为汇丰金字招牌的卓越理财服务。 

该服务在2002年登陆中国内地市场,当时对本地居民只能提供有限的外币服务。2007年5月,汇丰对这一品牌进行全面升级,加入了很多新的功能,并且在当年9月3日正式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推出,也包括中国。 

2004年至2008年的这4年里,汇丰在中国新建了56个分支机构,其中有43家都拥有卓越理财中心。目前汇丰总共在中国的15个城市有48个卓越理财服务网点,这个数字仅次于伦敦和香港。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丁国良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透露,正在奥运村附近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家新的支行,希望奥运会前能开业。曾先后在汇丰位于内地的多家分行有22年从业经历丁国良表示,他在内地最大的从业经验是“对政策了解得透彻、行动上贴合得紧密”。 

正因为此,汇丰北京分行成为第一家开始经营人民币存款业务的外资银行分行。“虽然只比其它分行早了一天,但这一天,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对本地居民能做的第一笔人民币存款业务。”这位1978年就加入汇丰的香港人说话时眼里闪着亮光。 

从1865年苏石兰(Thomas Sutheland)创立仅服务于中国贸易活动的一家弱小银行起步,在中国扎根140多年的历史注定是汇丰能捕捉中国政策变化先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1年,中国公布了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具体时间表后,汇丰立即成立了专职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到各城市和人群中做深入调研,制定了应对开放的一系列步骤。不仅如此,作为将75%的业务集中在亚洲的汇丰,近年一直在加速兼并收购,并已通过入股或独资的形式,成功涉足了国内的银行、保险和信托等领域。外表文质彬彬、内里却野心勃勃——这是汇丰在中国“羽化登仙”的一种姿态。 

截至目前,共有7家外资法人银行获准开展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分别是汇丰、东亚、渣打、花旗、恒生、星展以及南洋商业银行。汇丰有“卓越理财中心”,它的对手们当然也都磨刀霍霍。东亚银行有“显卓个人理财中心”,渣打有“优先理财”和“创智理财”,花旗有“CitiGold花旗财富管理”,恒生有“优越理财中心”,按照“二八法则”,外资银行不约而同地把资金和兵力重点投入在高端理财上,目标直指黄金客户。 

其中,花旗于汇丰可谓是棋逢对手。在更高端的私人银行业务上,花旗比汇丰早走一步。2006年3月28日,花旗在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开业,主要向中国内地的外国居民提供经核准的外汇和人民币服务及产品,同时为内地居民提供经核准的外汇服务及产品。在亚太区,花旗拥有最大的私人银行服务网络,区内所管理的资产近600亿美元,服务的高资产净值人士(资产净值不少于1000万美元)超过6000名,其中囊括了一半亚洲(不包括日本)的亿万级富豪。 

汇丰的私人银行业务甚至晚于渣打,后者在2007年9月起步。而汇丰最近才开始在北京、广州和上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目标客户定位为拥有10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可投资资产300万美元的对象。 

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翁富泽表示,私人银行将成为推动汇丰中国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支点。目前它在中国的私人银行共有9位客户经理,年底前将增加至18位。该业务将在现有的卓越理财客户中深度挖掘私人银行客户。 

分析师们认为,尽管在中国市场,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既丰富又多元,但在产品种类配备上,各家理财中心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由于政策限制,外资银行只能局限在一小部分领域发展业务。因而,规模将是未来它们与中资银行逐鹿中国的“起跑线差异”。 

“无国界”优势 

李璇,是中关村西区支行的一名高级客户经理,加入汇丰将近3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常常能为她和客户营造共同话题。她有一位老客户,是汇丰开展人民币业务之前就加入卓越理财的。后来,该客户的女儿要去英国留学。由于西方国家对新开账户控制极严,如果没有当地的居住记录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取一个银行账户。汇丰的新版理财服务正好帮了这个客户的忙。客户只需要为女儿新开一个联名账户,就可以在出国之前由汇丰协助其在出发前预约开立海外汇丰账户及办理海外信用卡。同时,家长还可以随时看到女儿在海外的开支情况,各种费用也可以不断从网上银行免费汇出。女儿在当地分行遇到困难,只须缴付英国当地的通话费,就可拨打汇丰24小时的理财专用热线,连到中国的电话银行总部上海,但如果热线客服仍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则会把电话再转到她的专属客户经理,即李璇处。 

为本地客户提供全球联网的个人银行服务,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中,这是汇丰的首创。客户只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汇丰卓越理财客户,便可获得全球身份认可,享受“无国界”理财。 

当然,卓越理财的某些服务内容并非汇丰独有,花旗也提供一对一专属理财,渣打也有1000美元的应急现金帮助。但目前,只有汇丰借助其强大的环球网络支持客户的“无国界”理财。其网络已遍布83个国家,在全球有250个卓越理财中心、近4000名卓越理财客户经理。 

今年是北京分行中关村西区支行行长余音在汇丰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对她而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她的客户中有一些人已跟了她五六年,从最初她在中粮广场的北京分行,到后来在中关村的第一家支行,再到现在这家支行,并且都是中国本地人。  

“时间长了,客户可能不是完全注重于物质层面的收益,更享受的是银行能提供的增值服务。”余音说。增值服务的来源之一是客户经理们的个人经历,比如客户的小孩去国外留学,而客户经理也曾在不同国家读过书,会把自身的第一手经验和客户分享,诸如学校排名和申请、当地城市生活各方面的介绍等。 

北京市场已经凸显出中外资银行在高端理财业务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门槛和费用是各家竞争的重要标尺。今年初,花旗将“贵宾理财”门槛由80万元猛降至50万元人民币,降幅近40%;东亚则将“显卓理财”的门槛由20万元提升到50万元人民币;再加上汇丰的“卓越理财”,目前共有三家把高端理财服务门槛设为50万元人民币的外资银行,而渣打银行是75万元人民币。 

“实际上,在国内定的起点相对其它地方是低了些,但成本确实是高的。主要是因为业务刚刚开始,处在投入发展期。”汇丰在香港地区卓越理财的起点是100万港币;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大概是7万-10万美元。同时,汇丰更是给予贵宾客户在世界各地的理财中心所有服务免费的优惠。 

但不论是对汇丰还是花旗,目前最大的劣势还在于理财产品的种类受限。“与海外市场的另一个差异是,产品的种类还没有办法跟国外看齐。这也是我们对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没办法做到理财的终极目标。”丁国良说,“实际上,终极的理财服务目标是希望能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那就需要有不同的理财产品,实现一站式的服务,而不是在保险公司做一点、到证券公司又做一点。做理财最成功的是,客户从一而终,这个不是做不到,就要看你这个客户经理能否把客户做到这样子死心塌地,一定要非你不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需要做很大很大的努力。” 

 

 

“企鹅”如何长大 

随着中国网民平均年龄的增长,腾讯正在研究怎么去抓住那些成熟用户的眼球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让大家拥有自己独特的QQ表情。”2006年10月的一次旅行途中,腾讯公司高级设计师cjshadow和同事jesse偶然聊到公司数年前推出的产品QQ秀时,突发灵感。几个月后,一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怪怪的新产品“咔嚓秀”诞生。通过某种软件,腾讯的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摄像头为自己的QQ制作出各具风格的表情。“QQ表情咔嚓秀,我的表情我来秀。”这句颇有煽动性的广告词也随之而来。 

类似咔嚓秀这种针对年轻人心理消费的创新和琢磨随时在腾讯里发生着。“每一个人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想。”腾讯互联网业务执行副总裁吴宵光说,“包括我们自己,每天要去Q-zone,用QQ秀,听我们的音乐。” 

腾讯因为善于倾听用户赢得了用户的心。2008年第一季度,腾讯QQ的实时通信注册账户总数达到7.834亿,其中活跃用户3.179亿,最高峰时,同时有4030万人在使用QQ工具进行沟通,同时还有2240万会员为了获得腾讯提供的增值服务而每月交纳固定会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道,一直以来,提供免费服务是互联网迅速赢得大众欢心的基础之一。 

从模仿到“局部创新” 

1998年,马化腾创办腾讯。这10年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黄金10年。 

2008年第一季度,腾讯总收入为人民币14.329亿元,继续坐稳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的头名。到今年6月10日,香港恒生指数将腾讯吸收为恒生指数成份股,这是互联网公司在香港股市的首例,在被纳入恒生指数后当日,腾讯股价上涨10%至63.35港元。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到2007年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2.1亿,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同时潜力无限的市场,国外互联网巨头,如谷歌和微软,一直在努力争取中国的市场份额,不过在腾讯等本土互联网公司植根于本土的创新模式竞争下,这些外来的竞争对手都暂时在中国遇到了挫败。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的市场份额尚不足对手百度的一半,而微软MSN用户同样远远低于腾讯。 

这些与中国公司竞争的跨国公司中国部门往往缺乏快速决策权力,导致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与中国本土公司的第一轮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有趣的是,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往往一开始,在相当程度上模仿了那些美国公司的商业模式。 

腾讯赖以成功的核心产品QQ是模仿了以色列人的杰作ICQ,而后来让腾讯大获其利的QQ秀这一模式也同样并非腾讯独创,而是从韩国的赛我网借鉴而来。不过腾讯得以在本土击败强大的跨国竞争对手却并非依靠全盘照搬他人模式,而是进行了局部创新,“不要说为创新而创新,很多是在满足人们需求以后才发现你有局部创新。”腾讯创始人、董事长马化腾说,“你做到了满足同一需求,那你就是很好的创新。”为了了解产品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要,马化腾个人会首先试用公司所有重要的新产品,然后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决定这款产品是否适合推出,同时向产品部门提出各种改进建议,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司的“首席体验官”。腾讯也逐渐揣摩出一套研究中国互联网用户行为和发现需求的技巧。 

各种论坛是腾讯活跃用户们经常会发表他们意见的地方,腾讯会派出专人搜集各种论坛上用户对于腾讯产品发表的各种言论,同时,公司的客服每天也会接到众多用户的电话,其中的很多关于产品使用的信息会最终反馈到产品部门,成为某款产品改善提高的基础,个别时候,还会有一些“粉丝级”用户被邀请到腾讯来体验一下新的产品,腾讯的工程师们利用一些系统方法来观察、评估这些用户的使用体验,其结果则被用来推动产品的改进和发现用户的更多需求。“用户需求无处不在,我们会通过非常多的模式去满足。”腾讯互联网业务研发副总裁汤道生介绍。有些时候,腾讯的工程师则是去到各种网吧,“仔细询问为什么不用我们的QQ秀,哪里存在着问题?” 

“其实这些改进是比较朴素的,没有高深的地方,但关键的公司从上到下是怎么坚持这样一个理念。”吴宵光说。 

为了进一步发掘用户的潜在需求,腾讯在2006年7月成立了创新研究中心,这一部门最初挂靠在研发中心之下,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单独部门,其核心职能是搜集、研究、删选各种潜在的产品和服务概念,并在创新研究中心将这些概念孵化成为可用的产品,然后移植到各个相关事业部。 

跟用户一起长大 

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2007年比上年增加了7300万,年增长率为53.3%。不过马化腾估计,中国网民在达到2.5亿的规模之后,其增长的速度会放慢,特别是新增的年轻网民比例会减少。这也意味着中国网民的平均年龄将在今后三四年内发生变化,一直有着低龄化特点的中国网民群体整体年龄会增长,而随着用户平均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需求也将会发生变化。“广告、电子商务慢慢成为主流了。”马化腾预测。他进一步预测未来5到10年内,腾讯在线广告业务收入将会在总收入所占比例中超过50%。 

为了应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这一正在发生的变化趋势,腾讯在2003年推出新闻门户网站腾讯网,2005年则上线电子商务C2C网站拍拍网。 

QQ秀与QQ空间的年轻用户或许喜欢更为活跃或者花哨的内容,新闻门户则必须强调影响力和权威性。为此,马化腾在2006年邀来时政杂志《南风窗》主编陈菊红担任腾讯网总编辑,加大对财经、科技新闻的投入,以改变过去腾讯网依靠社会、女性频道吸引眼球的旧有印象,马化腾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接指导腾讯科技频道的内容工作。在广告销售和公司品牌推广上,腾讯则请来了广告界的知名人士刘胜义。2008年4月,腾讯网成为上海世博会惟一的互联网服务高级赞助商,这意味着腾讯网将拥有诸多世博会内容资源,并且成为赞助商使用世博会标识时惟一的互联网广告投放地。 

搜索是互联网广告的另一个重要市场,在中国,百度和谷歌分享了主要市场份额。作为搜索市场的后来者,腾讯则寄希望于使用“人肉搜索”来在该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所谓“人肉搜索”并不是目前中国网络上的对他人隐私的挖掘,而是在为用户提供搜索结果时加入人工控制和编辑,以此为用户提供最为准确和符合需求的结果,这一模式此前在韩国取得极大成功,马化腾则试图将其移植到中国,“我不知道‘人肉搜索’在中国能否成功。”他说,不过他透露腾讯未来将在这一领域招入多达3000名的搜索编辑。  

 

 

人人想做“阿玛尼” 

一个女性创业家如何千方百计在中国本土孕育奢侈成衣品牌?她的努力、焦虑与困惑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前台前的红木桌案、挂着刻有12个“年轮”的斑马原木、会客室的意大利名牌地毯,配以单价高达数十万元的意大利小牛皮沙发,连电梯里都撒着红心白瓣的小花。在依文服饰位于北京丰台总部基地的办公楼里,所有的细节似乎都在向初来乍到者宣告:这个企业老板是个女人。 

1994年创办了依文服饰的夏华,顶一头大波浪卷发,袭一身黑色低胸长裙。不过这个优雅地坐在貂皮软毯上的女人也并非看上去那么风光。跟依文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雅戈尔等男装企业,凭借着大资金、大工厂、大生产,其年销售额甚至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依文还只是一个年销售额不过数亿的“小企业”。 

在依文旗下,夏华构建了多品牌金字塔:金字塔最底层是2007年新推出的中低端品牌杰奎普瑞,夏华希望将它做成中年男装中的“ZARA”。往上是中高端的依文、高端的诺丁山,塔尖上的便是顶级的奢侈品牌凯文凯利。夏华计划用杰奎普瑞和依文的现金流支撑诺丁山和凯文凯利的发展。“这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方式。如果我只做顶级的凯文凯利,依文一定活不下去。” 

这个决定以品牌和设计搏击高端、甚至宣称要缔造“中国阿玛尼”的女企业家承认,她时常会陷入焦虑和不安。 

她对品牌差异化、个性化的焦虑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2001年,当创业六年后的夏华提出要做“诺丁山”这个“高端休闲”的新品牌时,很多依文的员工都诧异了。夏华回忆,当时是因为她感觉到了某种危机。整个中国服装产业都在飞跃式发展,雅戈尔、报喜鸟、七匹狼等一批男装企业高速成长,曾经的蓝海渐渐变成红海。 

她随之主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规模展开一次消费者需求调查,二是筹备创建高端休闲品牌“诺丁山”,以依文的现金流供养高端品牌。 

这场大规模调研的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影响顾客选择男装的因素中,80%竟是非专业因素,心理因素尤为明显。例如,一位男顾客买依文,并不是因为依文的款式和花色,而仅仅因为其部门领导穿着依文的服装。 

夏华终于在竞争激烈的男装市场里,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针对消费者需求和情感实施营销。“离男人钱包最近的是心而不是手”,她这样教导员工。 

自幼丧母的夏华从小便会察言观色,她在爸爸和三个哥哥身边长大,对男人的观察尤其丰富。身为女人的她本能地会以适当的退让和谦卑博取男人的爱怜。“依文,你永远的情人”,当2003年的情人节,夏华斥资200万元将3万支红玫瑰夹着3万张写着暧昧句子的卡片分别送到3万个依文VIP的手里时,男人们的虚荣心被放大。每个依文的VIP在生日前夕总能收到依文的短信祝福;每个情人节,“别忘记给妻子送花”的温馨提示如约而至。一位依文的VIP说,“每次当我几乎将它遗忘的时候,它总会做些什么,让我再次想起它。” 

不过,2005年之前,依文的高端品牌“诺丁山”的设计风格一直未能让夏华满意,似乎只是年轻版的“依文”。 

为了保证设计品质,夏华开始物色国外设计师。很快,她看上了两个日本裔的意大利小伙子。在她看来,与其找身价高昂还容易固执己见的意大利名设计师,还不如找那些具备一定设计水平且容易沟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1年中有3个月呆在中国,且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化。 

此后,诺丁山每次针对新季新品的研讨会都多了一个环节,两位意大利设计师分析未来两年的欧美男装流行趋势以及诺丁山应该吸收的元素。夏华力求让设计流程更加成熟,“中国很多服装企业第一次开会就在讨论成衣,但我们宁愿先把潮流和设计元素讨论清楚,制定出清晰的方案。”会后,设计师们再根据方案搜集原料,做出4倍于实际投放量的样衣,再由品牌总监给出修改意见后进行二次修改,最终由以夏华为核心的高管层挑选出上市的成衣。 

在产品上市的方式上,诺丁山也摈弃了一个季节上一次货或者两次货的传统做法,而是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夏华认为“这不仅能让顾客保持新鲜感,还能减少库存”。 

终于,在2006年之后,消费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诺丁山风格的巨变——无论色彩还是条纹、甚至营销风格都更加大胆、夸张。 

很多VIP对今年3月诺丁山主题为“艳遇”的2008秋冬季时装秀记忆犹新:闪耀的桃色灯光、高贵的皮草T台、柔软的音乐与绝妙的钢管舞者都在极力配合服饰表现NOTTING HILL桃色男人浪漫、时尚、激情的一面。时装秀的光盘,以及写有酒吧、展览信息的卡片会被及时送到所有诺丁山VIP的手中。此外,夏华还酝酿着在大型的诺丁山专卖店里做时尚的概念餐吧,连接男人的胃和心。 

目前,“诺丁山”的销售额已经占到集团收入的30%以上。但夏华的高端梦想并未就此止步,现在她50%以上的精力又投给了依文旗下另一个顶级男装品牌“凯文凯利”。 

比“诺丁山”晚诞生一年的“凯文凯利”是夏华对于顶级男装的极致挑战,在她的设想里,凯文凯利应该具备最奢华的“情感营销”元素:为累计消费10万元以上的VIP顾客配备私人管家,在豪华会所中量体制衣,随时奉上精美的餐点和雪茄。成衣总有出人意料的细节让VIP们倍感妥帖。譬如,用带有雕刻的墨玉制作纽扣,与瑞士钟表合作研制带有微型弹簧的男士腰带,衬衫和内衣间会缝有隐秘的小扣子,以免衬衫尴尬地从腰间滑出,在富豪们脱下西装的一瞬间,露出西装里面某个手工精绣的名字等,此外还享受24小时免费洗涤。 

为了梦想中的凯文凯利,夏华力求让自己和团队融入奢华的文化。因为她相信,文化不是硬生生创造出来的,如果自己和员工都没有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又怎能为富豪们提供五星级乃至钻石级的服务? 

于是,在2005年前后,她在北京丰台总部基地购置了这幢办公楼,仅基础装修就花了400万元。而那些办公用具、沙发、地毯、灯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仅如此,她还在公司内部实行管家服务。一幢4层高的楼里共有20多位管家,包括专人负责摆放电梯地面和垃圾箱上的粉红花瓣,以便让员工切身感受到五星级的服务。 

而夏华也不再是创业初期那个年夜饭啃面包的辛苦女人,她看上去不再“节俭”,而是着装讲究地出入各种高级晚宴和名流聚会,与富豪们在高尔夫球场和游艇上沟通感情和生意。她说,只有从这些奢华的体验中才能获得做凯文凯利必需的灵感。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经历了玩游艇时衣服被海水打湿,且因盐分沉着而在衣服上形成白色斑点的尴尬后,她准备研制一种即使被海水打湿也完全看不出痕迹的新面料服装,专供富豪们在游艇上穿着。 

与依文、诺丁山在各类时尚杂志上频频亮相不同,凯文凯利几乎不做广告,以保持充分的隐秘性和尊贵感。因此,在一些名流聚集的主题活动和研讨会上,夏华经常八面玲珑地游弋于达官显贵之间,谈论她的凯文凯利。 

为了配合顶级服饰的营销,夏华还专门聘请了6名礼品设计师,并于2007年成立创意文化工作室以及工艺大师工作室,从中国明清家具中汲取艺术元素和灵感融入品牌之中,并生产出独特的创意礼品。 

夏华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的:给那些不在乎钱的人足够的理由拒绝那些外国名牌,选择凯文凯利。因为她相信,在原材料实现全球化采购的今天,凯文凯利在质量上并不输给任何一个欧美名牌。 

然而6年来,凯文凯利一直没有达到令夏华满意的状态。一方面,凯文凯利的确有不少独特的中国元素,但与那些享誉全球的国外顶级名牌相比,差异化还不明显。夏华也清楚,虽然聘请了意大利米兰的设计师加以指点,但千万甚至亿万身家的富豪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服饰体验,凯文凯利的团队也还没有找到最恰当的感觉。毕竟,在这个“世界工厂”的时代,传承祖先的灵感变得十分困难——奢侈品的灵魂应是一片历久弥新的琉璃瓦当、一幅数月完成的手工绣品,而非被电脑控制的轴承、齿轮以及充斥着节约精神的账本。 

更重要的是,正如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所说,文化不是硬生生创造出来的。诺丁山成功的背后是中国个性、时尚、小资文化的崛起,但是否有足够的文化支撑本土顶级男装?在阿玛尼、BOSS横行的时代,又有多少富豪真正能理解和欣赏蕴含中国文化的奢侈品,愿意为中国品牌的顶级男装奉献财富?吴志泽说,在中国做顶级服装,必须依靠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崛起,而这,同样需要时间。 

资金、设计、人才、历史、品牌价值等方面能力与资源的欠缺,这是许多有意走向高端的中国服装企业共同面临的鸿沟。 

 

 

夜上海,魅上海 

文 | 本刊记者  谭相宜 

这是那个先敬罗衣后敬人,衣为先,食次之,住和行因为成本最高昂,不得不妥协的上海。 

这是那个七旬的老太太老先生会穿戴得整整齐齐,去吃一份鲜奶小方的上海。 牋? 

这是那个下大雨,男白领会先把昂贵的西装保护在胸前,哪怕浑身湿透也在所不惜的上海。 ? 

这是那个每月消耗近4000瓶香槟,位列全球香槟消耗量前十的酒吧的上海。 

这是那个拥有最娇嗔、最爱“作”的妩媚女子,号称“好男不上班、好女嫁老板、戆男戆女倒三班”的上海。  

这是那个拥有全国最高的西化程度,会有为数不少菜单全英文的上海。 

这,就是上海。  

 苏州河,历史与艺术的味道 

苏州河曾经和中国近现代史有着紧密的关联,是上海总商会、中国第一家民族缫丝厂等的发迹之地,如今变身成了艺术家云集的苏州河艺术区,简称“苏河区”。 

位于莫干山路50号,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家族的企业信和纱厂,如今成了创意产业园地。而“淞沪抗战”里八百壮士和日军激战的四行仓库里开出了设计事务所,建筑师登琨艳位于河畔的工作室源于建于1933年的杜月笙粮仓,邬达克设计的啤酒厂房改造成了“壹号码头”精品酒店。 

衡山路,情侣路 

衡山路历史风貌区,大概是最能体现老上海风情的地区了,整个区域遍布窄窄的、遍植法国梧桐的小路,洋溢着浓郁的“东方巴黎”情调。其中思南路与余庆路、衡山路一起被《申报》评为“情侣路”。而岳阳路、东平路、汾阳路上的老别墅里开出的餐厅、酒吧和长乐路、茂名南路、陕西南路上的服装小店,都是值得一家家寻访的。 

外滩:奢华的“名片” 

外滩素有“上海名片之称”,从数年前开始的,把外滩中山东一路段的原来多为银行总部的“外滩N号群”改造成奢华生活馆的进程颇为激动人心:粗粗统计下来就有3号的ARMANI、黄埔会;5号的高档家居店“设计共和”、Glamour酒吧;6号的Dolce&Gabbana、“天地一家”餐厅;18号的卡地亚和宝诗龙两大法国珠宝品牌、杰尼亚、百达翡丽等等。此外还有传闻将要进驻外滩27号的香奈儿旗舰店、第五大道百货公司。而尚在策划中的和美国洛克菲勒公司合作的“外滩源”项目,据说要把剩余的外滩大楼几乎“一网打尽”。此外,外滩整体改造和外白渡桥迁移修缮的浩大工程已经开始,外滩在世博前有望惊艳亮相。 

 南东、南西有分野 

南京路分为两段,传统意义上的南京路步行街指的是南京东路这一段,素有“中华商业第一街”的美称。当年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著名环球百货商店的老建筑都恢复了旧貌。比起外地游客云集的南京东路,南京西路被昵称为“南西”,更加得到当今沪上时尚男女的青睐——这里也是国外奢侈品牌最密集的地区。尤其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梅陇镇伊势丹相连的这个路段,号称“凹造型”人士的“兵家必争之地”。两美相遇,眼角看似那么不经意的一瞥,自有犀利处,小小一个坤包,是不是IT BAG(Inevitable Bag,指当红包款),是不是本季新款、是不是限量版,高下立见。 

 新天地,旧上海? 

新天地多年来一直是老外们心目中的旧上海,虽然也被时人诟病“人工痕迹太重”。在这里的小型博物馆里,泛黄的相册,古老的家具,力图还原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同时这里也是上海最张扬的高层豪宅们的聚集地:翠湖天地、华府天地、济南路八号……同样值得推荐的“景点”除了潮人必至的IT精品服装店,还有位于广场中央、上海市中心城区最大的人工湖边的“湖庭”,该餐厅在上海景观最好的餐厅排行榜上常年位列前茅,拥有平均每个餐位占地9平方米的阔绰空间。 

作为世界知名的精致食品专业经销商的“鱼子坊”也把店开在了这里,里海鱼子酱、西班牙伊贝珂火腿、法国手工巧克力,瑞士海鲜酱,应有尽有。 

据说新天地最新一期的计划是要把临近的“古玩一条街”——东台路开发起来。 

 

 

混搭风情“田子坊” 

文 | 本刊记者  谭相宜 

不少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尔冬强做房地产开发的话,早发了大财。这位逛遍上海大街小巷的摄影师,对那些寻常陌巷后隐藏的美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约10年前,当他和陈逸飞等艺术家成为最早一批在泰康路210弄安营扎寨的“先行者”的时候,这条典型的石库门老街还只是上海最普通不过的弄堂。尔冬强自己说,当初看中这么个地方是偏爱这里“保留了中国轻工业发展初期很多的小作坊工厂,有很多好玩的空间”。比如,尔冬强自己挑中的这个屋子在解放前曾经是小冶铁厂,后来又是做巧克力机器的工厂。 

这样的小工厂和居住空间混杂的情形,和北京798式的纯粹大工厂区不同,“就好像江南古镇的模式,前店后作坊,主人家就住在店面后。这里周围住着很多居民,有人气儿,混合了生活和工作的味道。” 

泰康路210弄的人气聚集后,在几年前获得画家黄永玉依照画坛祖师爷田子方的名字而起的谐音雅号“田子坊”。如今呈现在广大游人面前的“田子坊”,真可算一个光怪陆离的艺术空间,到处弥漫着“混搭”的味道,又自有和谐之道。二楼上晒出的竹竿挑起的衣服下面是香港人开的手工开司米毛衣店,鸟笼里的八哥和着歌剧咏叹调一起啾鸣,着急买菜的姆妈路过正在抽巧克力味道的水烟的小青年。 

看到当初挑中的小巷铺开这么大的摊子,尔冬强不无得意:“我们一批人一起做的空间得到这么广泛的认可,自然很有成就感,艺术流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点石成金。这里有贵州山民做刺绣,也有南美首饰店,上海这个城市就是这么好玩。” 

犹太富翁爱利·嘉道里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城市,以后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城市像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这是一个混合着东西方特色,带着强烈反差的城市,这个既有善又有恶的东方巴黎,为冒险家提供了一个乐园。”在尔冬强眼里,上海是个很复杂,需要住下来体察的城市,“充满了华洋杂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产生的火花。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城市还在生长变化,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发现。” 

尔冬强曾致力于挖掘上海最值得“漫步”的数条线路,每个区域都自有独特风韵。在愚园城隍庙的喧闹中尚存湖心亭茶楼的宁静;杨浦区有超过百年的英国人建设的水厂、电厂。 

苏州河沿岸遍布最早的中国企业家们“实业救国”的早期成果。在绍兴路这样出版社密布的小路上,也是尔冬强第一个开出了国内当年尚属首创的咖啡屋式书店,“其实我更希望把书店开在南京路上,全世界的著名步行街都至少有四家以上书店,但是堂堂十里长街南京路竟然今天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听说也要搬迁了!”谈起这个,尔冬强分外激愤,“这真让我这个上海人觉得脸面无光,即使是德黑兰这样的城市,都有成片的书店开在一条街上,让你看了就感动。” 

“如今上海几条一流的商业街上,都是大同小异的服装鞋帽,甚至我们曾经名头最响的上海名牌都难觅踪迹了。”尔说。 

 

 

山西首富市的煤老板传闻 

煤老板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造就的一个富人群体,也是畸形消费的代表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我们在山西运城一家饭店里吃午饭。7月,这座城市像是被火点着了。不久前,奥运火炬刚从这里经过。 

饭店里的空调工作不正常。服务员说,运城现在限电,饭店用的是自备发电机,不稳定。不只是运城,整个山西都在限电。电煤紧缺,同时要保证北京奥运电力供应。 

电煤紧缺跟我们要去的河津有关系。运城的煤矿基本都在河津,近年来,河津赖以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但与此同时,河津矿难不断,六十多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的命令反复发出。去年底,禁令再出。放假的矿工回到矿井,想必要等到8月后。 

我们在去往河津的车上。80公里路程,当地朋友关于河津煤老板们的传说来不及讲完。煤老板,当地人这样称呼做煤炭生意的人。去年,一个“假记者”被抓获,河津煤老板的名字全部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他诈骗了很多钱,被判处6年徒刑。接着,更多的“假记者”被揭露、惩治,但尚未出现大同煤老板打死“假记者”那样的恶性事件。于是,河津有了足够的理由不欢迎记者。 

煤老板们有钱,他们的子女骄纵。据说河津一个煤老板给女儿买了一辆名牌汽车,他只在新车里抽了一口烟,女儿就坚决要求再换一辆。谈到老板们的后代,同属运城的闻喜县海鑫集团李兆会又被提起。前些年,他在运城的饭店、桑拿中心摔盘子砸碗,由于盘碗的主人均非等闲,所以也没能讨了好去。今年正月间,紧邻河津的临汾乡宁县,一个煤老板葬母,花费2000万元。“1800万元。”出租车司机纠正道。他进一步描述说,坟造在山顶上,水泥浇铸,下葬时候红地毯从山下铺到墓前。更多的花费是在请乐团、明星(这次请的是潘长江)以及长达一个多月的流水席上,香烟都是“软中华”、“呼伦贝尔”,酒都是汾酒“50年陈酿”。该司机并没有去过现场,但他的一个朋友是该墓穴的承建者…… 

虽贵为山西首富,河津尚未完全脱去内陆小县城的影子,尽管它也开始建造高层住宅,也在拓宽马路。一位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当地从事硫铁矿开采的河津人说,2006年以前,县城是灰蒙蒙的,穿件白衬衫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它就会发黑。后来,将近80%的焦化厂、炼铁厂、水泥厂被强行关闭,环境有了变化。这位曾经的矿老板开矿的时候,挖出的伴生煤被用来铺路。十几年后,煤价涨了100倍,河津因此成为山西“首富市”。这台“印钞机”正在为牺牲掉的环境和矿工付出代价。 

县城里的几座显眼的大厦据说都是煤老板投资的,如天都大酒店、新耿大厦、龙门大厦。新耿大厦外墙上有个广告牌,有“为国敛财”字样。“咦?”为我们做介绍的朋友说,“煤老板怎么是为国敛财呢?”仔细端详后,他确认,那是税务局的广告。 

“人家盖这个也不为赚钱,招待客户、朋友有个地方。”一位自称经常在河津市政府、人大、政协等机关出没的河津人对我们说。他郑重告诉我们,因为“假记者”的缘故,他在“政界和企业界”的朋友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做的是路建生意,黑皮鞋白袜子,很像某个时期的港商。后来,在酒桌上,他的一位朋友在他去卫生间时说,这个“港商”也是靠煤炭起家的。  

“港商”的这位朋友来自河津一处刚改造完的城中村高家湾。他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座四层楼房,自住一层,其余租给艺术学校、电脑打印等,每年租金收入七八万元。他原是当地一个机械厂的工人,工厂倒闭后,越来越多的焦化厂给了他更好的饭碗。他承揽它们的设备安装和维修,每年有几百万元的项目。 

 商业模式转型死亡谷 商业模式篇

“我不算有钱人,”他说,“我们都不算有钱人。”他指着酒桌上的“港商”和另一位来自河津某乡政府的干部说。该干部自称近几年不大上班,在外面做些小生意。“资产都没有过亿。”前机械厂工人接着说。三个人谨慎地表示,在河津,他们的收入应该排在中等。 

这时候,一瓶白酒已经喝完,九瓶啤酒也接近尾声。他们通过掷骰子和划拳来决定输赢,输者罚酒。“港商”和他的机械厂朋友酒量惊人,而且每天午饭和晚餐都要大喝。“我们没什么抱负。”前机械厂工人说。说到抱负,他们也否认当地的煤老板具备这种特性。他们说,在河津的一些大酒店里都设有赌局,赌注之大非煤老板不能入。某次,公安抓赌,查抄现金装了7只烟箱,计“1370万元”。被抓,缘于开赌局者因竞争而互相举报。他们认为,煤老板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损失。“都是掠夺性开发,”不大说话的乡干部说,“然后下山来买房子,到北京、上海、西安、海南、青岛买房子,养小老婆。”在另外的场合,我们也听到两个人之间问候“三嫂四嫂如何”。  

我们就餐的是一家规模中等的酒店,十几个菜和酒,还有主食,一共227元,不算贵。我们在街头遇见的河津市民都认为当地物价高,比运城高不少。或许可以据此说明,蕴藏丰富的煤资源跟他们关系不大。 

“港商”希望以200元结账,服务员很为难。“港商”和他的朋友是这家饭店的常客,那位年轻的女经理刚才还过来敬酒,但是现在找不到她了。当服务员找钱回来时,女经理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表示“港商”的要求完全可以满足,这时候,“港商”已经把找回的钱放进了口袋。 

因为限电,河津的夜晚几如乡村。临别时,乡干部说,那位千万元葬母者确有其人。 

“那是我们的董事长啊。”在河津市中心的龙门广场边,一位刚毕业的女初中生为我们证实了葬母者的身份。“花了1500万元,学校老师都这么说,他们都去参加了。”她所在的学校即那个煤老板所办。她说,董事长人很好,办学每年要倒贴150万元。董事长有一次说,贴钱没关系,生意好,一天就挣回来了。她曾在校园里看到董事长捡起一张废纸扔到垃圾桶里。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花那么多钱给母亲办丧事。这时候,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加入我们的谈话,指着身后的市政府大楼言辞激烈。 

煤老板们无法接近,我们决定到煤矿集中的下化乡看看。在进入下化乡所在的吕梁山前,我们的出租汽车被一个交通协警拦住。很不幸,司机找不到行驶证了。协警准备把车开进一个专门扣留车辆的院子,司机边哀求边阻挡。又一个协警从岗亭里出来,抓着司机往岗亭里拉。司机放弃了反抗。 

岗亭里的警察听完我们的来意,表示可以先去办事,驾驶证留下。司机说,已经打过电话,行驶证一会儿就会送过来。这个小伙子希望尽早结束这件倒霉事。半小时后,他的东家带着行驶证赶到。这期间,不断有车辆被拦住。在交了200元罚款后,我们重新上路。“我两天白干了。”司机说。他并不特别难过,只是怨自己,没有选择另一条不太好走的道路。“我就是带了行驶证,这200块也跑不了。” 

在盘山路上,不时看见“开黑口(没办手续开矿)就是盗窃”、“发现黑口,设备立即没收,人员立即逮捕”等标语。路边,一些坍塌、断裂的房屋赫然在目。 

我们来到石庙梁村。在一位贺姓村民阴暗的家里,我们看到墙上长约两米、宽约五厘米的裂缝。这是开采煤矿的结果。他四十多岁,因为同样原因已经搬过两次家,现在,这第三个住所也成了危房。他笑着说,我这辈子,成天累死累活就是为了盖房子。煤矿没有停的时候,他在矿上干活,并不下井(下井者都来自四川、甘肃等地),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所以,他也并不抱怨。他说,7月底,他们村会被整体搬迁到山下去。届时,他会骑着摩托车上山来种地。 

几个年轻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瞟着我们厉声质问贺姓村民:“他们给你钱吗?”贺低头,不语。“不给你钱你跟他们说个屁!”接着,他开始逼视我们:“你们不能采访点儿好事?滚!滚得远远的。” 

他的愤怒几乎感动了我们。他看起来不像煤矿的受害者。在黑砖窑、绑架、打死“假记者”等画面完全闪过脑海前,我们已经“滚”下山去。 

从运城送我们到河津的出租司机,给了我们那个承建墓穴朋友的电话。“不可能花那么多钱,”那个朋友在电话里说,“河津人喜欢替有钱人吹,花了50万就说是100万。我也没去建墓,我把活儿包给了别人。几百万可能是花了。”接着,他说自己跟当地的煤老板们很熟。“我也做着本杂志,到时候咱们一起去,他上我们杂志也得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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