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速发展之下的中国，很容易被不期然飞来的“小石子”打乱阵脚。
而2008年，这样的“小石子”似乎特别多。雪灾、地震、洪水，再次提醒国人，我们是个“无灾不成年”的国家；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来自国际的初级生产资料都越来越贵了，热钱倒是拦都拦不住，这些，都并非中国这个正在隆隆生长的经济体所能消化；暴动、恐怖袭击这些很遥远、很美国大片的场景也一下子触手可及：“中国大市场”不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仙丹灵药，股市的崩盘和楼市的萎靡且先放在一边，紧随通胀而来的紧缩有可能刹住中国经济的高成长；全球粮荒之下，一颗大豆也有可能点中中国这个鱼米之乡的死穴；提到鱼米之乡你想到了什么，是的，还有那可怕的污染。
奥运只是个引子，所有问题一直都在。
当中国已经被全球化这道旋转门挟裹着推送到了世界，“天佑中华”更像是一个美好却空洞的愿望。我们更愿意说：自助者天助也。
“后奥运衰退”提前到来？
真正给中国房地产及酒店行业泼冷的倒未必是“后奥运效应”，而是调控不得法带来的通货紧缩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2001年申奥成功之后，北京地产界就开始炒作奥运概念，现在这一招已经不灵验。根据我爱我家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统计，今年1-5月份北京房地产按销售面积算比去年下降了48.8%，按套数算同比降了38%。而房价上涨的预期已经彻底扭转，在市场观望氛围浓厚、成交量低迷的情况下，变相打折降价的地产项目比比皆是，而房价下调的预期压力正在增大。不仅如此，广州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同比下降60%，上海下降了30%。奥运未到，市况已然如此惨淡，地产行业的“后奥运衰退”似乎已经提前到来。
奥运前看跌
2008年7月8日，距离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一个月。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微妙时刻：全国楼市演化成深调还是走向反弹？
根据世联地产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的平均交易量同比下跌了50%左右。没有交易量的支撑，不同区域的房价也出现了分化。珠三角房产价格相对于去年同期跌去30%左右，而北京与上海的房产价格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开发商和消费者关于房价的博弈还在继续。在二三线城市，交易量和房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与房地产交易清淡相对应的，是土地流拍现象的普遍。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40多幅土地流拍，大部分以底价成交。
“现在房地产在舆论层面太过于悲观了。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在舆论上的反映都很悲观。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北京高通智库顾问公司总经理张宏说。
很多开发商相信这一波调整会过去，所以不愿意降价选择继续等待。而自从珠三角打破了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之后，对于房价下降的预期和民意汹汹而来。“去年恐慌性购买，形成了羊群效应；现在又形成了新的羊群效应，怕一买就跌，所以干脆不买了。”张宏认为，虽然北京的房价的走势现在还很难说，但奥运会之后房价暴跌可能性不大。我爱我家副总经理胡景晖持相同的观点，房价甚至可能会稳重有升。
“中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胡景晖说，“北京今年有20万对新婚夫妇，有14万个奥运宝宝，有50万的新移民。这些刚性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人会一直等下去，奥运之后10月的交易量可能会有反弹。”而奥运期间由于交通限行、注意力转移等原因，也会压制相当一部分需求，这些需求都可能在第四季度释放。
不过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对所谓的“刚性需求”并不认可：“在信心经济时代，预期将引导人们的决策，并不存在什么刚性需求。如果不断形成房价下降的预期，那么即使有购买能力和需求，也不会形成购买力。”也正是因此，赵晓提出要警惕楼市出现“信心危机”。一旦人们对房地产形成比较恶性的预期，那么楼市可能成为“第二个股市”。
奥运之后北京房价或许不会像巴塞罗那、雅典、悉尼等一样暴跌，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些城市在奥运之前房价都没有像北京那样暴涨过！——悉尼在申奥成功后，其后每年房价增幅仅为10%以上，而2007年北京一个月的房价增幅就能达到10%！在举办奥运的前7年中，雅典和悉尼的房价不过翻了一番，而北京在两三年甚至一年内价格翻番的项目比比皆是！长三角、珠三角的房价上涨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房价已成为众矢之的。基于此，当前社会各阶层对于楼市的判断，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分歧。一位地产评论家认为“地产最好的结果是软着陆——发展商偷偷降价，老百姓开始买单，炒家出局，市场恢复均衡”。
酒店行业仍处于高速增长期
与奥运期间楼市的惨淡相比，酒店行业的形势则好得多。“桂林、西安等旅游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已经订满了，这些城市的酒店供应本来就不多。”DTZ戴德梁行酒店部董事曹念国说：“老外来中国看奥运，肯定要去其他城市，不会只在北京打个转就走。”
北京市旅游局6月底的抽样统计显示，奥运期间北京市五星级酒店预订率接近八成，四星级平均预订率48.5%，三星、二星级酒店都低于50%。酒店预订率似乎低于人们的预期，业界分析奥运门票难求、入境签证收紧及天灾影响出游欲，是几个主要原因。
但是这并不影响酒店行业在奥运期间赚大钱。根据戴德梁行对北京四星级以上的酒店统计显示，奥运期间房费普遍上涨3-5倍。这相当于奥运当月可以赚回酒店半年的利润。而汉庭、如家等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也是往常的数倍，例如汉庭酒店奥运期间的房费为1799元/天，在往常这几乎是五星级酒店的价格。
曹念国曾对所有的奥运城市做过一项研究。从长期看，奥运会拉动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因此奥运城市的客房出租率都比较高。短期内旅游业会回到奥运之前的水平，但调整并不大。根据他的经验，奥运城市是全世界大型会议公司追捧的对象，尤其是在奥运之后一二年间，因为这时还有“新鲜感”。“如果是高级商务酒店，而且有大型会议设施，通常奥运之后生意会非常好。”奥运期间很多商务活动停止，但是到了九、十月份，这些被压制的需求会迅速反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这些商务人士要比来看奥运的人更有消费能力。”
在过去的5年当中，北京市四星级以上的酒店激增了100家，而且2007年、2008年的增速最快（如图表）。曹念国并不认为这些酒店就是冲着奥运才开的，“当然奥运是一个契机，它告诉投资者‘这个城市行啦，赶快投资吧’。”
“星级酒店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是直线的，酒店的发展是台阶式的。比如你会发现一个城市会突然增加了许多高级酒店。具体表现是，酒店的供应量常常一段时间供过于求，一段时间又会供小于求。”所以即使奥运之后，市场有所调整也是完全符合行业规律的。曹念国举例说香港尖沙咀在1980年之前只有两家五星级酒店，有一年突然增加了五家，“大家都以为市场要垮掉了。但是没出一年，市场就把这些供给消化掉了，而且房费变得更高。”1997年昆明的世博会期间，酒店行业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曹念国并不担心北京星级酒店增长过快，这几年四星级以上酒店的平均入住率都在70%左右，这是一个很正常而健康的经营指标。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北京对酒店的承载能力充满信心。
相对于星级酒店，中国饭店行业协会副会长张明厚更看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根据中国饭店行业协会的统计，2007年排名前十强的经济型酒店客房数达到了135896间，比2006年增加了123%，而这项指标最近三年的增长率都在100%以上。2007年的经济型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为82%，2006年则为82.4%。经济型酒店的入住率如此之高，说明市场需求非常大。
真正的风险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的特点，以及去年以来宏观调控的作用，“后奥运衰败效应”在房地产及酒店行业中的表现可能不会像其他国家那么明显。但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宏观经济风险，却值得关注。
盛富资本董事总经理黄立冲则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对宏观面的影响还不大，是因为当前的调整主要还是个别城市，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影响还不大。“现在相当于美国在2006年中期的状况，当时汇丰刚刚因为次按而大幅拨备，宏观面还没有感觉到影响。全国房价开始普遍而较大幅度的下调时就能感觉到了。”黄立冲认为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将取决于贷款利率走势，如果中国的利率在结构性通胀的迫使下不断走高，那么情况显然不妙。
而对于这一轮的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效果，更多的人开始反思。
2007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上高居不下的贸易顺差，在现有的外汇制度下央行被迫发行人民币，从而造成了流动性泛滥。赵晓分析，央行为了控制流动性，一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保持货币供应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实际上挤掉了国内正常的流动性。一方面国外游资进入中国之后立刻进入股市和楼市，不断推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而另一方面，当紧缩政策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国内实业层面的流动性不足，而民营企业尤甚。今年以来，广东、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纷纷倒闭，日子十分艰难。一位投资人告诉记者：“现在浙江满街都是便宜的企业，简直跟捡破烂一样。”
相对于楼市调整的风险，或许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放缓才是奥运之后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中国御灾术
雪灾、暴乱、火车出轨、地震……天灾不断人祸出没。投资中国会比在其他地方危险吗？请允许我们算一算投资中国的风险指数
文 | 本刊记者 胥晓莺
“我已经理解了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郴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当然，最最幸福的是今年没进股市。”这个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戏谑，恰恰是中国天灾人祸频仍的写照。
很多人没这么幸运。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月28日，今年年初的雪灾已造成14个省市近7800万人受灾，而汶川地震直接受灾人数为4550余万人。今年仅这两次重大自然灾害，就造成约十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被波及，轻则破财损物、受困冰雪，重则流离失所、亲朋离崩。
非典肆虐的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随后又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开始广泛传播。突发公共事件主要被划分成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如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这种分类方法基本能囊括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天灾人祸”的风险。据统计，2003年我国因生产事故损失2500亿元，各种自然灾害损失1500亿元，交通事故损失2000亿元，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的损失500亿元，共计6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损失我国GDP的6%。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全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550亿元。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非典过后，随着国家重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立工作，各部门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应急预案与完善机构组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有显著进步，2005年-2006年，各类灾害突发公共事件有所减少，经济损失也明显降低。
雪灾、暴乱、火车出轨、地震……天灾不断人祸出没。投资中国会比在其他地方危险吗？让我们算一算投资中国的风险指数。
无灾不成年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点就是：‘无灾不成年’。”高庆华对《中国企业家》如是评价。高庆华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自然灾害与综合减灾专家。“因为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中纬度环球灾害带和环太平洋灾害带交汇部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活动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火山，各类自然灾害都有。”
自然灾害的种类繁多，活动频繁，我们可以从泛黄的史料中感受到震撼。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公元1937年的3700多年间，发生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蝗灾482次，雹灾550次，风灾518次，此外还有疫灾、地震、霜雪等，总计5258次。“中国可以称是世界上因为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最为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高庆华介绍。
据高庆华所著《中国减灾需求与综合减灾》估计，1900年-1949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受灾人口2.2亿左右，约占同期全国人口的50%。特别是巨灾发生年，全国受灾人口达3亿以上，超过总人口的70%；建国以来，每年平均约有1.5亿-3.5亿人受灾，约占全国人口的25%-30%，重灾年达4亿以上。全国每年因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7年，十年一个区间，分别为362亿元、458亿元、423亿元、555亿元、1120亿元、2015亿元，约占同年财政收入的1/3左右。
而据民政部核定，仅2007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亿人不同程度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363亿元。据初步估计，今年的雪灾损失就达1500亿元，雪灾与地震两次巨灾的损失约4000亿元-5000亿元。
2000年－2007年主要灾情指标变化趋势
作为一个受自然灾害风险长期侵扰的大国，防灾抗灾一直是历代政府的责任，建国以来更受到历届政府的重视。网上流传着一组《两代总理一样情》的照片，分别记录了周恩来和温家宝在邢台地震和汶川地震时，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组织协调救援工作的历史镜头。除了中央政府，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综合部副主任胡俊锋介绍，我国政府部门的灾害管理体系，是由纵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和横向部门之间分工组成的。纵向每级政府统一指挥本级行政区域内的救灾活动，实行首长负责制，上下级政府间分级指挥救灾活动，以下级为主，上级为辅。
而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委，来统一应对自然灾害的防范治理工作，与救灾有关的部门主要有民政部、水利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等职能部门及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中国海洋局等单位。各部门、单位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能范围内履行自己的救灾职能；各部门之间也通过救灾应急管理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减灾委进行协调合作。
这种政府灾害管理体系加上军队参与，和民间救灾行为，就形成了全民救灾的广义灾害应对系统。
2007年，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各地灾情共启动救灾应急响应49次。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综合部副主任胡俊锋介绍，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5个专项预案建立，应急预案建立了总共四级灾情响应体系，每一级响应都对负责领导、工作内容做了明确规定，有效提高了救灾的应急反应速度。
“除了应急能力的建设，我国在综合减灾能力的建设方面也越来越重视。”胡俊锋介绍说，1998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年－2010年）》（简称《九八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份国家减灾规划。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又颁布了《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
“这份规划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充分调研、讨论，里面的内容都是实打实的。”胡俊锋一边翻阅着《规划》一边给记者解读，“它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综合减灾的目标，确定了几项量化的标准，比如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控制在1.5%以内；灾后24小时内，保证灾民得到食物、饮用水、医疗、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救助；创建1000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针对我们国家减灾方面的薄弱环节，明确提出了八项主要任务，又根据这八项任务设计了八个重大项目。”
胡俊锋透露，国家发改委已为这八大减灾项目安排了数十亿元的专项资金。“目前这几个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比如‘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大调查’，我们正在编写项目建议书；‘卫星减灾工程’，基建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总共计划发射八颗环境和灾害监测预报卫星，最早今年7月就要发射两颗。”
规划还有一项亚洲区域巨灾研究中心建设工程。胡俊锋介绍，这是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10月，“10+3”东盟峰会上提出来的。中国作为亚洲区域内的大国，有责任建设这样一个区域巨灾研究中心，加强与各领邦的灾害预警信息共享、救灾援助的国际合作。“这也说明全球化的背景下，防灾救灾已不再只是国内事务，而成为中国加强负责任外交的重要部分。”胡俊锋如是评价。
胡俊锋介绍，近年来减灾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大灾面前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因灾死亡人数大量下降，特别是2005年以来，每年因灾紧急转移人口都在1000万人以上。民政部门的救灾指标也从以前的“不饿死人、不冻死人、不发生重大疫情和大批灾民盲目外流”，悄然转变成保证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干净的水喝、有病能医、孩子有学上”。
平安奥运
三辆运动员班车行至首都机场高速北线某桥面时，被两辆面包车阻停，“恐怖分子”将车上人员劫为人质。“恐怖分子”扔出传单，自称是某组织敢死队，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该组织成员，声称如三小时内不予答复同意，即杀死人质、炸毁车辆。这是6月13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举行的“长城5号”国家级反恐怖演习的场景。
谈判专家与“恐怖分子”谈判时，一支全副武装，防弹头盔和专用眼罩护面，神秘的反恐部队埋伏进场。他们的右臂上有一枚类似图腾的标志——威武的“雪狼”臂章。
武警“雪狼突击队”——这支由党中央总书记于2002年批准组建的反恐部队是北京奥运会安保部队中的精英，被誉为北京奥运会的“守护神”，将担负奥运核心区、中心区的反恐、反爆炸、反挟持任务。这支成立以来一直秘密训练，几乎未在公众面前亮过相的神秘部队，平均年龄24岁——这是一个战士的黄金时期。每个战士经过无数次“地狱”式淘汰训练及爆破、狙击、谈判、供应演习，并且装备了我国最新的九五式突击步枪、九二式突击手枪、夜视镜、感热探测器、专用眼罩及其他先进的电子产品，据说一身装备价值30多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这支部队还装备有价值200多万元的防爆运兵车，400多万元的障碍排除车，可在地铁轨道行走的遥控灭火坦克等，“凡是美国有的我们都有。”
除了“雪狼”突击队，据《奥运安全保卫专项规划》显示，奥运期间北京至少将投入安保力量8万多人，包括4万名警察、27500名武警、1万名保安和5000名志愿者等。除专业反恐力量外，北京还有保安、机动车看护等各类职业安保力量15万人，29万多治安巡逻志愿者都带着徽章，在北京每个社区、街道义务巡逻，防范可能破坏奥运的活动。
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遭遇多次袭击和劫持，这可能只是奥运安保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后，“东突”武装分子策划爆炸阴谋以及绑架运动员的传言，更一度给本届奥运会的风险防范工作染上悬念。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随着奥运的到来，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祸”风险。
奥运会因其影响巨大，历来被各种国际势力当作展现其政治诉求的舞台，奥运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出现恐怖袭击事件。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曾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持枪袭击运动员村，劫持、杀害运动员的悲剧；198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也曾发生恶性爆炸事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是检验我国应对各种风险处理能力，特别是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大考。
2007年3月，北京“应急办”开始了奥运期间风险源调查工作，对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四大类、41个专项突发事件，以及天安门地区、机场、铁路、重点商业场所、大型活动场所、重要旅游区域等重点地区和场所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工作于2007年8月初步完成，随后各有关单位对全部风险源进行梳理，按“极高、高、中、低”四个等级对风险源进行分类，进行各项隐患的整改治理，并从今年开始展开各项应急演练。
中国观众肯定还记忆犹新，《反恐24小时》第二季里杰克如何与安装核弹的恐怖分子较量周旋。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消息，一支由杰克这样美国反恐专家组成的“核应急支援小组”已在奥运前来到中国。布什政府向中国派出此专家小组，帮助预防恐怖分子在常规炸弹中混入放射性物质的“脏弹”。该报道称，美国政府此举“非同寻常”，因为该小组配备的装备和技术堪称“绝密”，通常只部署在美国境内，甚至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没有获得该小组支援的先例。
国际合作方面，北京警方还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多国反恐专家进行交流。奥运安保指挥中心国际警务联络部副部长寇波还透露，他们与80个国家的100多名警务联络官建立了联系，可以根据对方提供的情报、提出的需求，随时修订调整奥运安保方案。在奥运会比赛期间，中国还将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8月的北京烈日炎炎，属于食源性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如何保证各国运动员和游客能安全地享受中国美食？保卫奥运食品安全这场没有硝烟只有油烟的战斗也已全面打响。
7月初，距北京奥运还有最后一个月，奥运食品安全保障前沿指挥中心正式启用。中心设有800兆集群应急通讯指挥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等，并与奥运安保视频监控系统联接，集成了奥运食品安全监控系统、奥运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等信息。中心通过对奥运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汇总和整理分析，发布食品安全风险预警，针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调度处理。
除了应急处理系统，北京市也已形成了日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据了解，截至去年11月底，北京市已100%将农产品批发市场纳入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唐云华日前表示，北京奥运的食品安全是超国际标准的，各国运动员可放心食用。
6月11日-13日，“长城5号”反恐怖演习吹响了奥运安保的集结号，公安、武警、解放军、消防、卫生、气象、环保、交通都已各就各位，整装待命。
中国能养活自己吗?
18亿亩耕地面积是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底线，必须要死守
文 | 本刊记者 杨婧
北京市机场辅路的崔各庄北皋加油站。这里是京城郊区出租车司机们换班的据点儿。早上10点钟左右，三五个出租车师傅蹲在一起闲谈，有的抽着烟，有的端着满是茶垢的水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活儿没法干了”。他们手指着身后加油站的牌子，上面标着各种标号的汽油价格。“奥运会来了，油价比刘翔蹿得快。”“我们这几个农村来的准备奥运会之后回家种地。” 来自北京郊区密云县的出租车师傅李宝田说。让这些农民师傅们返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相信种地有的赚。
全世界都在闹粮荒。甚至于7月9日闭幕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将能源与粮食安全放在一起，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在7月2日，温家宝总理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中国粮食供应已经被定义为“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会议决议，2010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稳定在5亿吨以上，2020年达到5.4亿吨，使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显然，奥运会结束后的10年，中国要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能养活自己。
早在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曾经写了一本书，名为《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认为中国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将大幅提高粮食需求，而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农田减少以及缺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将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出现短缺。当时，布朗的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少人认为“中国粮食危机”的说法未免危言耸听。现在，危及1亿人的粮荒席卷全球，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粮食战争
用“无声的海啸”来形容这次粮食危机十分恰当。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表示：2008年3月份与2005年相比，全球食品价格总体上涨了80%，其中，小麦价格上涨191%，玉米价格上涨134%，大米价格上涨97%，大豆的价格上涨113%。2008年4月24日，泰国100%B级的白米报价每吨达到10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库存也达到了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比如，大米库存是27年以来的最低点，小麦库存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玉米库存降到33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摩根士丹利2007年底的一份报告更具恐怖意味：2015年到2016年间黄豆与玉米的库存和需求比分别会是0％和-3％。说得直接简单一些：全球的粮仓要空了，要寅吃卯粮了。
对生存的焦虑，已经直接引发了很多国家的社会动荡。4月6日，埃及发生抗议物价上涨过猛的暴力事件，数万名工人放火烧毁学校，哄抢商店，袭击警察。4月7日，海地食品骚乱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人，食品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迫使总理下台。目前，已经有包括喀麦隆、塞内加尔在内的8个国家因物价飙升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动和骚乱。
国际上一些声音将此番粮价上涨怪罪于中国和印度。英国的《金融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分别在3月、5月撰文说，是中国和印度的消费推高了国际粮价。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和印度拥有全球约1/3的人口，但是耕地存量却大大小于这个比例，再加上中国和印度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通道中，民众消费正在不断升级，以前主要消费的是粗粮，现在肉类消费比例不断上升，而这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来进行肉类生产。一言以蔽之，中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导致全球粮食短缺，粮价上涨。
与此论调相反的是美国一个叫斯特拉特福战略预测机构的智库。2008年4月27日，他们在墨西哥《每日报》发表题为《石油与食品价格上涨的地缘政治》的文章，指出，美欧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正在发起世界“粮食大战”。这家智库认为，粮食已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王牌。因为粮食是最大的政治武器，粮食消费没有替代品，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粮食。“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具有重要性。”文章强调。
“自2004年开始，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上涨，美国去年爆发次贷危机，然后就是全球粮食危机，彼此确实存在一定联系。我们分析，粮食能源化趋势日益明显，石油价格与粮食价格已经高度关联，因此，今后石油价格有可能决定粮食价格的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博士对《中国企业家》说，“一些学者认为，欧美国家很多时候是用一个危机来替代另一个危机，很少有采取措施软着陆的。粮食危机是不是危机链条的终端，我觉得需要作进一步观察。”
死守底线
如果这是一次粮食战争，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完成养活自己的任务吗？程国强十分肯定地说：“能，至少我们的政府不会让‘海啸’发生，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而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
“以1992年为基期，2008年3月，石油价格涨了547%，粮食价格上涨了98%。石油价格上涨如此之高，但并未见这么多国家在同一时间发生动乱，而粮食价格只上涨了98%，这样的情形就出现了。”程国强说。
中国的粮价就是在一片风雨飘摇中保持相对平稳——这可能会让想回家种地的“出租车司机们”有点失望。中国的大米价格过去一直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从2008年初开始，国际大米价格一路攀升，2008年4月达5837元/吨，而中国大米价格保持在2800元/吨－2900元/吨，国际大米价格比中国几乎高出2倍。中国国内市场小麦价格过去一般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但目前国际小麦价格已达2500元/吨－2600元/吨，国内价格则只有1600元－1700元，国际价格比国内市场高出53%。国内玉米价格过去一般比国际价格略高，但目前国际价格已比国内价格高出33%。目前只有国内大豆价格仍然高出国际价格的50%。
为什么中国能独立于全球粮食价格高涨的大潮之外？程国强博士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分析：首先，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促进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年增产。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连续四年增产。其次，国内粮食库存充裕，今后1至2年粮食供求不会出现紧张局面（比如水稻库存目前达800亿斤－1000亿斤）。三是国内市场物流通畅，供应稳定，没有脱销，也没有断档，国内对粮食市场的预期稳定。四是国家实施的粮食进出口等宏观调控措施将继续发挥有效作用，比如说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
但是，中国真的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境界了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6年－2006年10年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10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个亿，农村人口减少1.1亿。这意味着农产品生产者正在变成农产品的消费者。上述密云县出租车师傅李宝田已经身在其中：他所在的村子差不多有一半的壮劳动力出来打工，然后在县城买房居住。
农民变成市民，农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村大批农民种桃，稻田、麦地越来越少，县里也鼓励我们。”李宝田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这一现象：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6年底，已降为18.27亿亩，10年间净减少1.24亿亩。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在许多专家看来，18亿亩耕地面积是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底线，这必须要死守。
（本刊记者何伊凡对此文亦有贡献）
首钢：一个环保与竞争力的对峙样本
环保与企业竞争力的多年对峙最终通过搬迁化解，但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尚不具备首钢的腾挪空间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那座冷冰冰的高炉像只失神的独眼，几只麻雀在它眼睑上跳来跳去整理羽毛，张顺勇弯腰，拣起一块碎砖头，远远向麻雀抛去。麻雀盘旋，又落下，其他厂区时常有小火车拉着暗红的铁水跑过，空气灼热，人声嘈杂，实在不是歇脚的好地方。
其他人也不像张顺勇这么清闲，他和麻雀的游戏周而复始。“我和它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婆还长。”张指着高炉平淡地说，他食指上有段褐色的疤，是钢花的留念。这座4号高炉的寿命超过张的工龄，连续生产了35年零2个月。2008年1月，它和两台烧结机、两座转炉先后停产，按照一个与绿色奥运相关的承诺，首钢将压产400万吨，等于其在北京总产量的一半。
自天安门广场西行17公里，一片管道交错的厂区如同长安街延长线的句点。1919年北洋政府创办的石景山炼铁厂，如今已成北京的工业符号，也是它的环保心结。英国奥委会2007年一直在测试一种面罩，可以让运动员在中国训练时戴上。不管类似担忧在国人眼中何等小题大做，北京仍需采取必要措施净化空气，首钢搬迁就是显示这种决心的强烈信号。
钢铁工业所制造的污染主要包括矿石冶炼、煤炭焦化等流程中产生的粉尘和废气，以及钢渣、焦油渣等固体废弃物，它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颇为可观。首钢的位置“上风上水”，上世纪60年代，远远就能看到厂区上空一个由黑色、白色、黄色烟雾缠绕成的“锅盖”，地面上的草也挂着一层铁锈，石景山区附近的白庙村，居民都给玻璃贴上厚厚的塑料布，防止粉尘进屋。一个不甚精确的数字是，最严重的时期，首钢在石景山粉尘排放量平均为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196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首钢将钢渣统一倾倒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西北侧。钢渣产生量大约占全部钢产量的10%，随着炼钢能力提升，钢渣山也日渐膨胀，到1991年已绵延1公里，高18米，重达300万吨，卢沟桥上著名的石头狮子，身上麻点越来越多，当地居民认为每天用夹带在风中的钢渣“洗澡”是重要原因，但北京环保局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GDP为王时期，这是容易忽视的代价。上世纪70年代，时任首钢领导的周冠五去日本考察，看到高炉下都有花草，工人带着白手套工作。好胜的周冠五认为首钢应以此为样本，当时很多同事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也无必要。这种想法引起了周心中的不安，他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压力未来一定会掣肘首钢。
1979年首钢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重大试点，采用利润递增包干，所谓“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首钢的辉煌由此开始。1989年，其利润年增长率为全球钢铁公司的2.4倍。1992年邓小平视察首钢后，首钢获得了投资立项、外经外贸、融资三方面特权，1994年，其钢产量达到823.7万吨，为全国首位，宝钢与之相比还是个“小弟弟”。
这一时期，首钢开始在山东济宁、广西柳州等地考察，准备异地建厂，或寻求合作，也去了如今的首钢河北曹妃甸基地，当时那里还是一个荒芜的海岛。四处出击的原因一方面是钱包鼓鼓，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空间压力已经呈现。
异地投资没有下文，而在北京，823.7万吨成为巅峰。周冠五在1995年初离职，时年77岁。自此首钢的产能原地踏步，“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呼声，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此后钢铁工业的几轮大发展中，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对手从身边一个个跃过。为弥补主业竞争力的缺失，首钢惟有大力发展非钢产业。
2001年7月13日那个沸腾的夜晚，首钢的主要领导也彻夜难眠，申奥成功十个小时后，首钢党委召开紧急会，重新研究“十五”期间的环保规划。将首钢的环保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令他们尴尬，而这个夜晚过后，这个话题将变得无法回避。
实际上，“要首都还是要首钢”一直让首钢焦头烂额，它不希望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自周冠五时代就开始大规模绿化，正门前百米如绿色长龙，厂区内有月季园，人工湖中常见野鸭嬉戏。自1995年起，扩产受阻后首钢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累计21.3亿元，如今设在石景山区的大气污染监测仪，显示的数字并不高于其他区。2007年与2001年相比，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总量分别降低了54.6%、45.6%和45.2%。为消化钢渣山，首钢还建成国内第一条钢渣干混砂浆生产线，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所产砂浆大量用于奥运工程。
能否在异地建厂的同时保留北京厂区？是张顺勇等一批老工人曾经的幻想。“新日铁就在东京，人家还是发达国家呢，难道北京就容不下一个首钢？”一位匿名的中层向《中国企业家》发牢骚说，“这一折腾，耗资数百亿啊。”
据说2002年首钢曾在一个报告中作出“实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基本不可行”的结论，搬迁费用过高、影响工业总量和富余职工难以安排是三个原因。但随着奥运临近，整体搬迁已成为宿命，首钢长达90余年的历史中，因为所处的位置，沉沉浮浮，总是离不开“大局”二字。
政府从未向首钢提出过搬迁的正式要求，但对首钢而言不能发展无异于慢性自杀，同时首钢的产品结构以建筑钢材为主，业内戏称为“面条裤腰带”，附加值低，它希望借新项目实现产业升级。“搬迁不是复制，”现任董事长朱继民说，“更不是‘污染搬家’。”首钢仍强调自己是主动迁移，如此不会抹杀其在环保方面多年的苦心经营。
2005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中国钢铁工业史上最大的迁移就此缓缓拉开序幕。首钢在河北迁安已经有一个钢厂，有助于保证其生产衔接。2008年，首钢将按照年产420万吨钢的规模生产，直到2010年停产。今年第三季度每个月最多生产20万吨，主要是为了保证高炉不停工。2008年，因压产首钢直接利润损失将达28亿元人民币。
仅这一次压产，就有8427名职工分流安置，首钢在京的钢铁工人超过3万名，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转移到曹妃甸，那里大约需要不到1万名工人。张顺勇计划退休，而他的儿子会去曹妃甸，有时他会想象儿子和自己一样，全身包裹，手中紧握着钢钎，世界只剩下面前张牙舞爪的炉火。但实际上儿子的工作只是按动几个电钮，就像20年前周冠五在日本看到的一样，这让他放心而又有些失落。
奥运会期间，钢铁第一大省河北将有42家企业关停，其中大部分为钢铁企业。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也联动保障北京空气质量，限产或停产高污染企业。在两个月内兑现“绿色”的承诺不困难，但要提升资源利用率，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却并不容易。国内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在论调是严格的环保监管政策将破坏企业的竞争力，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尚不具备首钢这样的腾挪空间，它们面临的局面往往是要不消亡，要不就在“圣火”冷却后继续以灰色的方式生存。
开放，就一定会有收益吗？
奥运会是中国即将进入的旋转门，有可能借此前进一步，进入开放，也有可能原地转了一圈，后退一步，让中国回到从前
文 | 陈功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实际是用一种传统方式举办的全球性开放活动。全球性开放活动很好理解，因为奥林匹克的基本精神，已经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和全球性。而所谓“传统方式”，可能就只有中国人能理解了。在中国，任何活动总是这样：全民总动员，放下一切，先把活动办好再说。亚运会如是，APEC会议如是；国内活动如是，国外活动也如是。问题是：这样办活动，中国人虽然可以理解，但外国人能够理解吗？如果外国人不理解，中国这个“IPO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毕竟，价值的实现，必须要以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的力量要能够穿越时空，消解矛盾，增强互信，否则必然意味着风险的来临。
让我们看看中国在后奥运时代可能存在的风险。
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是最值得关注的方面。现在很多人在关注股票，很多人大谈楼市，不过他们的各种观点却令人不敢恭维。为什么？股票、房子都是资产，它们的价格涨跌，必须从资产价格的角度来衡量，不能就股市论股市，就楼市论楼市。以此而论，“冲上8000点”，“牛市”、“熊市”，这些观点都很难具有真正的价值。
中国的资产价格实际是从奥运之前的2007年开始走跌的，这种下跌的进程，还在持续过程中。我相信，在奥运会之后，中国资产价格还将会有起码1-2年的下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资本输入过程之后，宏观经济必然要进行调整，要有对资本的消化过程。如果说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以奥运会作为分水岭，此前的一个周期是资本的输入期，后面就是资本的消化期。
资本的持有者最终总会要求看到资本回报。但问题是，现在中国可以提供的资本回报空间，尤其是资产的实质价格上涨空间，正在日益缩小。在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劳动力的增长却明显趋于萎缩，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资本利用效率始终不高，这些问题不解决，资产价格的上涨空间就不大；资产价格的上涨空间不大，资本即使不抽身而退，也要保持观望的态度。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和消化期，就会开始出现。
我预计，在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慢于此前的速度1到2个百分点。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这种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的放慢。
通货膨胀
谈到价格，自然还会涉及到通货膨胀。中国通胀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猪肉等个别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反映通胀的CPI指标还在2.4%左右。这个时候，国内经济学界众口一词，不会有通胀威胁的存在。此后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开始出现了上涨，CPI也达到了4%到6%左右，这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改口，认为通胀正在逐渐形成，但对通胀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共识。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推升到了8%左右，但有关通胀的形成，依然没有共识，这种情况当然只能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日趋加大。
对此，我个人坚持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中国的城镇化存在巨大的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城镇化濒临失控，农业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急剧萎缩，并已经实际突破红线。由此形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因城镇化而空前增加；二是基础生产资料和农业品价格因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持续萎缩而不断上涨；两者复合而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由于城镇化的形成背景非常复杂，未来中国未必就能够在这上面踩刹车，因此中国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很大，CPI指标上升进而达到双位数的可能性也很大。
初级生产资料全球化
在所有经济成长的支持性因素之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生产资料尤其是初级生产资料的全球化问题。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进口大国。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近几年，原油进口增幅最为明显。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达1.227亿吨，同比增长34.8%,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1.452亿吨，比上一年增长14.2%；2007年，中国共进口原油1.63亿吨，较上年增长12.4%。
再来看看其他生产资料。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铁矿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2005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2.75亿吨。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铁矿的进口量就超过了自有量，进口量占到了中国铁矿石消费量的57％。其实，不仅仅是铁矿石，其他初级生产资料也类似。以橡胶为例，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07年全年天然橡胶进口量同比增加2.2%，至165万吨。目前，我国橡胶的进口量占消费量的三分之二。
生产资料如此，人吃的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尤其是在我国粮食产量喜讯频频，连续获得五年丰产的情况下？答案恰恰相反。粮食中的谷物生产虽然没有大问题，但目前我国大豆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这说明，我国的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以有限的土地为条件，一旦平衡地对待粮食生产，增加大豆之类其他品种的种植。可以想象，谷物价格必然会呈现量减价升的被动局面。
所以，全球化对于中国，首先就是生产资料以及一些关键初级产品的全球化。这是只能进不能退的险境。全球化 的资源格局，意味着奥运之后的中国，只能开放，更开放。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与已经开放的世界各国是一样的，只能是保持对效率的追求，让整个民族，变得更为明智、更为理性，争取在全球性的效率竞争中获胜。
风险多元
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所拥有的那点神秘感，将会因奥运会的举办、数万记者的合力挖掘和报道，逐渐消失殆尽直至完全透明。我们在关注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那些来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风险，在很多时候，它们甚至会左右经济，形成更大的压力和问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必将是一场壮丽的仪式。这个仪式之后的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旋转门，它有可能前进一步，将中国引入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文明的亮丽社会空间；但也有可能在旋转门的作用下，原地转了一圈，后退一步，让中国回到从前，甚至进而对一切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
在世界利益的大格局里面，也许的确有人在中国开放的初始阶段，会愿意为我们的开放而买单，而这往往是由地缘政治力量推动的，可以看作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种调试过程。但此后就不同了，不会总有人为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开放而“买单”，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这个社会自我创新、自我提升的过程。
这种社会变革意味着一种可喜的心态变化，人们将开始从认为“增长就是一切”，转而认为“稳定比增长更合适”。中国社会未来只能藉此才能进入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
(作者为安邦集团董事长)
辨析夏季的“噪音”
奥运会并不会必然带动经济活动的兴衰。中国在2008年面临的重大挑战仍然是如何在不过度抑制国内需求的情况下遏制通胀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是否也会经历“后奥运衰退”。尽管人们普遍认同奥运会带动经济活动兴衰这一观点，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相反，主办国实行的经济政策才是决定经济波动的关键。
我们认为中国在2008年面临的重大挑战仍然是如何在不过度抑制国内需求的情况下遏制通胀。截至2008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的举措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这主要是通过严格控制国内信贷实现的，而实际利率仍为负值且人民币仍被严重低估。因此，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放松信贷控制或短期内外部需求增长重新加速都将导致2008年底和2009年通胀和增长前景的恶化。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得以保持稳定，我们相信，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经济能够保持9%-10%的增长率。此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可能会逐渐转向国内需求。
我们对1964年以来的十届奥运会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主办国经济的简单平均增长率确实呈现出“后奥运衰退”（见图表1），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各主办城市的经济走势大相径庭：日本、墨西哥、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加拿大和韩国的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后奥运衰退”，但德国、西班牙、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澳大利亚和希腊则没有。
通过分析过去十个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经历，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规模对后奥运经济
具有重要影响
举办奥运会可能通过两个方面对主办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一是对基础建设和体育设施的“额外”投资；二是游客消费给主办城市带来的“额外”收入。因为这两种额外需求通常会在奥运会结束后消失，因此，出现后奥运衰退的国家有两个特点：奥运会投资与主办国经济的比例较高（见图表2）；主办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主办城市GDP/全国GDP，见图表3）。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投资规模和主办城市的经济规模都不足以使全国的实体经济受到根本影响。虽然很多人在预测中国经济在奥运会结束后的趋势时经常以日本和韩国的经历作为参照，我们认为在这两方面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情况都截然不同。
就主办城市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比重而言，北京的这个数值只有4%，仅高于亚特兰大一个城市。如果对全国经济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北京的经济增长波动必须十分显著。而需要指出的是，据报道，北京的投资增长持续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表4）。因此，我们认为美国举办奥运会的经历更适合作为北京奥运会之后经济走势的参考。
经济政策是影响经济走势的
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对于大国来说，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影响主办国经济增长走势的主要因素。如果奥运会召开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宽松，那么奥运会之后在政府收紧宏观政策时经济往往会出现周期性的增长放缓。
美国经济在洛杉矶（1984年）和亚特兰大（1996年）两届奥运会之后的经历完全不同。尽管洛杉矶奥运会是1964年以来成本最低的一届奥运会，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在1984年达到了7.2%的峰值。随后，经济增长率下降至3%-4%。1984年前后经济活动的兴衰主要是由奥运会前实行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包括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所引发的，而并非由奥运会本身所致。而美国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上调了利率而且财政收支状况有所改善，经济活动并未受到奥运会的影响。
在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在奥运会召开之前的一年或几年里实行了放松银根的举措和/或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进而带动了奥运会之后主办国经济的波动。
主办城市的房地产、
股票市场通常会受益
虽然从以往来看奥运会对于主办国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但主办城市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在长期可能受益于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北京奥运会来看，90%的奥运会相关投资被用于改善环境、交通运输系统、公用事业和电信系统（见图表5）。我们预计，这些投资将改善北京的市区环境、电信和交通运输系统、娱乐设施以及其他公用服务，进而在中长期使居民、企业和游客从中受益。
我们的亚太策略研究团队的分析显示，奥运会召开之前一年本地市场股票指数通常会表现出色（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的情况确实如此），这可能体现出投资者对于奥运会对经济和企业赢利的潜在积极影响的乐观看法。在奥运会召开的当年，市场倾向于回落但在随后的一年通常会再次反弹（见图表6）。
我们认为有两类公司可能会受益于奥运会：一类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它们能够利用其本土优势受益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这类公司包括首都国际机场、首创置业和国航；另一类是各层级的奥运会赞助商/合作伙伴：比如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北京2008年奥运会赞助商、北京2008年奥运会独家供应商。他们普遍认为，由于奥运会有着广泛的受众，这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是提升品牌形象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
其他奥运相关政策的变化
可能会引起经济波动
为了确保奥运会期间的环境（特别是空气）水平，中国政府要求部分地区控制高污染生产活动。此项政策将主要在北京、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和内蒙古六省市实行。此外，奥运会协办城市沈阳也将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大部分会在7月底开始实行，并可能一直持续到残奥会闭幕（9月17日）之后。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其他两个协办城市（上海和香港）——及其周边的经济活动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已有传闻称，一些公司由于预期夏季可能出现部分产品供应紧张状况，已经开始提前安排生产进度并囤积商品。如果全国较大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在较长时期内受到限制，今年年内经济活动的波动将会加剧。此外，如果企业普遍预期供应紧张状况会出现，这同样可能会导致经济活动波动性加剧的局面，即需求可能会提前集中出现在2008年上半年，此后实体经济活动在夏季有所减缓，随后在秋季出现反弹。
鉴于今年全球需求面不确定性的上升，加之中国实行的调控政策，这些与奥运会相关的潜在的需求面波动因素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很难从夏季的“噪音”中摸清经济走势真正的“脉络”。
（本文观点引自高盛经济研究院的报告）
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化解风险
我们说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并不是说全球化是利弊各占50%
文 | 吴建民
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可能是当代奥林匹克历史上的第三次突破。第一次突破是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亚洲；第二次突破是196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奥运会，奥林匹克第一次到了拉丁美洲；第三次突破就是北京奥运会，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前两次突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能第三次突破意义更加不平常。
奥运会为什么会到中国来举行？我想是有两股强大的动力作用的结果。第一股动力是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奥运会诞生于欧洲，长期以来，奥运会一直是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举行，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兜圈子。1968年第一次在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奥运会还是在发达国家转。奥运会是属于全人类的，发达国家固然重要，但在全世界66亿人口中，发达国家人口大约只有10亿。从奥运会自身的发展需要来说，走向发展中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第二股动力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是太平洋国家，奥运会追随历史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奥运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奥运会实现突破的时候，主办奥运会的国家对于奥运会倍加重视。
1964年东京奥运会，正值日本在战后走上崛起之路的关键时期，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是强有力的推动。1961年至1970年的十年中，日本年均经济增长为11%以上，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也是受到墨西哥政府和人民极大的重视，但由于当时墨西哥国内的原因，使得奥运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没有像日本那么大。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大发展之后举行的。在奥运会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哪一届奥运会能受到主办国的政府和人民如此高度重视。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奥运会的举行无疑标志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有助于加深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奥运会期间会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世界上更多的人会通过媒体报道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加深，无疑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合作。相互了解是合作的基础，了解越深，合作的可能性越大。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加深给中国企业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企业家自身来说，如何利用好这个机遇就要看各自的本事了。
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会更加开放。当然，事情总是两面的。更加开放的中国会获得更多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这是不言而喻的。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现在还很难确切地预料。譬如，在金融领域，随着中国的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提高，人们期待着人民币升值，所以大量的“热钱”流进中国。“热钱”投机性很强，来得快、去得快，这就可能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动荡。
能源安全是另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去年中国进口了一亿五千多万吨石油，为了保持市场稳定，中国政府对成品油销售进行补贴，但补贴总是不能持久的。6月20日，我国成品油价格上涨了20%，即便如此，仍然低于国际市场。
全球化正在继续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机遇全球化了，风险全球化了。然而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我们说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并不是说全球化是利弊各占5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全球化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三十年之所以发展如此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化。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风险，其中不少也是要通过扩大开放来逐步予以化解。
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这样的结果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这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