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不能飞飞停停，要飞就要一鼓作气地飞出射程之外。我的心脏一直没被打到过，心脏代表私心，无私者无畏。”
他是解放前的药店学徒，他是动乱年代上任的厂长，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企改革的“出头鸟”，他是1988年评出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从1972年到现在，他已在同一家国企当了36年的“一把手”，这个纪录以后也将无人能及。他曾因搞“来自宫廷秘方的补药（青春宝）”、“豪华接待室”、“免费午餐”等等新鲜事物而被人指指戳戳，也因“电脑考勤”、“率先罢考”、“儿子兼并老子”等等骇俗之举而声名鹊起。
2008年，是74岁的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从事中药事业60年。一场中药界名流捧场的庆祝活动7月6日在西子湖畔举行。与冯相识30余年的任德权（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对《中国企业家》评价说，冯的“思想是年轻的”。
“出头鸟”
发生在1991年的“罢考风波”，曾是冯根生赢得国有企业“改革家”声誉的精彩一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企改革发展步入低谷，但是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考厂长的风气却愈演愈烈，诸如安全、财务、劳动用工，甚至计划生育政策都成了考核厂长的内容。
“成绩是做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时任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以下简称杭中二）的冯根生坚定地认为，遂有震动全国的“罢考”之举。罢考“罢了形式主义”，得到了舆论的美誉和支持，但也让有关部门陷入尴尬。
“何谓常青树？不要光看到常青树表面上的风光。在中国这个特定条件下的树，绝大多数树都死了。我这棵树常青了，你知道是花了多少心血、汗水浇出来的啊。”在他那间已经使用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里，冯根生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如果不是亲临其境，你可能无法想象这个让来访者感觉狭小、局促的地方，就是一个每年创造二十多亿元产值的企业家的办公室。“要是贪图安逸的话，我这棵树还能常青？”冯根生说。
但是，在涉及到企业形象和现代化管理的问题上，冯却毫不吝啬，讲究“排场”甚至到了“奢华”的程度。
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冯根生就因建造豪华接待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门口，光亮的水磨石台阶，透明的玻璃门；屋内，宽大的全包沙发，富丽堂皇的吊灯（这两样当时还属于“控购”商品）。最让人咋舌的是地上铺的红地毯。在那个年代，红地毯只有在高层领导接见外宾时才偶尔一用。一家企业却拿来给客人垫脚。这合适吗？
冯根生的举动招来了方方面面的议论。对此，他不以为然。
“我是旧社会的学徒出身。过去学生意时有句老话：店大压客，客大压店。你要赚到顾客的钱，就要摆出比他还要大的气派，他才会放心地与你作交易。”冯根生如此解释他好“排场”的原因。
摆“排场”（当然主要靠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让“杭中二”门庭若市，但冯根生这个置很多保守的主管领导的规劝于不顾、一意孤行的“出头鸟”，当年不可避免地时时面临被“枪”打中的危险。
“什么叫枪打出头鸟呢？改革要一鼓作气地飞，不能飞飞停停，停下来，目标就暴露了，肯定被打死。要飞就要一鼓作气地飞出射程之外。还有，做人规规矩矩、认认真真，那他用什么打你？我的心脏一直没被打到过，心脏就是私心，无私者无畏。”指着窗外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树，冯根生说。
没有被枪打中“心脏”，除了“无私”之外，“贵人”的保护也很关键。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就是冯根生的“贵人”。
1983年，组织部门下发一纸公文，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即所谓“三化”），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要统统换掉。眼见几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因不符合这个硬杠杠而被“刷掉”。当时冯根生49岁，年龄倒不算大，但大学文凭是没有的。去留之际，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厉德馨表态：“别人可以换，冯根生作为一个特例必须留下。”因为中药是讲传统的，在这方面，冯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和技能无人能及。
这次“刀下留人”让冯根生幸运地搭上了国企改革的第一趟列车。一年后，由杭州市有关部门领导带队，冯根生等人赴福建福日电视机公司参观学习，回来后，“杭中二”作为该市两家试点企业之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三铁”（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改革。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短命？因为在政府官员眼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就是个雇员，看得起你就做，看不起你分分钟就可以把你免掉。”
冯根生多年的搭档、原“杭中二”党委书记祁兴玉总结冯根生成功的秘诀是：基因、机缘、机遇都好。“基因”指冯根生是三代药工出身，“又红又专”；“机缘”好是指“杭中二”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还有一个支持他们的书记；“机遇”好是指“杭中二”起步就赶上了世界性的绿色消费浪潮，赶上了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养生保健需求的激增。
终身“保姆”
2002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重奖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三位企业家：鲁冠球、宗庆后，还有冯根生，每人奖励300万元（实际上拿到手的是240万元）。这么大力度地奖励企业家，轰动全国。
“那天上午，表彰大会结束后，市领导请我们三个人吃饭。我们三个人聊天，鲁冠球提出把这300万捐掉，宗庆后也附和。但鲁冠球对我说，你是国有企业的，你不要捐。我说我绝对捐掉。你们两个都捐，我不捐，老百姓看到了不好的。市长听到了，说你们捐了就是给市政府脸上摸黑，钱是给你们自己用的，绝对不能捐。我们才不捐了。”冯根生回忆道。
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一个记者问三人：“你们每人拿到300万后，简单说，你们想圆一个什么梦？”
鲁冠球说：“我想在杭州建一个汽车城，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辆汽车。”宗庆后说：“我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
冯根生说：“我要建一个汽车城不可能，成为杭州的李嘉诚我更没资格。1972年我成为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时，企业净资产才三十多万元，国家没给一分钱。30年过去了，我把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带大，这个孩子还是国家的，我还是一个保姆。我也想圆一个梦：希望我的东家开恩，让我这个老保姆好好休息。”
“我那时说就想圆要休息的梦，可我的东家说不行，你这个保姆还可以继续管理这个孩子，又是6年过去了，我这个保姆就成了终身保姆。”冯根生对《中国企业家》回忆道。
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1992年2月14日，“杭中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被取消“自营出口权”。为了争取更大的企业自主权，冯根生决定走“合资”的道路。1992年11月，杭州第二中药厂引进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前，冯根生先成立了一个“壳公司”——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作为“杭中二”的出资人。并以青春宝集团的名义与正大谈判，避免了自己叫卖自己的尴尬。当时，“杭中二”的账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元，但评估后的价值高达1.28亿元，是账面净资产的近3倍。土地开发费、新产品开发、水电容量费、厂区绿化投入等等账面之外的费用，都被“精明”的冯根生“塞”了进去。
合资后，正大集团持有正大青春宝60%的股权，青春宝集团代表国资持有40%的股权。1998年，正大向上海实业转让55%股权。
这是冯根生经历的第一次改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企改制风潮来临，经营者和员工持股成为风气。正大青春宝开始酝酿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上级批准，由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冯根生作为公司总裁，至少应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的企业价值，冯根生要拿出300万元的认购资金。当时，冯的月薪只有480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凑起来也不过一二十万元。面对300万元的天文数字，冯根生犯了难。这就是当时媒体爆炒的“冯根生难题”。经过大半年的踟蹰，最后，冯根生贷款270万元。那时候，冯根生已经63岁。按照当时正大青春宝的利润增长速度，冯根生要还清270万元的本息，需要12年。
还好，杭州市政府体察冯根生的难处，重奖300万元，让他只用了四年就还清了贷款。
“我现在的年收入加起来大概接近100万元。”冯根生说，“不过，我还是一个保姆。2%的股份还是在职工持股会里面的，我并不是企业的自然人股东。”
2003年、2004年，正大青春宝启动第三次改制。这一次准备彻底改，让经营者持大股，成为浮出水面的股东。方案杭州市政府都已经批了，但是后来冒出一个郎咸平，说“保姆怎能变主人”。于是2005年国资委出台文件，要求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必须公开竞价。由于担心外部投资者的进入把企业搞坏（当时张海案之弊已经暴露出来），方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做了一辈子改革先锋的冯根生最终止步于这次“流产”的改制。
国药传人
“普通工人有三十多年工龄就退休了，从学徒开始，我工作快六十年了，太累了。”冯根生说，“现在我已经七十多了，如果再不退的话，那就没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了，再也过不了夕阳红的生活了。”
2008年1月，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职务，但仍然保留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因为前者是合资公司董事会任命的，而集团董事长是上级国资委任命的。
“我63岁那年，曾有一位马来西亚富商找到我，出100万美元的安家费，请我去帮他搞中药集团。我想了三天，推掉了。因为我对青春宝的一草一木感情太深了。”冯说。
“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的这15年，正是民营企业快速成长的15年。我如果当初去搞民企，现在身家不知有多少。但这个已经过去了，不可能了。”
“你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我说没留下任何遗憾。惟一留下的是我自己的遗憾——没夕阳红。”
1977年，冯根生的大儿子冯鹤高中毕业。冯根生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进了胡庆余堂做工。几年后，看到进了宾馆饭店、合资企业的同学挣了大钱，冯鹤心里痒痒的，央求父亲给他换个工作。“冯家子弟（从冯的祖父起至今）是胡庆余堂的惟一传人，这根线不能断。”冯根生坚决拒绝了儿子的要求。此后，冯鹤从未离开胡庆余堂，直到成为副总经理。
2008年1月，冯鹤被正大青春宝董事会任命为总裁。“这个任命，我当时是不同意的。这个企业又不是自家的。”冯根生说，“但大股东坚持这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