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被认为具有秘密性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公开,这是对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技术的一种投降
[文]胡泳
北京大学副教授
7月,台湾“国防部”为了防止台军官兵泄露“国防”机密,通令各级部队及单位,若是发现台军官兵私自开博客,经查发现后一律处以关禁闭处分。
军方说,这样做是担心许多官兵涉世未深,在不熟悉相关法令的情况下,万一张贴不该张贴的文章或照片,很容易误触法网造成遗憾,此举纯属“保护”官兵。
这是在和平时期对军队博客的看法。战时如何呢?英国首相布莱尔还在台上的时候,在一次重要的有关国防的演讲中提到视频分享网站LiveLeak,这个以播放战争、冲突和死亡片断为主的网站因此声名大震。布莱尔是这样说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垒双方的士兵都热衷上LiveLeak。作战记录材料通过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被贴上网。有时那些可怕的图片传递了未经中转的战争现实。它们为记者和评论员提供了新的见证源,绕过了官方的说法和记录。”
军事当局对这样的局面心生恐慌。为了作战安全的需要,2007年4月美国军方对军职人员的信件、电子邮件、博客和文章严加限制,在它们被公开之前必须通过安全评估。为了让自己的做法行之有据,军方称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一直在网上搜寻有关美国部队在战场上如何作战的信息。在批评如潮涌来(有些来自国会)的情况下,军方软化了自己的立场,称新的规定不会严格到搜查士兵的每一封信件和电子邮件的地步。
遇到如此令人头疼的挑战的另一个群体是警察。在举国震惊的贵州瓮安事件中,一个突出的导火索是警民关系紧张。早在事发前几个月,曾在瓮安工作的女警察沈雪在她的博客中就无意透露了地方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的情况:“短短的十天里,初步统计一下,我们一共处置了六次群体性事件,没完没了的处突通知,随时待命,让人的弦绷得紧紧的。我不知道现在公安机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处置的这六起事件,有些完全没必要出动那么多的警力。为什么相关部门要把公安机关当成拳头,当成暴力工具?而又如何让公安机关跟群众搞好警民关系?真的说不清。”
沈雪的博客在瓮安事件之后被网民发掘出来,很快被有关当局屏蔽。显然,让局外人了解警察的内部运作以及警员执法的内心世界,是被局内人士认为十分危险的。很多时候,对警察“内幕”的暴露甚至还不乏政治意义。
2005年,湖北黄石民警吴幼明因多次未能完成交警大队派发的罚款任务,被扣发工资803元。吴不服,在天涯论坛上贴出了“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的帖子。此后,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更多讲述他作为基层民警亲身经历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公开公安机关领导给基层民警下达罚款任务的警察”。他的“死去的人下不了户口,活着的人上不了户口”被《南方周末》部分转载;2007年3月,他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更发出题为《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公开信。媒体称其为“另类警察”,吴幼明自称为“叛徒警察”。最后,吴被黄石市公安局正式辞退。
军队、警察曾经是高度保护自己秘密的组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事情显示了一种重大趋势:透明度(对信息的自愿公开)的提倡者与秘密的守护者彼此剑拔弩张。一度被认为具有秘密性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公开,这不仅仅是对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技术的一种投降,而且也是信息民主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