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是不得不和权力打交道的职业。许多规划师在领导意志与公众利益之间左右为难。这些知识分子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笼罩着一种虚妄的历史责任感
他们都叫我“市长杀手”(人家给市长做规划报告总要修改,我能一次通过),可我从来不是什么“市长杀手”,开玩笑地说,我是市长的“帮凶”。
我前些天才刚从厦门回来,跟市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一个开发区方案。规划局长们已经养成习惯了,规划好坏得市长定。图纸放在市长面前,他说一句“行,做着看看,我看挺好嘛。”——决策就是几分钟。这也是中国特色,受市场经济驱动,全方位得快。当年日本六本木新城做规划就用了七八年,最后建设完成用了十几年。
所谓“中国式造城”的核心,就是“市长意志”。曾几何时,市长们要亲自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一定要大,来制定城市的道路——一定要宽,来划定城市的广场——一定要阔,来设定城市建筑——一定要高,来指定城市的景观——一定要绿。“一年要开工,三年见成效,五年建新城”的高效计划,最终苦了城市的计委忙立项、规划局催图纸、土地局搞指标,而设计师熬夜加班,施工队挑灯夜战。
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市长们主要看重什么?核心还是要看经济效益。形象工程就是政绩。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我称之为“官商共同发展”。他们知道,土地可以换钱。要兑现,就由开发商和建设单位来实现。房地产商是全世界著名的惟利是图的阶层。
最典型的官本位加利益驱动就是招商引资。对于小城市来说,它是一个被动关系——你招商,希望他来投资,一谈判就是妥协的关系。你说容积率2.0,他说我超过3.0行不行?行,你赶快造吧,而且希望你造高一点。其实土地的价格是一定的,你多造房子,成本就会降低,国家土地出让金就受损失了。但是没办法,客大欺店。
但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现在是一个主动关系——政府等在这儿,你来找我开发,这时候城市建设就很规矩了。我们去年接了一个项目(匡晓明指着办公室里一个像白色小鸽子笼的建筑模型),李嘉诚投资的上海真如中心。这么大的集团来了,一样得按照规定审批、拿土地、坚决不允许压红线,比如建筑不能造在路边上,必须退15米等。
说到生产环境,雅各布斯两个重要观点——“多样性”和“街道眼”,对我影响很大。
所谓多样性,城市是有生命的,不仅需要高楼大厦,还需要窄小空间,不仅要有新房子,还要有老房子。所谓街道眼,街道本来是有灵魂的,是人们交流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建设的同时,管理得太严了。比如说,上海沿街是禁止小店铺的,结果,街道很好看,两边都是绿化,但是很可怕,因为没有活力。从经济上来讲失去了商业机会和安全感——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街道两边都是店铺的街道犯罪率会减低,因为两边都有无数眼睛在监督。
我做过温州新城区的规划。我们发现,温州城市主干道附近散落着一些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庙宇,于是决定把这条主干道从直的变成弯曲的,以展示这些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当时是有争议的。一个副市长说,我们温州的老城区就是弯弯曲曲的,烦死人了,好不容易搞一个新城区怎么还是弯弯曲曲的。他担心堵车。后来我越过这名副市长,直接说服了决策者。我的理由是:第一,主干道不需要太直,同样可以保证不堵车,便于输送。第二,道路弯曲比道路笔直更有层次感,这就是所谓的“悟性空间”。
温州方案挺顺利,可在北京通州新城的改造方案中,有更多的妥协。通州是古老运河文化的起点,周边形成了很多依附于码头文化的塔庙、店铺、老城区。同时又有很多从城区内迁过来的工厂,在历史遗迹和工厂之间需要做一个平衡、配套。旧城改造的核心问题是——改造成本太高,开发量上不去就没人愿意开发。你要是想保护的话,肯定费钱。
我去法国考察过旧城改造的课题,获得的经验和灵感竟然来自消防车和灭火器。我们常说,北京胡同的消防通道没法大于4米,一旦起火,消防车进不去,所以有安全隐患,必须拆除。可是法国人怎么做的?人家造了一种更小的消防车,问题一下解决了。再比如,我们一个2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得有20个灭火专区——这多浪费?就不能想出别的灭火手段吗?我们往往就因为一个机器的掣肘而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文化。
现在是个觉醒的过程,学者觉醒,媒体也在觉醒。中国需要产业升级,2020年要从劳动密集型变成创新型的大国,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在非常短的时间搞城市大跃进。我就很清楚几个城市说要实现70%甚至75%的城市化,这个东西不能急,不能放在十年去搞定,这种状态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