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第一个民营剧场倒掉以后，袁鸿又经营起了“N剧场”，用明星和票房向外输出戏剧精神及剧场管理模式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谭旭峰
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听见你的召唤：切·格瓦拉。”
这段著名的台词，出自2000年的轰动话剧《切·格瓦拉》，很多人对该剧的理想主义和争议性记忆犹新。但对于制作人袁鸿来说，却不乏痛苦——他经历了小剧场的死去活来，眼看着今天话剧市场的繁荣和票房奇迹，他怀念1998年到2002年的“黄金年代”。
“今天话剧也没有市场可言，只是作品、观众更多了一点，但当年的感觉更纯粹，大家把创作、表演、观众的氛围作为第一要义，其次才是票房和上座率。今天商业冲击很大，真正深层次对戏剧的理解还在吗？不在了，反而淡了。我得到赞助，地铁里铺满了广告，那又怎么样？我宁愿一个戏凭借口口相传大家去看。”
我们采访的时候，袁鸿在他位于雍和家园艺术区的工作室里，河对面是雍和宫，窗外是“糖果”俱乐部。这间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就是《暗恋桃花源》、《这一夜，Women说相声》、《如影随形》的排练场。作为北京第一个民营剧场、戏剧圈的一面旗帜——北兵马司剧场的私人承包者，袁鸿如今的身份是台湾导演赖声川这几部戏的独立制作人，他已经走出了那个惨淡经营了四年（2002-2005）的话剧“圣地”。
关闭北剧场后，这三年袁鸿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做戏剧的“基本面”，巡演赖声川的作品、进行亚洲戏剧交流、支持大学生戏剧节等，把他们的戏和剧场管理模式像春风一样吹遍很多城市。他给这个行为起名为“N剧场网络”，他说你可以叫它曾经的北剧场，也可以理解为下一个剧场、新的剧场，抑或，悲观的一面，就是没有剧场。
幕起：“小”的力量
“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不再在胡同里与林兆华、孟京辉、张广天操练后，袁鸿开始更多跟老友赖声川合作。就在那间小工作室，导演和演员来的时候，沙发一拉开，桌子抬出去，就成了排练场。最初排练时，黄磊、袁泉、何炅都带着助理，小屋装不下，楼道里站满了人，邻居上门来投诉。
他并不是只有赖声川一个客户——除了赖剧，袁鸿希望能更多地帮助一些爱好戏剧、对戏剧有热情的新人，从“小”做起，“社会应该由小构成，我们现在都太宏大了。像《暗恋桃花源》内地版，它没有往‘大’去做，反而做好了。”袁鸿说，“外界当初也觉得北剧场很小，但关门时恨不得说，小剧场艺术就没有了。其实它没有那么大，只是很多人没有那么用心去做。我觉得今天中国太多事没有用心去做。”
袁鸿与戏剧的缘分始于1992年，他偶然去看了《茶馆》的告别演出，深受震撼，但颇感失落。同年，电影《暗恋桃花源》带给他另外一种震撼，云之凡（林青霞饰）对江滨柳（金士杰饰）说，“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直到今天他仍被感动，“它带给你的是一个剧场氛围和一种剧场精神。”
北剧场最好的时期是2004年，虽然一年只有6万元的盈余，但袁鸿已经很开心了。他付清了别人剧目的钱，还成了那条小街道的“利税大户”。更重要的是，“那么局限的空间里，释放出了那么大的可能性，我们做的并不是一个庞大的商业机器，而是有一个情感维系。”
袁鸿并不回避北剧场的成败，“我做它可能是很多人愿望的一个集成，我只是替大家来行使这个愿望，但因为个性，因为个人才能的原因，我没能让它更好的成长。”
十多年投入戏剧，袁鸿认为戏剧已经不是小众了。“虽然《暗恋桃花源》演出了一百场只有二十万观众，但它影响的可能是两亿人。很多城市觉得《暗恋》不在他们那里演，文化水平就没达到那个水准。”当初北剧场最经典的《切·格瓦拉》，从2000年上演，到2005年加演共八十场，观众加起来也只有近六万人，但对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
2004年，袁鸿去中国政法大学看一出要参选大学生戏剧节的话剧。后来在北剧场演完，袁鸿把那几个毕业生留下来说了十分钟的话，“戏剧绝对不是你们的未来，我们没有期望你们中间走出孟京辉、林兆华，不希望你们是大导演、艺术家或优秀的演员，而是希望你们中间能出正直的法官，有正义感的律师，你们不会带着一点阴影到社会去，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些人。”
后来，《这一夜，Women说相声》演出，有一个当时的演员来看戏，见到袁鸿深深鞠躬，他说自己现在在一个法院工作，非常安心做好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戏剧基于生活或基于我们个人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
今年6月，《暗恋桃花源》第一百场演出在北大百年讲堂，袁鸿专程请了一些外地剧团来北京观看。他们这几年在做“青年戏剧公益基金”计划，资助一些小团体和刚入行的导演。比如成都的一个业余剧社，已经在承担第三届四川大学生戏剧节了。面对一些商业公司的介入，他又帮他们平衡，哪方面该独立，哪方面运作可以商业化。
袁鸿还组织戏剧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演出。和各国优秀剧团合作，这样的体验和比较让他受益匪浅，而其中一些小剧团让他感动。日本一个叫小爱丽丝的剧团，做公益演出，孟京辉第一次去日本就由其资助。“创始人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他穿的鞋和我十年前看到的一样。”袁鸿说，“鹿特丹有一个小剧团，他们个人不赚钱，但用个人的能量让这个城市的人民参与进来，从而带来微观的改变。”
2005年9月18日中秋夜，话剧《梵高》在北剧场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北京文艺阵地失守一个象征。“北剧场关门不是经营出现问题，而是股东理念分歧，你会失落，决定放弃它。虽然在成长阶段被扼杀了，但外界还是看到北剧场的价值，上海有东剧场，广州有南剧场……按它自己的生态在成长。”
水晶从2001年开始和袁鸿合作大学生戏剧节，打理北剧场，现在是北京创意工作坊的总策划。在水晶看来，如果戏剧也有“生产力”的话，当时北剧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足，“这三年我们带着戏剧的理念，发动更多的人做产品，去把全国更多的剧场填满。”
幕落：戏剧精神
“有一种爱情现在就像纯净的空气，越来越稀有了。”——《镜花水月》
去年6月，《暗恋桃花源》在成都演出，一到剧场，赖声川布置了一个任务：袁泉管女厕所，黄磊管男厕，每天值日打扫卫生。
对于很多城市的剧场来说，袁鸿的合作方式挺让他们头痛：其合同的关键通常不是要求分成多少钱，而是对剧场的要求，比如交通堵不堵，门前这条街的市容是否整洁，有没有残疾人通道，很多人不理解也不接受。有一个剧场看到合同就火了，“我们的厕所有没有味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于是，在赖声川的文艺戏席卷小资们的同时，一出“文明戏”也在各地上演。沈阳、长春的剧场来和袁鸿谈，他问，你们能不能做到一点，迟到的观众等候十分钟再进场？对方说，东北人的火爆脾气你哪里能挡得住？袁鸿说，那对不起，我们以后再讨论去不去。
在重庆，迟到的观众恨不得从他身上踏过，几十个人在剧场外面推门。台上的袁泉都被吓到了。还有人叼着烟就进去了。“其实不是中国人不懂礼貌，他们有时候愿意用某种姿态来挑战公众，觉得我就这么做，怎么着？”
这些文艺工作者干起了环卫、交通、物业、水电等社会基础工作。在长沙，剧场门前的街上布满积水，演员就向小店铺的老板借工具分头清扫，搞得后者不好意思，也加入了清扫行列。由于附近有个菜市场，车辆异常拥堵，袁鸿就跑到中间指挥……受其感染，有的城市剧场专门开物业管理会，保证演出不受不必要的干扰。
袁鸿一点也不高估这种“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有些无奈，“公民的自觉就是每个人在其位谋其政，现在大部分行业没有对自己行业起码的尊重。戏剧如果是一个饭碗，我们敬重这个饭碗，不管你是在天桥卖艺还是干吗，都应该虔诚一点。我们和国外或港台的人合作，感受到他们身上有真正的剧场精神：没人迟到，说禁烟绝对没人抽烟。国内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敢不敢去做。”
他说，“我觉得剧场绝不是夜总会，也不是一个城市的点缀，也不是什么产业中的一个链条，而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看电视、上网，交流机会很少，而话剧的现场交流很重要——剧场里用生命和感情来交流的。只要有一群人执着去做，就会让戏剧的环境得到改善。”
每做完一场戏，袁鸿都会帮助当地剧场整理一份结合本地城市特点的定位方案，巡演了16个城市，都“输出”了相应的剧场管理模式。那份合同比那个剧本并不逊色。
至于那个最世俗也最关键的问题，话剧赚钱吗？商业和艺术之间有什么冲突？你是个艺术商人吗？袁鸿引用了《切·格瓦拉》的另一段著名台词：“傻喽傻喽，听他们的乌托邦胡扯，原来是一堆精神泡沫；亏了亏了，如今革命的梦醒时分，人家致富头班车已过。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
“我个人到今天没有靠戏剧赚到一点钱，这是我最坦荡的。我90%的精力放在戏剧，10%做点别的事情，让我起码有钱交电话费。”袁鸿说，“我不会回避商业，但我相信诚实的劳动，不希望免费的午餐，比如谁赞助我、我买股票暴发了之类。”
跟很多大戏相比，《暗恋桃花源》业绩并不突出。水晶说，“我不觉得我们比别人更明白怎样把艺术和商业结合起来。这在今天不是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方法有一千种，但是你把这件事情本身做好，那它在艺术和商业上都成功。”袁鸿补充说，“这些戏剧赚不赚钱，要对得起投入和观众，不能以票房产业和商品属性来扭曲。”
他指着我们带去的《中国企业家》，“戏剧有自己的消费群体，我从来不相信雅戈尔的老总真的一年会看场戏。他太忙，也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反而会相信雅戈尔的员工会去看戏。真正的戏剧是给真正生活的人看的，有些人他没有生活。”
在《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册上列出了赞助企业，像IBM、花旗银行、国泰航空、招商银行等。袁鸿介绍说，港台的剧团一般都有政府资助，表演工作坊在台湾活得一直很好，其票房收入占70%，另外30%来自于政府和企业。国泰、奥迪、统一的赞助并不多，“但他们要求的回报很少，是真的来赞助，而内地很多企业要冠名等很多要求。”
商业不可避免带来了烦恼，今天袁鸿他们要排一个戏，很难有安静、不受打扰的一天。剧本还没写好就开始通告、宣传，一些企业或公关公司也会找上门来谈合作。“外在的东西多了，但内在的，为了一个戏在小饭馆里讨论到凌晨，少了。”
袁鸿考察过百老汇的成功模式，“百老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社会和经济客观环境的影响。现在国家崛起，经济到了一定程度，电影重新有票房，电视剧市场会这么繁荣，这是和整体相关的，只是微观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试图做好。”
他也听说过百老汇的一个段子：某演员参演音乐剧《平步青云》，对同事说，不想再听他们抱怨百老汇要灭亡了，“因为我刚来到这里，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呢。”袁鸿记得赖声川对于国内舞台剧演出现状说的一句话，“一切都还在变化，变化比较大的状态中”，“是的，我要回到开始。”
[对话]
“我成为企业家也不会赞助戏剧”
《中国企业家》：你和赖声川怎么合作、沟通？
袁鸿：依靠十多年来彼此的信任，我们在一起就是创作和排练。演员是我选来的，合不合适他因才而用。赖老师的表演工作坊有二十年积淀，每一天都在创新，很多戏一出现它的内核就确立了，很难被商业冲走。艺术上赖老师有自己实验的元素，商业上有观众喜欢的元素，就是这样。他没有想着观众愿不愿看，但观众来了。没有想马英九来不来，他就来了。你修炼一定要到这个程度。他源自自己的坚持，到很好的阶段就能把持。
《中国企业家》：小剧场有可能走进企业吗？
袁鸿：我们的企业都喜欢一些大的东西，他们会选择《同一首歌》，走进你的企业似乎是一种巨大的荣耀，耗费多少钱都赚回一个吆喝。可投入到戏剧里，他就要算一算账了，比如《暗恋桃花源》演出一百场，每场2000人，总共才20万人。但这不是一时的，我们要抛弃很多急切、功利的东西。
《中国企业家》：如果请你在商学院讲话剧的经营之道，你会讲什么？
袁鸿：你为什么要做成功的商人？你的企业、你的商品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要搞清楚。你是因为有渠道靠关系把一块钱的东西卖到一百块钱，还是一块钱的东西你赚五毛的利润同时还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会强调这个，我交过的企业家朋友我看重这个。我在乎他们是什么人。我不喜欢大亨寡头。
《中国企业家》：假设你自己很有钱会赞助戏剧吗？
袁鸿：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有钱做什么事情，恰恰因为没多少钱才能做成事情。如果我现在有几个亿了，因为我喜欢戏剧，你是著名导演，工作室我给你赞助了，所有费用我也给你出，其实导演也不会在意，你是个冤大头，戏本身做好不好无所谓。所以，不要让艺术家大富大贵。我觉得当代艺术家有很多钱，但这些钱没有被善用和善待。即使我成为企业家我也不见得会赞助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