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被现代与后现代撕扯着。他们不得精神分裂症，已经是十分万幸了
[文］胡泳
北京大学副教授
2008年的新媒体事件中，“真相”是个频频出现的词：无论在拉萨、汶川还是瓮安，人们都渴求着真相；不管是周老虎、杨佳还是唐永明，重重迷雾的包裹都让人心生不安。一本在西藏事件后于4月迅速推出的书，干脆就起名为《谎言与真相》。
古希腊哲学家一直试图弄清，我们是如何知道某样事情是真实的。柏拉图相信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只能获取短暂的真实，只有理性的启蒙才能带给人真相。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完全不一样。他相信在观察真实世界并将其分类之后，可以得到真相。亚氏发展了逻辑规则并创造了早期的科学方法。
把感觉作为了解世界的关键的人，叫做经验主义者；相信理性的人，叫做理性主义者。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家和神学家围绕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对正确性而争执不休。
随着19世纪到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关于真实的压倒性定义变得向亚氏靠拢。在哲学上这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在文学、艺术和社会学上，这被叫做“现代主义”。它的一些基本的要旨如下：
* 了解世界的方法是对其进行切近的观察，再把观察到的情况予以分类和解析。
* 事实与意见是两回事，事实为真相之基础。
* 人们有能力客观地获取事实。
* 科学发展正在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20世纪的记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对这种哲学的广泛承认无疑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间接地导致了记者是真相的客观追寻者的想法。
在20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兴起。鼓吹者有很多流派，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会承认以下几点：
* 不存在绝对的真相；真相因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异。
* 我们对事物的真实运转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词汇。
* 对事物有多种不同的描述，我们选择那些看来最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的描述来加以使用。
* 科学可能、但也许不能发现真相。
* 没有任何人是客观的。每个人都以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想法为基础来定义这个世界。
* 人类的境况并没有变得更好。
对记者而言，后现代主义对新闻业的影响是致命的。记者恐惧真相的流沙化，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他们和政治骗子从事的就是一种行业。有些人主张新闻业不必再声称追求“社会的大真相”；大多数记者应该满足于写“小故事”：有关人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和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关系。
今天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政治预设，使得记者一向试图在一个1到10的刻度尺上，找出身处1或9的人，而罔顾身处3到7之间的人，尽管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区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面的事实被媒体报道出来，可以想见它的爆炸性效果——一位法国老人指着中国留学生骂道：“如果你们不高兴我们对抗中国，那么你们滚回中国去。”
另外一个离说出真相越来越远的做法是，记者选取最容易的消息来源，而不是费力去追寻那些能够为新闻提供语境的人。这也就是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在一篇《靠愤怒不能解决西藏危机》的文章中所说的道理：“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西藏人的话，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
记者就这样被现代与后现代撕扯着。他们不得精神分裂症，已经是十分万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