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朗拒绝承认自己是遭商业规则摆布的傀儡。郎朗团队一再对《中国企业家》强调：郎朗代言系统的最高点是郎朗本人
与企业界的全球化路线不同，郎朗的星路更像张艺谋的出口转内销。为了乡愁，或者更广阔的市场份额，2006年，郎朗开始回国演出。
“2006年我第一次回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独奏音乐会，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回家的感觉，还有种生疏感。”但就是因为那次的成功，郎朗增加了回国时间和次数。现在，他每年在中国差不多有2个月的档期，已经做了30多场演出。
经纪团队对郎朗回国演出最初的“战略性”思考是：“首都、直辖市力度大，宣传效果好，古典音乐普及得也好、有基础。大城市企业发展快，商业赞助比较好。而且郎朗时间有限，先吃西瓜，再捡芝麻。所以我们规划3-5年内，把北京、各省会城市先占领一下。”
但是到2007年下半年，以郎朗本人、郎爸、李宁为首的决策团队惊讶地发现，二级城市竟然比一级城市还要好。很多二级城市的演出商主动找来，并且不讲价。
“他们甚至要直接付50%、100%的演出费，我们都拒绝了。按规矩办事，还是确认有档期后，演出商先付20%。”李宁说。但这无疑刺激他们调整了演出策略：直辖市连同周边二级城市一起打。比如，去上海他们就把扬州也做了，去南京把无锡、常州也捎上了，等等。今年，他们原定规划要打“西南牌”，但是因为汶川地震而暂停。
郎朗的中国市场是按“音乐厅——体育场——名胜景区”的线路走的。最初在音乐厅演出，郎朗团队发现，因为郎朗的出场费、音乐厅座位有限而导致了票价居高不下，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1000多张票几天就卖完了。国家大剧院还创造了几个小时就把票全部卖完的纪录。这给他们一个启发：能否把音乐放大？古典音乐能否走出音乐厅这样的小众专业场合？这是很多人没有琢磨过的。
“在中国我为12000名观众演出，演完需要等两个小时才能离开体育场。”郎朗对《时代》周刊说。至今，郎朗已经用琴声征服过成都、郑州、沈阳等十多个体育场。郎朗团队的理念是：要冲到当地的最高演出票价（2008元。李宁说，“百老汇也没这么贵，200美元到头了，这是中国实力的一个展现”），但是最低也要有80元、100元的琴童票。“非常有意思，通常是最高和最低的票最先卖完，售票的情况形成两头往中间挤的阵势，这样票都卖光了，最差也能达到80%。事实证明，这个销售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不光是利润丰厚，李宁还冠之以文化意义，“这样其实对古典音乐的普及也是一个贡献，很多人是因为郎朗的名声而走进音乐会。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和效应。”
尽管体育场演出难度高，造价贵，但他们乐此不疲。下一步，郎朗可能会到泰山、长城上弹琴。李宁解释说，“我要把郎朗音乐会的背景再放大，将西方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的名山大川、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这更像一种行为艺术，整个山上都是郎朗的琴声……”钢琴的最高境界是“琴人合一”，但郎朗“琴、自然、人合一”。
至于商业赞助，索尼、万宝龙、奥迪、招商银行、斯坦威“郎朗”钢琴、阿迪达斯……大概估算一下，这十几个品牌代言让郎朗每年收入至少可增加3000万人民币。这是国内一线明星的正常价格。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很旧的礼堂里，记者看到郎爸兴致很高地谈到郎朗欧洲演出报价，追问其代言收入？但郎爸立刻“警觉”道，那具体多少钱我们不能说。李宁的答复是：只能告诉你这些品牌收益都不错。
在所有这些商业规则面前，郎朗拒绝承认自己是遭摆布的傀儡。郎朗团队一再对《中国企业家》强调：在郎朗目前的知名度和票房下，任何经纪公司、经纪人都是充当助理的角色。不管演出还是代言，都是自己直接找上来的，根本不需要经纪人去“找活”。
另外被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代言系统的最高点是郎朗本人，所有代言品牌都是他自己拍板。“首先他来把关做不做。他同意后，我们让下面人去查资料、找数据、谈判，差不多了再来跟他讲，必要时他会跟对方首要人物见面，最后他和我共同拍板。”郎爸说。本刊记者还从索尼了解到，为了索尼的代言事宜，郎朗曾两次和索尼中国区总裁及全球总裁在北京和纽约会面。
“所有的代言品牌都是我说做就做，说不做就不做，我掌控着这个。”“老板”郎朗没学过经济学，也不懂市场操作，“具体钱和细节的事我不管，我只管弹琴，我只是要把住对我的艺术有没有伤害。”他的全部商业知识和悟性都是从实践中、从国外顶级音乐会上得来的。“我判断主要是看这个品牌以前的代言人，就能有感觉。在美国我也有一些学法律、玩经济的朋友，跟他们聊天我也会得到启发。”
现在流行音乐完全商业化，在国外都是职业化运作，郎朗说，“但是古典音乐不一样，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如果你自己弹的不行，有团队也没用，有人运作也没用。”郎朗的中国业务和美国业务有不同的团队。中国团队有专门的4-5个工作人员，分别负责演出、代言、出版、慈善等事务。
曾经有中国的白酒和方便面品牌找过郎朗，被他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将古典音乐与方便面结合，不太可能。还有酒类、烟类我也不做。但是像奥迪这种品牌，它一直以来都在赞助古典音乐，我不做，也会有其他的古典音乐家来做。万宝龙呢？它不光请我做代言人，还让我做它文化基金会的主席。这好在哪？给我一个平台，这个基金会不仅奖励有才能的艺术家，还表彰赞助古典艺术的人，以鼓励全社会都来赞助艺术，这个点非常好。”
“和索尼合作，我主要看中的就是高科技。古典音乐和高科技接合，可以发展我的事业。阿迪达斯则是一个新的点，是我惟一跟体育品牌的合作。”郎朗说，“我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品牌扩张自己的事业，古典音乐还是比较受尊重的。而通过我，他们也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的，郎朗成了国际品牌们的摇钱树。年方26岁的郎朗还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广告效应绝不亚于姚明、刘翔，甚至会比吃青春饭的体育明星更为持久。但个中的冲突、让步，合同上的每个条文是怎样确定的，郎朗一口回绝了记者采访其美国经纪人的要求。李宁神秘兮兮地拉起了记者的手。他先拉拉记者的左手，又推推记者的右手，说：“你瞧，所谓谈判，就是这么一个角力和博弈的过程，非常复杂。”
郎朗团队坚持的原则是：在不失去自己内在核心的同时，不断把郎朗品牌的价值向外延扩展。比如其品牌代言中不签演出条款。不过这个惯例也在2006年被招商银行打破了（郎朗和招行都是1982年诞生）。在双方为期两年的代言合同中，带有三场演出。今年11月，招行将在纽约第五大道建立海外分行，郎朗会去开幕演出。“不过，这是特例和巧合。”李宁说，“我们一般不签演出，怕会对我们的演出市场有影响。”
郎朗虽然年轻，但用他老爸的话说：“不知咋回事，他很有智慧。”《洛杉矶时报》说，“郎朗不做音乐的话，可以做政治家。”李宁则用艾森巴赫的一句话来评价郎朗性格中老练世故的一面——“别人都是在艺术中学习生活，郎朗是在生活中学习艺术。”
这正是郎朗身上最有趣的地方：对于商业利益，他乐于接受甚至到了逢迎的地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自己的底线：琴。“不练琴那不是找死呀？！我每天都要练两三个小时，不练手就痒。我自己很清楚，我的一切都是琴带来的，其它东西都是附加在琴上的。”8月3日下午，我们采访结束以后，便是郎朗每天雷打不动的两小时练琴时间。
这一刻，26岁的郎朗又回归成一个单纯、热情、无坚不摧的琴童。郎朗只有一个，“我不认为他成功的道路能复制。可以借鉴，但真的不能复制。谁愿意复制郎朗，那会跌得头破血流。”李宁说，“他遭遇的不是你所能遭遇的，你全部加起来，也成不了他。郎朗是天才+勤奋+机遇的完美结合。”
就在郎朗踏进“鸟巢”之前的半个月，一位名叫“牛牛”的中国琴童签约EMI，年仅10岁，号称“全球最年轻签约国际古典品牌钢琴演奏家”。两年前，他曾在一次琴迷会上和郎朗合奏一曲。郎朗对他说：“做第二个郎朗有什么意思，要做就做第一个牛牛。”
也许会有更多的“郎朗制造”。今年郎朗将在香港开设郎朗钢琴培训中心，这是他亲自策划的。李宁说，“我们不是做钢琴培训班，而是精品工程，可能一年就招5个学生。郎朗的价值不要光体现在他的身上，他要带动中国的琴童，一方面有精神鼓舞，另一方面更加实际一点，给他们创造成功的渠道，这也是回馈社会的一部分。”
郎朗也很欣喜这样的前景：“再过10年、20年，一个郎朗倒下去，千百个郎朗站起来，放眼世界乐坛，很多个中国的郎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郎朗的价值就完全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