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看得见天安门风景的房间，前门23号能见证和滋养中国形成新一代的精英意识和顶级生活方式吗？
文 | 本刊记者 孙雅男 雷晓宇夏天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基辛格来前门23号吃饭。他望望那些高挂在乳白色墙壁上的大片水晶镜子，说：“哎呀，认不出来了，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37年前，镜子里的老人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和周恩来握过手。当时，他脸上戴的也是这副知识分子式的黑色粗框眼镜，神情温和又警惕，只不过没有这么多皱纹和斑点。
基辛格老了，但前门23号一成不变。说到底，他不过是又一个在这里眺望过风景、参与过历史的人而已。这里发生过的风云际会多少曾令20世纪骚动不安。100年前，这片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群是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基辛格的前辈们在这里给蒋介石发过电报。后来，更多的政治家、革命者、斗士、投机分子、过客在这里出入，他们互相揣摩、争吵、达成协议，把这里当作一个浓缩的竞技场。
场外的世界更加充满象征意味。马路对面的前门火车站曾经迎接过1949年的毛泽东，但如今早已没有火车经过。街道和市井已经不是基辛格当年看到的模样，但正阳门仍旧伫立，东交民巷欲语还休，不远处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从未更换过。就在两个月前，他还注视过这个国家的又一次集体狂欢，只不过是以体育和和平的名义。
身处这样一个荟萃之地，前门23号更像历史屏风，而不是消费场所，更像一个作品，而不是会所。
李景汉以主人的身份，穿过门卫、草坪、餐厅重重的木门和穿露背礼服的女侍应，在我们面前坐下。继外滩三号、故宫边的四合院画廊之后，他打算把前门23号也改造成这样一个地方：世界顶级餐厅、奢侈品旗舰店、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商务俱乐部……总之，是对老空间及政治背景的国际化、商业化改造。
基辛格走后，白宫的人来前门23号参观，他们捶胸顿足地感慨说，当初为什么没有收回这样一个地方。
“北京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地方？”李景汉对《中国企业家》说，“你买了香奈儿、阿玛尼、Prada，理应有地方可以秀。即使是一个所谓的土老板，也许觉得不自在，但十个人总有两个会喜欢上这里，可能心里有一种欲望，希望在这里享受。”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沙龙
1999年让李景汉左右为难。他来到中国已经十年了。他面临事业上的关键抉择——是做外滩三号，还是投入互联网的热潮？
但他并未成为网络淘金者，而是外滩三号的开拓者。“我还是觉得外滩三号的项目比较有意义。虽然另外一个项目可以赚许多钱，但是外滩三号如果我不去做，就没人做了。”
当初李景汉想做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做文化的先例——跟他合作的新加坡佳通私人投资有限公司1997年拿到了外滩三号的开发权，现在，这种“餐厅+画廊”的经营模式被他从外滩复制到了前门——2005年4月，他的The Legation Quarter公司租下这里，在5座国家保护文物楼的基础上修缮改造。他说：“这里会比外滩三号更文艺，后者更多是消费氛围，不能做剧场。最多5年，这里会成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沙龙。”
拜托，这就有点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布鲁姆斯伯里，那可是上世纪初英国的知识精英风流团体。今天即使毗邻中国的权力洋场，哪里去找伍尔夫姐妹、罗素、福斯特、凯恩斯？这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是食客、掮客、观光客。
开幕不到半年，前门23号已经呈现了李景汉的蓝图：院子里有法式餐厅、意大利餐厅Sadler、西班牙餐厅Agua和日式餐厅Shiro Matsu，都是米其林二星主厨，但是“并不娇气”，客人可以穿香奈儿，也可以穿牛仔裤。艺术中心顶层会有一家咖啡馆，花30块钱就能喝杯饮料，消磨一整天。在会所中央的草地上，可以举行小剧场演出、导演讲座、画家沙龙。
我们在布鲁宫法餐厅（纽约最红的米其林二星厨师Daniel Boulud领衔）享用了一顿午餐，却没看见有人穿牛仔裤。全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法国的年轻餐厅经理，他像飞蛾一样在各桌客人之间穿梭，走路的样子像一只在水面滑行的天鹅，脚后跟总是先于脚掌落地，同时腰部以上保持笔直，双手交握在胸前。这种芭蕾舞演员式的派头实在值得一看，不过你要问我吃了什么，那并非回忆的一部分。最后，李景汉又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纽约最热门的餐厅，华尔街的投行人都在这里预订Business Lunch。”
从餐厅稍微走上几分钟，就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翁菱是李景汉的老朋友了。从外滩三号的沪申画廊开始，她和李景汉一直合作。“天安时间”这个名字显得意味深长，开幕艺术展的主题是“我们在哪儿？”
起初，和餐厅总厨比邻总让翁菱觉得有些古怪，不过后来她发现，顶级餐厅和画廊的客户群体非常一致，那些品尝过Daniel招牌菜的人也出现在了翁菱的画廊。“后来和餐厅总厨一聊，发现我们的朋友竟然都是一个圈子的——那些银行家、演员、房地产商、政客、艺术家。”
今年5月，前门23号开幕的时候，翁菱拟了一份嘉宾名单。这对她来说驾轻就熟——几个重要国家的大使总得有，国外投行的几位明星投资人携夫人一定会到，中国的企业家里要挑上一些有足够知名度的，当然，明星和艺术家都会捧场。
中国目前身价最高的当代艺术家张晓刚来玩过。当年他一幅画都卖不出去的时候，翁菱就已经做他的代理了。张晓刚的第一反应是一句脏话，然后说：“不得了，在这里做展览才是真的展览。”李景汉很得意：“798也很火，但798要在天安门东南角，那才不得了——在这里呈现当代文化，需要非常有力量、有质量的创造，会给艺术家很大的压力。”
至于奢侈品牌的招商，反倒成了“并非不重要的事情”。至今，入驻前门23号的品牌也只有百达翡丽旗舰店一家，孤伶伶地开在画廊的隔壁。本来Prada已经看过了场地，他们跟香奈儿甚至谈好了价格，却在最后当口作罢。
“他们的董事会不同意。It’s all about money。有大商场说，给你们三年免租期、250万欧元的装修补贴，结果……”李景汉有些失望，“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有高贵讲究的DNA，说中国是our biggest market for the future，但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尊重中国，他们没有胆量。”
他其实更为国际大牌惋惜，“在王府饭店、国贸，你们有同样的店面，同样的model，你们看上去都一样，who cares？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和别人拉开距离，distinguish yourself，市场才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要谈什么配套商业，不要谈什么人流，难道你指望王府井的那些游客会撞进Chanel花5万块买一个包？”
在看得见天安门风景的房间，李景汉说，“这里是中国最体面的地方。”企业家的土和酷我们采访的时候，画廊里正在举行一个名为“得意忘形”的当代艺术展。前一天，纽约MOCA艺术馆的收藏家们来参观，买走了一幅叫《夏天》的作品。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整齐排列着小小的黑色绒状物体——它们是苍蝇做的。夏天的苍蝇。
翁菱的办公室就在楼下。她房间里挂着三幅尚未售出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一幅油画，上面是身穿鲸骨裙的淑女，只不过头被换成了香烟盒上的骆驼。一幅林天苗的装置作品，用皮毛和女人的长发做成。还有一幅不起眼的摄影作品，不过翁菱说，这是表现南京长江大桥变迁的重要作品之一。
对当代艺术感到不解的人绝对不止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中西有别。奥运期间，翁菱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客人，做成了不少生意。这个名单里，有默多克、邓文迪（翁菱管她叫Wendy）、Paul Allen、杨致远。
翁菱不是不挑客人的。“我们在乎是谁来买我们的东西，李景汉任何时候也都是这样想的，这样的项目我们永远以艺术为核心。”她对《中国企业家》说，“Wendy很有眼光，不只是有钱而已。西方人觉得100万美金拿来买画是很正常的，中国人就会觉得，怎么那么贵？很多中国的收藏家只是知道几个艺术家的名字——这还是一个很初级的市场。”
李景汉偷偷告诉我们，翁菱很会忽悠那些煤老板买画。“她很厉害。她会说：你不懂，你小孩得懂。尤其做房地产的江浙人，你换好衣服再到我的画展来。但她也对我说，你千万别小看中国的企业家。”
对于翁菱来说，说服中国的企业家们买上一两张画，挂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这并非难事。这群人也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土。“前几天我还接待了一个大银行的领导，他比那些表面上的收藏家更懂社会，也更懂艺术。现在的企业家慢慢也酷起来了，尤其是房地产、金融和媒体这三个行业，我们沟通起来更容易。”
翁菱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企业家们在艺术面前如此的不自信。她经常遇到一些赫赫有名的中国商人向她坦承：我不懂艺术，我太土了。“其实他们不土，企业家本身也是不断挑战自己的人，这一点跟艺术家类似。相反，这群人跨过体制，硬闯进去做私人公司，挑战特别多的问题，这是特别当代的一种精神。但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太土，土到完全配不上他们的精神状态。我去过无数企业家的论坛，为什么他们要听那么土的歌，吃那么土的饭？”
“可这也不是他们的错，第一代企业家不容易。”李景汉说。中国人富得晚，就不能怪他们不会玩。“这需要一个过程，你说20年前到哪儿去玩，玩什么？跳伞？高尔夫？打网球也不是很有条件。要旅行，可出国签证都办不下来。”
十几年前，李景汉接到美国使馆商务公使的电话，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一桩纠纷。原来，当天有一位河南的房地产老板来办签证，要去加州花1000万美元买一家饭店。可是签证官见他其貌不扬衣着土气，老觉着有诈，即使手续齐全也不给准签。后来，李景汉帮他办成了手续，感叹说：“必须看得起这些企业家。他们没有好的教育和素质，但还真是做起来了，Wow，了不起。”
翁菱承认，“这也跟中国的经济演变有关。现在这些企业家不管新钱老钱，言谈举止、接触的东西，进步已经非常大了。大家都开始Cool起来了。”
一直到现在，李景汉最推崇的中国企业家也不过是那么几个老面孔：王石、冯仑、张欣。对不起，我们又不得不说到王石，这只是因为王石们太少了。这样的人越少，李景汉的生意就越不好做。“他们会影响到别的人，哪怕不是全部。”如他所说，“中国现在太多商人都是灰色的，为了挣钱什么都愿意做。”
“有时候我也着急。但他们还是第一代，现在才刚刚介入第二代做生意的。虽然说美国也是花了五六十年才有一代成熟的商人，但是他们成长也太慢了。”李景汉觉得自己和翁菱扮演了一个文化启蒙的角色，帮国家艺术馆做了很多基础教育工作。“我希望企业家来这餐厅吃饭，一开始他可能感到不自在，可是十次里总有一两次觉得不错，这就行了。”他说，“这就像我们当初看行为艺术或者蔡国强，一开始完全不懂，多看几次也不懂，但是慢慢会习惯。”
但这个工作显然难度不小。此前京城的四大俱乐部也没给中国培养出一个上流社会。这个新的名利场能吸引天安门广场或前门老大街的游客吗？百达翡丽的玻璃门前身着制服的服务员平静站立，不知是否在等待从画廊走出的某位富豪撞进去买下一只腕表？
也许有些尴尬，前门23号晚上生意很萧条，“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在这里做事情比较有意义，比较跟当代社会有相关性，”李景汉劝慰自己，也祝福同行：“前门改造张欣也在做，我祝她好运。”
虽然老跟商人打交道，但李景汉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虽然很想，但不是。”他指指《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说：“我尊重他们，但是不怎么打交道，因为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对了，他还屡次纠正我们的措辞：“我不是挣钱，是赚钱。”他说，“一般商人的目标回报率是60%，一两年就要把本收回来。这样的生意不是我做的事情。我的目标不是钱，是知识，我能赚18%，It’s OK。”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赚钱，那多没意思。”李景汉很乐意跟人说起自己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留学美国，是金陵神学院第一任华人校长，母亲是清廷大臣傅恒的后代。他的举止也许有点像 他的祖先，他跟五颜六色的人打着招呼，行贴面礼，道别，他的礼貌当中带着一股拘谨、冷漠的神气。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布道者和梦想家，略有嘲讽，有所保留，有所相信。他最喜欢的事情是骑上摩托车，去郊区的别墅一个人待着（而不是在前门23号的“铭英会”喝加州纳帕谷的葡萄酒，或在Boujis夜总会招待威廉王子），也许看点马尔克斯。
“那是最好的小说，看着看着人就飘走了。”他说。那时候，他灵魂出窍，就可以开始享受孤独的最高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