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以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奋力翻译西书,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公益、济贫恤寡
文 | 陆建德“企业”这词的历史并不长,它是从日本引进的,系日文对英文“Enterprise”的意译,《辞源》未收。照《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企业”指从事生产、运输和贸易等经济活动的部门。专门从事经营企业的人士当然就是“企业家”(Enterpriser)了。现在英语国家说到企业家常用法文“Entrepreneur”,突出了敢冒风险的一层意思,该词还指娱乐业的主办人。
其实,对“Enterprise”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就叫“Enterprise”,我国媒体历来把它译为“企业号”,并不恰当。英文这名词既指上面说的“企业”,也指艰巨的事业、魄力或开拓进取的精神,用于军舰的舰名,显然是取后面的意思。任何具备这种胆识的人都可以称为“Enterpriser”。由此看来,广义上的“企业家”可以包括各种敢为天下先并且有所成就的人士。
我国19世纪末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著名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字琴南,1852-1924)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把十一个国家的一百余位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他的成就在我国20世纪的译界无人可及。林纾和他的福州同乡严复一样,从事翻译为的是移风易俗,使祖国早日富强。他说,译书是他的“实业”。当时“企业”一词还没有进入中国,林纾心目中的“实业”不是一般的Business(生意),而是一种志存高远的Enterprise。
这位古文家确有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他不懂西文,翻译时先由人口述,自己“耳受而手追之”,速度奇快,脱手成篇。
我国古代的书肆印坊经营梓印当然是商业行为,官印私刻图书则不是为了赢利。林纾在为他译的英国通俗小说家哈葛德小说《玉雪留痕》作序时写道:“天下著书之业,与商业本分二道,商业以得财为上烈,若著书之家,安有臻富之日?”这里说的是我国传统上著书立说者的景况,但就在林纾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行方式正在经历沧海巨变。例如我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商务印书馆就实行了一系列新做法:作者往往持有公司股票,另有体面的稿酬。林纾长期与商务合作,不能说不存一点黩货之心,但是最终双方都获得可观的利益。钱钟书先生之父钱基博先生在作于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特意提到当时的版税版权等新现象:“版税者,著作稿书坊代印,每书每其价十之几;版权者,以著作稿售书坊,每千字价若干金,其丰歉益视其人之声誉以为衡。”在这新兴的市场上,林纾“岁入巨万”:“版税版权之饶益,并世所睹记,盖无有及纾者。”东尔先生做过统计,商务出过《林译小说丛书》,另出林纾各类作品集和经他编选的古文选集四十余种,他是商务出书最多的作者,“而他的著译在商务的集中出版又扩大了出版社的声誉,提高了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文化界的地位。”据查,林纾稿酬在商务是最高的,每千字六元,当时商务的学徒工每月薪酬不过两元。茅盾在商务编《小说月报》,月薪也仅二十四元。林纾每天翻译四小时,可得译文六千字,他一天的稿费就可得三十六元,为茅盾月薪的一倍半。
这位“企业家”还特别勤奋。林纾译笔雄健,画笔也豪迈。他称自己为“长安卖画翁”,善画山水,风格上冶南北于一炉。他译书作画,虽来客而不辍。老友陈衍见他动辄得钱,戏呼其室为“造币厂”。“企业家”以手里的笔广开财源,这也无可厚非。他的福州同乡晚辈郑振铎先生在纪念文章里写道:“他当七十岁高龄时,还是一天站在画桌前六七个小时,不停不息地作画。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
林纾译书作画致富,也成了有些人妒嫉的对象。他逝世后,五四时期与他交恶的新派人物也说起他的好话来。周作人写了《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纪念这位把周家兄弟引向域外文学的翻译家。但是他不久又反悔了,写了《再说林琴南》一文,表示“极端反对”林纾推崇的礼教,并说林译小说“不能算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精神大事业”。他举出来的原因有点小气:“我们要记得林琴南译文的代价要比别人大五倍,人们花了三个月工夫译成一部十万字的小说,承蒙赏收了也只得二百番,他的就可以收入千万。”林纾从事翻译,仿佛只是为了敛财,因而他的成绩之多也不该赞美。
周作人的这番言论其实伤害了他自己的声誉。林纾平生“任侠尚气节”(《清史稿》语),热爱慈善事业。陈衍在《林纾传》称他“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林纾早年在福州做塾师,曾数度请当地两位拥资百万的巨富出资兴学,“钱虏”拒绝。他提及此事总是愤愤然。“余之言此,非有所私乞于二豪而不得者;其愤者,愤公益之不立,余乡子弟无以趣于学也。”
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使林纾一举成名,其版税也曾用于公益事业。据阿英先生查考,《茶花女》版本很多,最早的当推已亥(1899年)正月的福州林氏家刻版,稍迟于这个版本的就是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所办《昌言报》(其前身即大名鼎鼎的《时务报》)报馆受素隐书屋委托印行的铅字排本。1899年5月26日的上海《中外日报》(也由汪康年所办)第一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这一版本的告白:
《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 昌言报馆白 以兴学来兴国,这是林纾的夙愿。他造福乡梓,把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版价”悉数捐助新式的实业学堂,不知那“二豪”闻此有何感想。当时林纾收入不多,有此义举,更属可贵。 林纾乐善好施是出了名的。他年幼时家里多坎坷,常常断炊。成年后,他对穷苦落难的人总是十分同情。他在翻译事业开始之前就在家乡为亡亲亡友抚养孤儿,最有名的是他的“总角之交”王灼三、林述庵的儿子王元龙、林之夏。林纾把他们带回家中,抚养成人,并使他们接受教育。后来王元龙中了举,林之夏参了军,系同盟会成员,还是南社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林之夏攻克南京有功,受到孙中山的称赞。林纾的《七十自寿诗》之二有“天心强派作程婴”之句,程婴就是抚养赵氏孤儿的忠臣。 林纾成名后收入固然很多,各种开销也着实不少。善心不胫而走,不相识的人也到他府上求助。大约在1920年左右,林纾作诗一首,记述其事: 余居京廿年,其贫不能归者,恒就余假资,始但乡人,今则楚、鄂、川、滇,靡所不有。比月以来,至者益夥,竭我绵薄,几蹶而不起,作此自嘲: 等是天涯羁旅身,忍将陈乞蔑斯人。 迁流此后知何极,怀刺频来似有因。 倘有轻财疑任侠,却缘多难益怜贫。 回头还咀穷滋味,六十年前甑屡尘。 《七十自寿诗》之十四的内容相仿: 作客长安二十年,时闻乞米到门前。 食贫与子曾同病,博施如尧岂有权。 未敢自侪游侠传,不妨略剖卖文钱。 肯从杜白矜裘厦,阳羡曾无半亩田。 受助者中间有的人因政治原因而生活拮据。前清翰林张君聘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没有一官半职,入不敷出,典当了自己的裘皮大衣。林纾“赠二十金赎之”。 阅读林纾的诗文,时常见到作者行善的记载。他在福州时曾从石颠山人陈又伯学画,1899年山人逝世,他就承担起赡养师母的责任,“终刘夫人之世而止”(《石颠山人传》)。1920年夏,福建发大水,林纾捐款救灾,并作《哀闽》一诗记其事: 今复得噩耗,凄然泪相续。 斥我卖画钱,百金宁所蓄。 殚我望乡心,祈天作巫祝。诗中还有描写1877年发生于福建沿海的海啸场景,写得惊心动魄,所呈现的大概就是伯克所说的“壮美”(the sublime)了。林纾在抒发悲悯之情的同时也感叹政府的失职:“大水毒非深,毒深在民牧。但能去壅敝,尤为斯民福。”1921年,林纾南游雁荡山途经沧州,灾民数百人在铁路两旁呼叫求助,他拿出十圆大洋嘱警察分发(效果将如何?),自己也意识到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事后他作诗记道:
探囊恨少金千铤,胜火何资水一杯。 河朔雄藩方纵博,那能引作切身灾。 后面两句批评了那些热衷于内斗的“雄藩”。割据诸侯都有掌权夺权的高尚名目,要说纾解民困(就如后来的抗日),那是别人的责任。慈善实际上是林纾与他第二任夫人杨郁(字道郁)共同的事业。1897年,林纾原配夫人刘琼姿在福州病逝,杨郁是林纾后来在杭州续娶的。他几十年热心捐助,都得到杨郁的理解与支持,故而称她为“同志”。有诗为证:
忧贫夙所耻,迈妾乃同志。…… 卖文稍得钱,服食渐侈恣。 裘裳已在笥,鱼蔬亦满器。 此决非我能,一一天所畀。 饥民遍畿辅,仰首彼何冀? 当思造化心,不必偏我至。 杜白侈裘厦,践愿岂易易。 迈妾固解事,时时助余施。 钱尽还我贫,彼此泯怨詈。1924年夏,林纾撰文记叙杨郁生平,主要的内容都与“时时助余施”相关。他还特别写到杨郁厚待仆媪。轿夫与厨子因病回乡,她仍“月与以金,如其赡金之数”。易言之,她按月发放退休金。
林纾晚年写过很多墓志铭,其中有谀墓之作,也不乏珍贵的社会文献,例如《清善士唐先生庙碑》。这位唐先生名锡晋,字桐卿,世籍常州,生于无锡,曾在江苏涟水、苏州一带任教谕(县学教官),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致力慈善事业,发起并领导一次次大规模民间义赈活动,不避艰险,足迹遍及八省五十一县。1912年唐锡晋死于上海,弥留中仍眷眷于浙江青田的灾害。三年后,无锡各界集资为他修祠,唐锡晋之子宗愈、宗郭求碑文于林纾,一因他的文名,二因他的济人利物之心。林纾在文中表彰这位善士的事迹,称他“抱仁蕴义,视天下饥溺若抒家累”。现在说到清末造福社会的人物,谁会想到唐锡晋呢?长期以来,对我们的价值观施加了影响的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迷醉于抽象名词,如饮狂泉,取笑仁义之心驱使之下的种种善举,寄望于剧烈的社会工程,以图彻底解决一切问题。
政府固然可以通过改变生产所有制或建立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来维护公平正义,但是在任何社会,公民自发的慈善事业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林纾以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奋力翻译西书,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他热心公益、济贫恤寡的事迹也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他竟因维护孔子被骂为“现在的屠杀者”。2005年,为纪念这位译界泰斗,福州莲宅的“琴南故居”对外开放。现在我们用修葺故居来纪念名人,就和以往修祠建庙差不多吧。林纾对后人的好意不会逊谢,不过他也许会说,“庙于心”比“庙于乡”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