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美联储、国会还是白宫，都遵循着一个跨越党派界限的基本原则：不惜任何代价，让短期痛苦最小化。 这条训诫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次莫过于2008年。3月，美联储第一次出手援助贝尔斯登。7月，国会批准了一项针对房产市场的救市计划。9月初，联邦政府直接接管了“两房”（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从此开始，纳税人将合计3 100亿美元投入“两房”的收购）。 9月中旬，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美联储就仿效当年解决安然问题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特殊机构，接收了保险业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80%的股份。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对濒临崩溃的金融业展开大规模救助。但这显然不够。 到9月底，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又协商打造了一个最高救市纲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按照他们的说法，财政部可以据此用美联储凭空创造出来的货币购买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他无法确认价值的金融资产。 这个想法的目的就是防止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出现“无序”清算，即债务及其他金融工具按极低的价格清算，破坏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而引发其他银行的连锁反应。
但现实远比这更危险，这一点应该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说，凭借超人的创造力，小布什和奥巴马把“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例如，收购汽车制造企业，创建“公私投资合伙企业”，为银行提供补贴，弥补房价下跌后本金的损失，总之，他们用各种各样常人想不到的方式将政府融入这个经济大火炉。 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救市行为反映出政府的基本准则：坚决阻止经济实现自我纠正，阻止市场进行自我救赎。相反，政治家与中央银行家们再一次选择了自己的方式，不是抛弃无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是固执己见地认为帮助酒鬼的最好办法就是解醉酒。 这就是说，当政府炮制的道德风险、廉价货币和过度干预演化为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对策就是更败坏的道德风险、更廉价的货币和更严厉的政府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