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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笃信又回来了，第一次是被逼回来的。
1999年后国务院给海南处理烂尾楼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降低了重启成本，不过大批烂尾楼的业主音空信渺。2000年，时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王富玉用了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王富玉这个人有些‘李卫当官’的劲头，”廖逊说，“这个消息震动全国，一下把业主都炸出来了。”冼笃信赶紧把在三亚的楼盘全部卖掉。“其实这时收购烂尾楼肯定能赚大钱，但我的资金都占在其他的项目上，另外还有一个官司。”
那个官司就是曾千呼万唤请他去的湖南衡阳项目，他聘的湖南高管把公司账目修改之后卖了1600万的资产。冼笃信来到自己的办公楼前，迎接他的是一把大锁，他找到对方，对方说钥匙在保安那里，可保安怎么也不出现。“他公开说‘你拿我有办法吗？你又不是本地人。’”冼笃信气恼不已。
庄子通抓住了机会。2002年他回到海南收购“烂尾楼”，楼价不过300多块钱每平米，还没有多少人敢沾手。庄子通一算账，拿过来装修一下，好楼盘能卖到一平米2000多元，一般也能卖到1200元以上，每平方米还有300块补足。只要有胆量，这是相当不错的生意。
昙花一现的繁荣让海南付出了多久的代价？学者有不同的分法，按照迟福林的研究，2003年烂尾楼开始盘活，海南平稳提速。
另一个复苏的信号从蒋晓松所在小渔村发出。这位前导演1996年7月才破土动工建度假村，那正是海南最黑暗的日子。一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日方合作伙伴退出，蒋晓松不得不把自己的汽车卖掉了，但始终没卖地。然而正因这次蔓延危机，促使亚洲国家产生了搭建交流平台的需要。
2002年4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昔日的小渔村顿时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中心，这里被确定为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它成了海南、甚至中国的一个符号。“博鳌论坛是海南复兴战略中的一件大事，”迟福林曾参与博鳌策划，“但目前它对海南的价值远远没有开发出来，不过是提高了海南的知名度，带来了一些旅游资源，我们设计的目标是通过它让海南成为连接亚洲的桥梁。”
土地肥沃的海南似乎重新青睐这种无心插柳式的成功。天涯论坛，创始人邢明当年仅把它作为海南在线的一个聊天室，由于流量太大差点把它关掉。如今在缺资金，缺人才，又不是互联网重地的海南，天涯却成为华文社区中的一面旗帜，可能于2009年上市。邢明有意把天涯打造成一个虚拟社会的综合交易平台。“做到100亿人民币的收入应该也不是幻想。”他说，“如果能实现，海南这个人口小省就能成为网络大省。”
若没有农垦跟进，海南的发展是残缺的。这个庞然大物占有海南1/4面积，1/8人口，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少数堡垒之一。1952年它成立就是为建设天然橡胶基地。但56年来，海南并未因盛产这种重要工业原料而获得太多利益。农垦局局长王一新正全力推动上游原材料整合与下游深加工，把新组建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带上市。这位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的前办公厅主任，将企业中的经验移植过来，“中海油的改革路线图对我有很多启示，”王长吸一口气，他刚上任一年多，“我把自己逼得很紧,开会时我常说‘弟兄们，海南农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赶上近两年的机遇,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王一新、蒋晓松、邢明，这些明亮、新鲜的创业者们代表着海南新一代的变革力量，他们站在下一个20年的起点。
2005年冼笃信彻底回到原点——龙桥镇，据说镇政府曾多次请他回来建设家乡，村里选举村长，他连续被选中三次，由于不是党员就辞职了三次。回到家乡他运作了三个大项目，每一个都是动辄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但现在看来都遇到了麻烦，他把项目前期铺垫全部做好之后，政府又想引进更有实力的投资者，要重新洗牌。
见惯了人情冷暖，他很坦然，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人。“我会不停地做事，只要不停下来总有机会。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担心会失去的。”
如今顺风顺水的庄子通也是“十年怕井绳”，只要有宏观调控的风声他就看看手里的楼盘，能到达盈利目标就出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政协会，工商联，都是新面孔，老面孔只有一两个，有的领导说老庄你这人不错，你没麻烦过政府。”他淡淡地说。
海南已再次崛起了吗？农垦局的一幕暗示着尚不到下结论的时候。2008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清澈，从会议室到办公室，这段不足15米的路，王一新走了足足10分钟，每一步，都有许多围人上来。
“刚刚开的会代表农垦改革中最艰难的一战，将触及20多年来沉淀的大量既得利益。”一位参会者悄声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会议桌上都举手赞同，但一散会，很多人都觉得有不吐不快的意见。
下 篇 反思
2004年初，陵水县本号镇来了一位客人。穿着随便，手拿草帽，说话和气，和镇党委书记唠了一会儿家常，又在村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清苦的村民生活。这里是黎族聚居区，山高水阻，信息不畅，客人自我介绍后镇党委书记才知道他是新任省长卫留成。
卫留成上任不久就把海南18个县市转了一遍。2004年1月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海南仍是欠发达省区。有人担心这种提法是否会影响干部情绪，否认前任的工作成绩，卫留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基于此判断，在已确定的建设“生态省”总目标和“一省两地”（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基地）产业发展战略下，卫留成发挥领军中海油的经验，以抓“大”为风格，引进一批大企业，带动一批大项目，还把海洋开发提上日程。“老卫在用管理企业的方法管理一个省。”他的一位老部下说，“本次繁荣虽晚却很健康，是创造财富而非转移财富。”廖逊也如此评价。
然而之前海南也不乏有魄力的领导者，更不乏机会与政策，为何20年后这个简称为“琼”的省仍然丢不掉谐音的咒语，被其他特区甩在身后？
一种说法是天时不济。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最后时刻建省，恰恰是矛盾集中的一段。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克勤在他的著作《海南建省》一书中就认为，作为中国最大、最新的经济特区和实验田，这个曾为流放之地的边缘岛屿实际屡屡成为风暴的中心，干扰不可避免。
1990年后，政策中心转移到上海浦东，海南既不再是最“特”的特区，也不再是最“后”的特区。上海一开放，广东、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失落感，更何况海南？“上海开放意义重大，否则中国不敢那么快就加入WTO，但是此举对海南的冲击也确实沉重。”廖逊说。后来天津、苏州等地相继崛起，海南所享受的优惠不久就变为了普惠。
另一种说法是缺乏“地利”基础。海南与台湾风物相似，建省初衷也有与台湾竞赛的政治含义。但海南建省前的定位就是国防前哨，长期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状态，大中型工业和加工业都不能搞。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用于海南的国防建设经费为200多亿元，而用于经济建设经费才80多亿元。
“海南最初规划时曾比照深圳，但它无法向那个方向转。深圳周边有庞大的配套加工体系，有通向内地的市场，有背靠香港的资本运作空间，还能享受海外和香港的产业承接，这些海南都不具备。”文哲认为珠三角非但不能拉动海南，而且还吸纳了东南亚一带的投资资源，“海南完全没有做实业的味道，说白了，只有投机。”由于没有工业，只要宏观大势一去，地产萎缩，整个经济就滑坡。
海南的民营企业长不大，也留不住。“内地很多民营企业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一下子就做大了，但海南国有企业少，做好的更少，没有很多机会。”冼笃信说，“1994年之后，海南哪家民营企业拿到过贷款？政府也刚缓过来，有心无力。就是政策来了，只是白纸一张行吗？靠自我滚动生存没问题，要壮大就快不了。”
资金短缺是严酷的现实。1994年之后，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将海南视为炼狱，2005年前，海南中小企业20万余家，但每年能够办理“贷款证”的不过1/50，到2005年已没有一家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很少。四大国有银行的海南分行几乎被总行打入“冷宫”，不但不敢轻易发放贷款，还将大量信贷资金上存总行。直到2006年海南才摘掉“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
还有人指出海南商业环境中“人和”的缺陷。“很多人怀念特区的优惠，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在海南这么多年看到了两个‘特’字，一个‘特’字意味着将优惠作为大胆试验，主动‘趟地雷’的交换，这是积极的。还有一个‘特’，意味着腐败和权力寻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也很突出。”廖逊说，他还记得海南所享有的特区政策中，最“肥”的一条就是外贸。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出口都要结汇，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企业要获得美元就需要到海南来出口。海南一时冠盖云集，22个外贸公司是全岛人民最羡慕的工作，手中抓着配额，扬眉吐气，但1994年1月1日外贸体制改革，原本在海南办理出口的全国客商纷纷返回本地，海南外贸一落千丈，22家外贸公司5年之内统统破产，负债高达200%，职工全部下岗。
自“汽车事件”开始到建省前6年的繁荣，都属于政策性繁荣，把政策榨干是常见的做法，中规中矩在这种环境下反难有成就。“第一批海南创业者的特质很明显，他们有能力、有热情、敢冒险，也不太守规矩”。迟福林说，他主管股份制改革时，曾给李耀祺批过5个公司，对李很痛心，“他有才干，但把摊子铺的太大，不可收拾，另外和下属的人际关系搞不拢，至于私生活的问题我不便评价，正是这三件事要了他的命。很多人的结局都可以预料，但那种情况下，劝不住。”
第一任省长梁湘，曾将海南与深圳做过比较：深圳像一张白纸，正如毛主席所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海南是一张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经被画过多次，改过多次的旧纸，要在上面重新作画，不知道比深圳要难多少倍。
如今交到卫留成手里的这张纸，不但被涂改过，还曾经被揉搓又展平过，他将如何画下去？
（本刊记者鲁菲、杨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陈峰：我与海南同进退
文︱本刊记者 杨婧
曾经有两个诅咒：如果想从亿万富翁变成千万富翁最快的方法是什么？答：开一家航空公司。如果想从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有什么方法？答：1995年以后还在海南。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先后做了这两个选择，但是结果截然相反。15年来，海航成为了中国的第四大航空公司，从当初的千万资产发展到700亿元人民币。
1995年，华尔街的投资者并不知道海南岛的位置。陈峰问道：“你们知道越南吧？我们就在越南边上。越战和韩战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打的，美国人怕死，中国人民不怕死。”此后，金融巨鳄索罗斯两次投资海航。海航今天已经成为了海南的标杆性企业。
《中国企业家》：海航的发展与海南的建省历史息息相关。你如何看待海航与海南的关系？
陈峰：海航的发展是海南特区发展的一个缩影。海南最后一个建省，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建省之初，海南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投资者和旅游者不可能坐船来。所以海南没有发达的航空运输，根本不可能（发展）。因此，海南一直就希望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当时的中国航空业是相对垄断的，没法满足海南省的需要，只有自己修机场，创建航空公司。
我来海南之后，省长（刘剑锋）说：“你正好是干航空的，在国外还学这个，给你1000万人民币，成立航空公司”，当时这钱还不够买飞机翅膀的。但是海南是穷省，没有足够的资金，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六七亿元。
海航很多次重组得益于海南省政府和人民的支持。2000年8月成功收购和重组了海口美兰机场。2002年6月，海南省委托海航集团运营管理三亚凤凰机场。2007年，这两家机场的旅客吞吐量1300万人，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架上了空中桥梁。
《中国企业家》：你无疑是到海南闯海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否也是困惑最多的一代？
陈峰：如果从改革开放30年来说，我们应该是第三代。第一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特点是政企不分。比如说，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他在北京一个国有的大厂。第二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和民营企业家的出现。第三代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过程中的企业家。
我感觉第三代企业家很幸福，比第一代幸福，比第二代阻力小。但是，第三代的风险大。因为第三代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变得错综复杂，国外企业进来加剧了竞争，加上不完全的法律环境，使企业的发展中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起伏很大。
比如海南建省初期就遇到宏观调控。那真是尸横遍野，遍地都是烂尾楼。面对突然的萧条，我们无可奈何。当时海航刚成立不久，我们必须走出海南，把航线开到全球各地。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只能抓住新的生存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你会离开海南吗？
陈峰：不会。我和海南共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