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锋气十足的“洋浦模式”为何最终成为被搁置起来的试验品？
文 | 本刊记者 鲁菲
从海口市沿着环岛的西线高速公路向南行驶130公里，洋浦经济开发区即可尽收眼底。洋浦经济开发区位于洋浦半岛，北临琼州海峡，西对北部湾。然而，映入眼帘的洋浦却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反差：除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谷组）当年留下的两座高楼遥相呼应外，周围映衬的却是低矮的楼房、商铺和荒地。
20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洋浦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反而在内地鳞次栉比的工业开发区的映衬下显得落寞。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洋浦一度是开发海南的“排头兵”。洋浦开发区是参照国际惯例来设计和运作的，“洋浦模式”曾经作为一条全新的思路，不仅使洋浦本身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它的开发模式带来的争议、操作者思路的不成熟，最终让洋浦开发成为一场被搁置起来的革新试验。
洋浦风波
“由于洋浦港口条件好，水深避风，距离国际主航道近，当时还有70平方公里和洋浦一样的土地可用。因此，制定《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专家组把洋浦定位为南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基地。”曾经是专家组成员的江上舟对《中国企业家》说。
洋浦开发方案初定后，首要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因为中央只给了政策，没有资金支持。1988年5月，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到香港四处拜访各国在香港的财团代表，寻求投资支持。年逾古稀的于元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率领其所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熊谷组公司牵头以承包经营形式成片开发洋浦半岛。随后，熊谷组与海南省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期限为70年。洋浦模式后被归结为：“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
这种全新的开发模式把洋浦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然而，洋浦模式却遭到了公开的谴责，后来演绎成一场风暴。
1989年1月，原深圳大学副校长张维受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派遣带领五人到海南考察后，认定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是丧权辱国”。3月25日，五人小组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向洋浦模式公开发难，指责洋浦模式是拱手将大片国土送给外商。随即，123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递交了提案，不少人将“土地大面积承包给外商”与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甚至将二者划上等号。
这一炮轰来得如此突然，还没等海南省做出反应就迅速波及到全国。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纷纷打着“还我海南”、“惩治卖国”的大幅标语，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十年前，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初建时也经历过“卖国”、“租界”的风风雨雨；十年后，历史似乎又在洋浦上演。
于元平愤愤不平。他打电话向中央申述：“作为中国人，按中国的法律投资，怎么就成了侵略中国？”这场涉嫌“侵略”的风波直接导致了融资计划的失败。不久，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约见于元平，并告知他：鉴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熊谷组中的日方股东将不参加投资。允诺投资的三井、三菱、东京银行、住友银行等日资企业纷纷收回承诺，停止可行性分析研究，撤走联络机构和办事人员。于元平几乎陷入绝境。
“土地一级开发一般不会让外商做，如果外商想炒作，在获得暴利的同时也损害了公共利益，由一家公司开发又容易形成垄断；如果外商不赚钱还会停止开发，别的企业想进来又进不来，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开发进程。”后任洋浦开发区第一任管理局局长的江上舟认为。
江上舟说，“成片开发就是把一块生地交给外商，生地价格很便宜，卖熟地中间的利润归企业，所以有人说卖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海南办特区，政府实在太穷，在土地开发上让利，同时也是让风险给企业，所以这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说明改革开放的程度很大，不怕外商赚钱，希望尽早开发洋浦。”
就在海南上下困惑、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止步之时，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洋浦问题，中央政府对引进外资开发洋浦的模式给出了明确支持。更让许士杰兴奋的是，邓小平1989年4月28日通过中南海热线电话传来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齐全”。
远在香港的于元平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一到，洋浦开发区的起步工程马上开工。然而，出乎众人预料的是，“洋浦风波”的余波在邓小平批示后还持续震荡了四年。直到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才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备受争议的“洋浦模式”才得以最终确立。此时，距海南省政府首次提出洋浦开发区的概念已整整过去了五年。
1992年9月，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成立，熊谷组控股30%。洋浦以每天投入500万元港币的速度在开发。到1995年，熊谷组在洋浦共投资了40多亿元。
但是，1992年正值海南房地产热，熊谷组改变了最初发展沿海型重化工的初衷，开始高价卖地。于元平认为，照此速度，3年的时间内洋浦就会火起来。当年资料显示：商业用地每亩374万元，住宅用地每亩181万元，重工业用地每亩143万元，而海口当时的工业用地价格每亩16万元，三亚才13万元。
然而，过高的地价吓跑了工业投资者，洋浦的土地大多是被国内的投资者买走的。随着1993年宏观调控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洋浦的土地价格一落千丈。“熊谷组卖地的收入应该是14亿元，但由于有的买主只交了30%的定金，熊谷组卖地的实际收入只有7亿元。”洋浦管理局秘书长腾利贵告诉记者。如今，依然能看到房地产泡沫留下的印记，一个钢铁厂的水泥框架和林立的钢筋依然竖立在洋浦的土地上。
“工业项目招商实际上是让利的事情，由于熊谷组招商经验不足，而且派来的总经理又不谙此道，我们实在看不下去就想帮他们招商。他们却不允许我们插手，还写信到中央告我们。”江上舟回忆。
1994年底，熊谷组又花费100万元请国际协力事业团给洋浦做了一份研究报告，结论是应回到最初发展沿海重化工的起点。这时，“熊谷组求我们帮助他们招商”，江上舟说。
招商之难
1995年，近1000亿立方米的“东方1-1气田”开采后，国家决定上大化肥项目，由中海油投资155.8亿元。由于利用南海的天然气资源生产化肥，选址应放在离南海气田最近的海南省。如果这个项目落户洋浦，对洋浦的开发将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如果上这个项目，当时很多小化肥厂就会关闭。但中央还是决定要建这个大化肥厂，支持洋浦开发。”腾利贵介绍说，国家有关部门打算放在洋浦以支持洋浦开发。
据知情人介绍，当时正值海南省领导班子换届，几个领导在洋浦开发一事上意见不一致。海南省委提出要建设“西部工业走廊”，让儋州、东方、三亚、临高等地都搞石油化工项目。
“这些地方上石油化工项目除了污染环境，还不具备工业条件，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中央的决定，也违反了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让其它地方和洋浦形成竞争局面。”江上舟说。
江上舟深知环境对三亚的重要性，找到当时给洋浦做规划的社科院专家刘国光，刘了解情况后给中央写信，阐述了在三亚搞重化工业对环境的影响。江上舟也为此项目长期驻扎北京。上面很快就表态，给海南留一片净土，把大化肥项目放在洋浦。1997年3月，经过洋浦土地开发公司和中海油谈判，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为了争取这个项目，于元平把土地价格降到了每亩7万，“这价格连摊销的开发成本都不够。”江上舟说。
此后，一些与大化肥相关的项目也开始有了投资洋浦的意向。但是，中海油一直不同意把项目放在洋浦，项目迟迟没有启动。后来，洋浦准备引进的与大化肥的配套项目“杜邦-巴斯夫的尼龙中间体生产线”被指令不得与外商接触，这个配套项目被引导到东方八所。这成为大化肥项目迁址东方八所的理由。
大化肥项目改址东方八所，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洋浦该如何发展？1998年5月中旬，当时在计委工作的张国宝带队，由相关部门20人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来到洋浦，研究大化肥项目移址后如何启动洋浦开发，最后决定把临高的600万吨炼油项目放在洋浦，但海南省委提出该项目仍放在临高，工作组听取多方意见后，经过权衡决定该项目仍放在临高。洋浦管理局又找到中央，但没有效果。
这两个项目的招商失利让于元平对洋浦彻底失去了信心，此后，熊谷组停止一切基建项目，并抽走了大部分资金，洋浦土地开发公司开始陷入重重债务危机中。数据显示，1999年洋浦的经济走入低谷，国内生产总值仅完成了9．4%的同比增长。
熊谷组又想借鉴香港模式，把洋浦建成自由港，以贸易带动洋浦开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反对。报告通过熊谷组报到国务院，但最后不了了之。
“洋浦开发太慢了，深圳5年就成为一个城市了，10年就成为300万人的城市了，并有几万个工业项目。洋浦模式的争议耽误了5年，从1993年全面开发洋浦，到2003年第一个项目进驻洋浦，又整整耽误了10年，30年中国改革道路已经走过了一半。”江上舟不无惋惜地说。
回顾洋浦20年的开发，长期担任洋浦规划局长的夏明文在充分研究后，对当初洋浦开发的四大规划目标完成情况给出了68分的评价。他认为，这个成绩并不理想，对于最初制定的目标应一贯坚持，统筹处理好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股权收归国有
于元平和江上舟写给中央的信，引来了朱基到洋浦。1998年12月22日，朱基看到洋浦的情况后非常生气，洋浦开发10年了，路不通、水不通，只有电通了，到处是一片荒凉，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棵树，遍地是牛羊。
朱基在洋浦召开的会议上说，洋浦的领导班子要换，同时改变开发模式，海南省要有一个领导负责洋浦开发的事，开发商也要改变，由中资开发，中方几家银行分散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光大银行，这样开发公司74%的股权归中资所有，于元平本人只占9%。在香港，光大银行已经间接控股了熊谷组，此后直接参与洋浦开发，于元平作为洋浦开发区的顾问。
朱基的这个决定给了于元平顺利抽身洋浦的机会，此后，于元平重组熊谷组，收回了熊谷组股份及品牌，并将大部分债务转给光大银行。朱基的决定解决了关键的两个问题：洋浦开发是中资开发，不是外商的事；海南省对待洋浦要一视同仁，不再和自己没关系。
1999年9月，刘明康接替因故离职的光大银行董事长朱晓华后，无力顾及洋浦，洋浦开发一事又搁置下来。1999年底，中央决定彻底改变洋浦。2000年1月8日，海南省宣布改组洋浦领导班子，朱选成任管理局局长。至此，海南省重提加大洋浦开发一事。
据老洋浦人回忆，朱选成在当时的工作阻力也很大，就是种棵树挖个树坑也要大半天时间，因为都是石头，人手又不够，他就带领公务员一起干；不让居民养牛羊，由管理局给予补贴。在朱的带领下，一年以后，洋浦的市容环境有了很大改观。
拯救洋浦还要从招商入手，朱选成专门成立了招商局，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吸引投资，还提出“招商不仅面向外商，也面向内商”的发展思路，并在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各大城市设立了招商联络处。2000年8月，经海南省政府和光大集团同意，洋浦经济开发区内的土地实行优惠地价，每亩7万元人民币，可分两期付款，首期付款一半。另外，进入开发区的温州民营工业园和深圳科技园的项目，土地价格还可以更优惠：只要是温州商人，不只是免交房租，减免税收，还给每户2000元的安置费和2000元的店面装修费，结果找来了一些假温州商人，拿到钱后不到半个月就走人了。
腾利贵说，洋浦有实质的变化是从2003年开始，印尼金光纸业在洋浦投资了60万吨和100万吨两个造纸项目，由于要求的条件太多，一直谈不拢，项目迟迟没有启动。直至2002年9月王岐山到海南任省长，到任10天后即来到洋浦，并去做金光纸业的工作。金光纸业2003年3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2005年3月，该项目正式投产。
2004年11月，海南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重组的请示》，提出以海南省政府主导、中国石化集团参与重组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的战略构想。2005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回函同意海南省发展控股公司的重组方案。同年9月，海南省政府控股公司成功重组洋浦土地开发公司，新公司股权结构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占40%，中国石化集团占30%，海南洋浦开发（香港）有限公司占30%。重组后，中石化投资的海南炼化800万吨炼油厂落户洋浦。
在两个大项目带动下，洋浦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2006年9月，海南省审核通过了以发展造纸、石化和临港加工工业为主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修编。2007年10月，海南省政府宣布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海南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