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企业家这个人群。他们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1978年，改革从危机中出发。2008年，又逢多事之秋：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还有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诸多始料未及的挑战，为改革再出发提供了难得机遇。
10月20日下午，上海花园饭店，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联合主办，复星集团协办的“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100多位企业家、经济学家一起思考“激动、迷茫过的时代”。
“回看改革开放30年，是为了更自信、更从容地出发。”《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如此阐释论坛的主题。
改变命运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企业家这个人群。他们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柳传志、徐乐江、郭广昌、李书福、王健林、王文京、王中军……他们的个人命运都因改革开放发生了戏剧性转折。
49岁的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困难年代出生，生下来就没奶吃，下乡长身体的时候一天赚10个工分。令他庆幸的是，下乡四年后恢复高考，他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宝钢。“对我们这代人，最深的体会就是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进大学读书，最多当兵、当工人。”徐乐江说。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1979年上大学，在机关工作了五年，1988年下海到中关村。“国家恢复高考，我享受到了。下海，从个体民营软件企业做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管理软件行业，用友在中国已经做到了第一，下一个目标是世界前三。”
高考考场之外，改革开放的中国，也给了无数草根以成长的舞台。
“我个人经历了很多。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还有文化大革命、插队……1978年插队回来在码头做工人。穷码头工人，甚至找不到对象……”说到改革开放30年，1956年出生的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绍鹏自认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1988年国家允许民营资本搞航运。此后，我做了老板。我们企业成长非常快。”
36岁的王均豪，创业已有20年。他说，温州很多人，都是被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他解释说，“逼”字就是“一口田”，没法养活人，只有“走”了。被逼出来的均瑶集团，“1992年搞包机。民航总局说，飞机包给农民干什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马上他们又说这是民航改革开放很好的一步。2004年，民航业政策对民营资本开放……”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中军，从18岁到48岁的30年，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创业史、机会史”。
“30年前正好18岁。军队子弟，先当兵，后来转业。进了国家物资总局，当了五年机关干部。突然有个体户了，总觉得个体户好。我手头有点功夫，画画、摄影都不错，当了个体户——自由艺术家。一晃晃了四年。突然一下子有出国热，就去了美国。到美国后，是这辈子失落最多的时期。五年，几乎找不着感觉，艰苦努力上学，剩下时间打工，没当过一次白领。后来，改革开放大步前进，国内的人告诉我北京的钱太好挣了。1994年回国，真正开始做企业。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做电影，正好赶上一朋友拍戏缺500万元，经过中间人就投了电影。后来兴趣来了，一步步拍到今天。进电影行业10年，拍了40部电影，基本是赚的多，赔的少。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力太大了，周边的人教育我，说光拍电影不安全，你应该怎样怎样。还有人跟我讲电视剧好，现在我们也拍了《士兵突击》这样的戏。”
王中军感慨：“这些年来，基本是顺着朋友的指点和中国大趋势发展起来的。一个人，原来没有想的事儿都可以做。确实是这30年给了任何人机会。我觉得中国这30年都很顺。”
面向未来：忧虑与乐观
企业家创业成功的故事大同小异，但对如何评判过去的30年，如何看待未来的30年，则有不同的视角下的争论。
与大部分企业家存有“感恩”心态不同，软银赛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阎焱有着颇为另类的观点——
“改革发源于农村。什么是改革？其实特简单，由以前的管改为不管，让农民自己去干。所以我没有太多感恩心态。我看得比较简单，比如上大学，这是我生来的一项权力，只是还给我了。”
郭广昌投了阎焱的“反对票”，“阎总已经很西方化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应该有的。但回顾1840年到现在的这段历史，这30年的确很特殊。”
争论之外，更多的人思考的是改革30年走完之后，现在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国情，80年代十亿人、八亿农民，今天十三亿人、八亿农民。现在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对中国来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靠此启动内需呢？”徐乐江发问。
“这30年来，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增长都非常快。但这种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全球经济危机来了，最近股票、油价都跌得一塌糊涂，我干这个行业差不多30多年，没见过这种情况。”杨绍鹏看到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大家都说冬天来了。冬天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在30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企业真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对于未来的30年，阎焱也有忧虑，“中国企业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非常少。美国的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挑战比以前更大了。中国企业，以前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产品、靠政府的补贴这种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应该是适用不下去了。中国对环境的破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今后30年再这样下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机会都没有。”
王文京则认为未来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依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制约，“我为什么从机关辞职下海办公司？因为1988年国家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提供了18项政策，鼓励工人创办企业。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发展私营企业。未来30年的发展，这两点仍然非常重要。”
对于未来，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吉利控股李书福、华旗资讯冯军则在忧虑中保持乐观心态。
李书福：“最近倒下去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大的缝纫机企业，最大的纺织企业，最大的玩具企业……今天来的民营企业家很多，再过五年，我们重新坐在这儿的时候，剩下的可能就不多了。但我相信，30年后的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力量肯定比现在要强大得多，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例，一定比现在高得多。民营经济就像野草一样，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冯军：“1919年到1949年，因为内乱，没有中国品牌诞生，基本上都是洋货。1949年到1979年，中国被全世界封锁，基本上没有机会跟国际交流，所以全是国产品牌……1979年开始，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基本以国际品牌为主。快到2009年的时候，全球经济开始往下滑，有的人以前只买国际品牌，根本看不上中国货，现在这部分人想得省点钱了。这时只要中国出现一批讲信誉、严控质量、讲品牌的企业，走出去，我觉得机会很大。”
“改革开放30年，我觉得企业家要永葆敢闯、敢试的精神，而且要立下雄心壮志。可能30年以后再聚的时候，会出来一批全球行业领导者。”王健林有更大的愿景。
[发言精选]
改革，是“逼”出来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的承认
文 | 周其仁
改革开放，如果要问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应该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身，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政策、体制、作风出了问题，导致了千万量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这当然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所以就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土地所有权是公家的，使用权交给农民。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发现，同样的农民在自家地的劳动和在集体的地劳动是不同的。要推开这个制度，也要靠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面临饥荒威胁的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发生了。
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老能摸到石头？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温州1956年下半年就发生了。但过去的情况经常是底层应付困难的办法不容易得到国家上层结构的承认，不容易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变成制度。
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你到温州去看，计划体制下，就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遇到“逼”的环境的时候，他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要从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去吸取力量。
农村经济有了发展，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的改革，还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的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的力量。
这几年内需起不来，为什么？居民家庭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时候，这个比例靠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起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增长得非常快，税收长得更快，相当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政府。由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如果不做调整，目前这个局面是没办法维持下去的。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沿海工厂生产停止，工人回乡，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到2008年底、明年初看起来，都是很难完全摆脱的一个局面。这当然是坏事情。但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有一个合力，看怎么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好。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的减一减？比如，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更多地往市场上放？
为什么最近在土地问题上有些重要的推进呢？中国不是日本，更不是欧美国家，中国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经济政策对头，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不像日本，日本的政策很难推动，大小河道里都铺上水泥了，农村都建好了，路都是非常漂亮。而中国，大家从城市圈往外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敢去投啊？谁有权投啊？谁有权转让这些资源啊？我相信今天跟30年前有共同之处。不同的是，30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困难，产生新的认识。调节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在困难的情况下，逼出一条路。
做好人，很重要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对得起那些成本，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文 | 柳传志
企业家们坐在一块的时候，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经常雄心万丈，觉得我们这个群体了不起，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做得最好的，最了不起的，也就20几年，30年的几乎一个没有。清末民初1900年前后，从张謇那一批人到后来军阀时期，再到解放初期，企业家的人数也不少。现在想想，除了荣毅仁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善终。从历史长河来看，我们再怎么了不起，也可能不值一提，企业是不是以后能长期继续下去，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在我们那个年代，很重要的，是如何适应环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政策不时在变。一个企业如果把握不好度，很难生存。我们的企业基本能够适应环境，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这个年岁的人，经历过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从这点讲，我对改革开放，由衷地热爱。我一直很注意看有关资料，政治斗争是怎么过来的，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我们就是受益人。我们真的肩上有责任，我们真得要做好人。我很多同学，做了改革的成本，比如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三线去，到贵州去了，跟现在在北京的不能比。还有知青，有一部分能回来，有一部分不能回来。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对得起成本，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从这一点讲，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说话，有一定的因素，就是我要做好人。我举几个例子。
联想一开始中科院投了20万，我们自负盈亏，后来进行股份制改造，员工们买了股份，成了股份制公司。股份制改造以前，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国家没有任何法律阻止我们把联想变成自己的公司。1989年我在香港办企业，看到很多国内窗口公司，做着做着就把客户的钱拿走，变成香港人了。我没那么做。我一本正经地和我的同事，好好地走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最后我们走成了，我们自己也成了股东。虽然股份比例不那么大，但我已经很自豪了。做好人，很重要。再讲一个做好人的例子。1988年中关村很多企业在做电脑，实际是要通过走私的方式，买进东西去卖的，我们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避开这个。整个国家，包括军队都在做企业，全部都是走私货品。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做电脑，干脆倒腾外汇、倒腾进出口批文，最起码我们那时候企业的几百人会发更大的财。但我没有，我致力于做自有品牌电脑，一直没有动摇。为什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想为社会做贡献，想为改革开放做贡献。这是真心话。虽然是表扬自己，但说的是真的。
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企业要小心。我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完了。我觉得，这是我能够顺利过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那些企业失败的案例，不能适应环境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企业管理有问题。很多企业现有的业务做得不错，但它不能很科学地制订战略。当前做得好，要考虑以后会怎样。以后行业发生变化，环境发生变化，有些企业抗不住就死了。
企业怎么能活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研究管理。怎么制订战略，怎么好好地执行战略；怎么培养人，培养谁。你的员工不爱打仗，不会打仗，没有能力，组织架构不合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的。大风浪来了，谁的能力强，谁就能活下来。
每个人都是商业文明的一部分
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文 | 郭广昌
30年这个数字，最近经常在脑子里转，有很沉重的地方，也有很欣慰的地方。我经常会想到几句话，一直没有想透。
第一句话，“回到基本面”，一个问题处理不好了，我就要回到基本面考虑。中国的基本面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要什么，我们处在什么阶段，千万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回到基本面。另外我想到一个事情。看到美国报纸上在讨论，这次金融风暴之后，是不是美国完了，金融中心转到中国或者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个记者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金融风暴让美国这个巨人已经淹到了腰部”。美国还是巨人，基本面我们还是跟他们差很多。我们的问题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效率，还没有大大提升，我们的制度改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忘记了这些基本面，用自我解嘲的方式看很多问题的话，会很容易让我们忘乎所以。
企业也是一样。如果忘记了基本面，就做高新的东西，以为不需要钢铁、水泥了，以为一步就可以跳过某些阶段，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跳跃论，这个多爽啊，但是做不到。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回到基本面，看自己有多少资金，外面环境怎么样，我能做什么，我的选择是什么。这样考虑就会比较清楚。
第二句话，宽容。最近我读得最多的书，是1840年以来的很多历史书。尤其看这30年和1840年的比较，最大的感觉是改良比革命好。改革和开放，没叫革命，但中国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是1840年以来没有达到的。靠什么？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改革。
讲到企业，一会儿是波特理论，一会儿是蓝海理论，我一直呼吁我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宽容一点。这么多人在做多元产业的实践，很多都失败了。但能不能对他们宽容一点呢？说不定有的人走出来了。商业为什么这么丰富多彩，就是因为大家不断地创新、提高。商业文明很重要一点，就是理性和建设性。理性和建设性是我们改良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好做。
与此相关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三句话，就是一本书里讲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什么时候，民主政治会非常容易实行、做得非常完美呢？当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就是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和谐得多了。
与此相关的，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企业家也这样想。我可能跟你是竞争者，但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努力来给予你同样的竞争机会，我不会用贿赂或者做种种不道德的事情跟你竞争。有好的商业文明，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整个商业文明的建设，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如果这个建设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同时，我们多点宽容，多点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也包括对在座的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