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为什么难以孕育出一流的思想家、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
文 | 黎鸣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壮大了起来，尤其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被人号称为当今世界的工厂。尽管如此，我还是请同胞们不要忘记，中国从漫长的历史之中带来的软弱、平庸的文化和政治的背景，还依然如旧。
中国经济的外观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最大的特色，仍旧还只能是源自人多地大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需求市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人整体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水平依旧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中下水平，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尤其一流的创造性的思想家、哲学家，一流的政治管理家，包括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CEO，在世界上均仍处于奇缺的极低水平的状态。
造成这种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直至今天，中国人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儒家旧文化传统的巨大深刻的阴影，甚至还依旧缺乏摆脱这种旧文化传统阴影束缚的自觉的力量。它的严重的历史的劣根性：世界观的“宿命”论、社会观的“人治”论和文化思想观的“独断”论，这三者始终都在深深地束缚、禁锢中国人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文化上如此，政治上如此，经济上虽然近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传统儒家劣根性的阴影依然沉重。
诚如姜洋先生的大作《王者归来：中国CEO的困境与出路》所提到的，中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巨大的新兴市场，却难以孕育出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号称（人口、版图、资源等）泱泱大国的中国的生产力，却远远比不上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美国和日本，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我的回答尽量简捷：因为我们中国人缺乏应有的智慧。我在2003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名为《西方哲学死了》，说的是西方人聪明了三百年，现在正在衰退；另一本书名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说的是中国人愚昧了两千多年，21世纪应该清醒过来，中国人终于有了机会可以让自己加速地聪明起来了。
人类变得聪明起来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的CEO们要想变得智慧起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姜洋先生总结出了九大问题、十二大方法和CEO们的八大修炼，诚为良言。
近观三十年来众多CEO们的业绩，虽总体来说成就不小，但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和CEO们相比，还是显得稚嫩、孱弱。中国的企业既难做大（市场大），也难做长（寿命长），更难做高（品质高、品牌高），且有太多著名的CEO如同短命的风筝，纷纷断线、落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寻了短见，真是令人慨叹唏嘘。悲怆是固然，却难言悲壮。人生苦短，理应高求。说白了，最终还是在于自己，要努力磨炼“智慧”二字。
（本文作者为知名哲学研究者）
《王者归来——中国CEO的困境与出路》
姜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经济学人]
进一步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文 | 吴敬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难而持续的求索。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书，是鲍莫尔教授有关经济增长的最新力作。他们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作者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按照鲍莫尔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
所以，毫不奇怪，鲍莫尔等人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极度猖獗的国家。其次，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
在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当前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换言之，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显然，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本书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本书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我相信，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