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在海外发展20多年，终于一朝衣锦还乡；他走出了一条与其他中国艺术家迥然不同的国际化模式，也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凶猛的代表
文 | 本刊记者 吉颖新
在他第N次离开北京，告别闹腾了2008年整个夏季、几乎成就了他一个人艺术野心的奥运的时候，我去机场送了蔡国强。
像很多人一样，那29个穿越北京中轴线、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大脚印”，和数不清的璀璨烟花，我也是在开幕式直播上看到的。但当蔡国强卸下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师的身份，在去机场的车里，我们没聊这些巅峰时刻。这位51岁的“艺术中年”忽发奇想：
“我经常感到我好像生活在女生宿舍里。我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5岁、18岁）。我福建老家有奶奶、妈妈，还有两个妹妹，你看这么多女生，像不像女生宿舍？我也有个弟弟，可是我从小到大特别受宠，所有人都比较宠我。”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听来，这话有点矫情——当时，我问蔡国强的问题是：你的很多爆炸作品需要和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政府部门甚至军方打交道（比如《有蘑菇云的世纪》在内华达核实验基地，《地平线：为外星人作的计划14号》在日本磐城海面，上海APEC焰火表演），你是怎么把这些大男人之间的事情协调好的？
没想到，蔡国强话锋一转，“呵呵，我把女生之间的事情也协调得很好呀……”至于为什么如此受宠？他解释说，“可能是我，这个男孩子有一点点吹牛，有一点点胆子大，有一点点梦想，有一点点不着边际。”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蔡国强有些失望，这就是那个备受国际评论界和拍卖市场宠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吗？美术馆“蔡国强：我想要相信”的展览现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他一身笔挺灰色中山装，很像旧时文人官僚，神情中还流露出一种巫师气息。而在早期的照片上，他简直是一个落魄江湖流浪汉。后来在他的四合院，他又像极了南方古镇的有钱乡绅，丰衣足食的满足感挡也挡不住。
不过，他终究是个玩转中国传统符号（如龙、中药）与国际主流话题（如千禧年、“9·11”），打通商业与艺术界限的艺术家。蔡国强在海外发展20多年，走出了一条与其他中国艺术家迥然不同的模式，也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凶猛的代表（2007年《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拍卖了7424.75万港元，是国内天价）。
临走时，蔡国强除了重复他的名言“艺术可以乱搞，就要好玩”，还说，“因为我在国外要生存，我的东西自然而然要面临商业……我的理念和商业方法可以谈，但现在没有时间了，而且（艺术家）在一本企业家杂志上谈经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女人堆里的艺术家
这不是蔡国强第一次说他生活在温柔富贵乡里。在奥运这个辛苦而光荣的差事之后——这个话题他早已厌倦回答了——他说“看到老婆孩子就得到休息了”。
而蔡国强的“女生宿舍”不断扩大，从泉州老家到1986年他携妻闯荡日本及1995年搬至纽约，再到2008年衣锦还乡，他一直很有女人缘。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他的奥运会工作团队几乎清一色女生。“我对女性很尊重，我都是下意识让她们先走，给她们开门。她们经常会很惊讶，蔡老师还这样啊？这是我在国外多年养成的习惯。”
他也很受用这些女孩子的管束（比他太太管得还紧），“有时候，比如我在做作品时想出一个好的创意，我自己感慨，哎，我真是一个天才呀！大家就啧啧……她们其实是很欣赏我的，也对我很好，会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和别人争。”
但在日本——他艺术生涯磨练和再次出发的地方，女性的角色并不是这样。“从心里讲，日本男人和社会对女孩子的感觉，我很失望。”
蔡国强对自己“东京8年抗战”的经历（妻子吴红虹语）永生难忘。虽然今年2月他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规模最大的华人艺术家个展，还在奥运史上做了一桩最轰动的行为艺术，但“卖出去一张画交完水电费房租马上就没了”的日子提醒着他——
1986年，蔡国强远离国内的先锋艺术氛围留学日本。起初他碰了不少钉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一名专做火药爆炸作品的学生。他后来的导师、筑波大学教授河口龙夫一开始也拒绝，但让他感动的是，当时吴红虹流下了眼泪，而蔡国强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有坚毅的表情——他从未看见一位妻子为了自己的丈夫而在他人面前流泪，于是他接受了蔡。
这个用浓重福建口音讲日语的家伙，在日本过着拮据的生活（一张画卖40美元），但他的美学理念和创作手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焕发：一方面，他从西方艺术潮流顿悟到“艺术可以乱搞”；另外，做火药草图实现了他儿时的画家梦想。
泉州正是蔡国强艺术的起点。泉州人很早就用火药来驱鬼、杀灭病毒。上世纪80年代，鞭炮生意在泉州很火，很多家庭都有鞭炮作坊。蔡国强就在那时迷上了火药。他受热衷于传统文化的父亲的影响，演戏、做舞美、跟剧团下乡、绘画。1984年，他第一次直接在画布上用火药做实验，但还不懂得如何控制，经常炸得一塌糊涂。偶然的一次，奶奶用麻布盖熄燃烧的画布给了他启示，“做艺术不光要点，也要灭”。
现在已经90多岁的奶奶特别宠爱蔡国强，从小就认定他会有出息，说他的画“以后会值钱的”。如今奶奶有时候问他一张画卖多少钱，“她知道的最高数字是十万元，我的画卖千万以上对她没有意义，我现在北京有房子都不敢告诉她。”
而父亲当年对他说，古根海姆是世界最好的美术馆。多年后，蔡国强做个展，把父亲创作的《百虎图》也挂在那里，后者躺在病床上，流出了大滴的眼泪。
他走上国际舞台，日本策展人南条史生起了很大作用。1995年，蔡国强在威尼斯推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运去一艘满载中药的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返回威尼斯的。“影响20世纪艺术的最大事件，就是杜尚把便器搬到了展会上，而蔡国强扩大了这个观念，把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当作现成品来使用。”陈丹青评价说。
1996年，蔡国强进军纽约的大型装置作品《龙也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也是南条史生策划的。108个羊皮筏被串成一条巨龙的形状，后面加装了3台丰田的发动机，幽默而形象地嘲弄了西方对亚洲崛起的担心。
掌握了爆炸利器后，蔡国强自豪地说，“我忽略文化和传统的界限，忽略所有的界限。”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曾经说，有人认为暴力很性感，我永远无法这样想。但爆炸是蔡国强的家常便饭。他最喜欢打比喻说：爆炸就像做爱，是一种能量、时间、空间的转换，有喘息，有互动，整个过程是冒险。
这个玩火的男人，和火药已经分不开了。“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我对火药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你以为你全懂她了，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栽跟头，这种材料的魅力永远让人感到吸引力。”
他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而永恒之女性，引导他前进。
在奥运会开幕式晚宴上，很多嘉宾做了热情洋溢的祝辞，跟随蔡国强多年的前助手马文小姐调侃说，今晚有些像婚宴——蔡国强的艺术实际上是政治和艺术的联姻。蔡本人则做了一番长长的答谢，对不起，我让大家上了“贼船”，但是他把奥运及个展回顾，只看成是在漂流中的一次靠岸，完了之后还要继续航行。
在众多作品中，《草船借箭》最像蔡国强的缩影。这艘插满3000支箭的旧渔船光运费就花了几十万美元，其庞大体积更是拆掉了美术馆大门才迁入。“我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旅行中，就像一艘船从一个港口驶到另一个港口，已漂泊多年，注定还要漂泊下去……”
他比烟花更寂寞
蔡国强爆炸的不仅是政治和文明冲突，他也直接与商业及奢侈品牌媾和。
自从移居纽约后，他就确立了只跟著名美术馆、各大公司/艺术基金会打交道的原则，把自己和商业艺术中介机构之间画了一条线。这样的商业模式迥然不同于其他中国艺术家必须走画廊、代理商或拍卖行的路线，自己掌握主导权（生产及销售）。
他的名声和身份也一直跻身国际一流行列。据统计，近6年来，蔡国强进入拍卖市场的96件作品成交了81件，均在百万及千万美元量级。在胡润2007年艺术家富豪排行榜上，他年收入过亿，位列第九。不过，他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个排名可能不大准。有些画家能算，因为他们跟画廊做。我算不到，因为我都是跟美术馆和基金会做。”
蔡国强虽然以没有时间为由，谢绝揭秘自己的赚钱之道，但他说，“我要找到什么是我的价值。”他的作品被欧美主流博物馆、基金会、赞助商和私人收藏家收入囊中。“他们和我一起冒险，也有这个寄托，我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看到的，大家做起来都很高兴。”
“像资生堂跟我合作已经十多年了，我也一直用它的化妆品。”资生堂可以说是蔡国强的坚强后盾。1994年，他初次参加“亚细亚散步”画展，受到主办方资生堂的喜爱，从此开始了合作关系。后来资生堂一直支持他的各种展览。
细数蔡国强作品中的商业品牌，包括奥迪、卡地亚、Gucci焰火公司、德意志银行、香水、旅游公司、诚品书店等。他还跨界创作，与日本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合作“爆炸时装”，与台湾云门舞集合作舞蹈作品（“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赞助商何鸿毅家族，就是由林怀民、白先勇搭的桥）。
1998年，三宅倾注热情在服装系列“我要褶皱”上，与其合作艺术家之一就有蔡国强。在卡地亚基金会展览上，蔡国强将超过五十件褶皱的衣服排成了一条龙形，然后用火药把衣服炸了。新的印花工艺要求在衣服上印上诡异的燃烧的巨龙图案，三宅要大批量生产这种服装，“三宅一生给了我这么好的东西供我毁坏，我很兴奋。”蔡国强笑着说。
看了他的作品，你就知道那有多危险、嚣张：《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10号》（1993）、《不破不立：引爆台湾省立美术馆》（1998）、每天中午12点放一朵烟花的《晴天黑云》（2002）、焰火模拟汽车爆炸穿过时代广场的《幻觉》（2004）。
但自己反观，蔡国强意外地发现，“我以前东西有很多是凸的，爆炸、装置都很张扬，但所有的作品放在一起，反而看到了凹的一面，看到了我的伤感和寂寞。”
蔡国强的火药、黄永的“纸浆艺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和徐冰的“鬼打墙”拓印被并称为“海外四大金刚”。但金刚并不怒目。蔡国强是射手座，让人想起电影《梅兰芳》的台词：“谁要毁了梅兰芳的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
他悠悠地说，“小时候那个梦其实是不存在的焰火晚会，它只会在你的心里，在不同的地方影响你的艺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小时候受到美国登月的影响，为自己的瘦弱感到悲伤，觉得到死都做不了宇航员，不会到宇宙去。你去寻找一个你可以离开重力、在时空隧道随意来往的方法，这就是艺术。”
所以，他“想要相信”。
“我想要相信”这个概念来自美国电影《X档案：我想要相信》，由陈丹青提议，蔡国强甚至向福克斯公司购买了版权。“我想说：我渴望相信，但还没相信，或者我愿意去相信，也曾有过相信——我想要相信我童年以来的一些创作，一些好奇，一种理念，但是在现代社会政治社会不同的制度里，这种相信又一直都在变化中……”
“那你相信什么？”
“相信一些沉淀。”
“这个标题有些闪烁其词？”
“当然是闪烁其词了。我就是说不出来相信什么，我要能说出来，就不叫‘我想要相信’了，而应该像传教士那样说，应该什么应该什么了……”
在女人堆里矫情的蔡国强在艺术上并不自恋。他反问记者：“你说艺术它能直接改变社会吗？能直接促进中国改革吗？这样对艺术要求太多了。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文学、艺术都没有出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因为他们一直想改变这个社会。”
他不提供答案。“艺术家不是社会学家，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艺术家更多是摇摆，进到里面去做东西，表现情况，不是那么直接。艺术家首先是要解放自己，而不要总想着去解放全人类。你先把自己解放了，你感觉充满着好玩，有创造性，有趣，通过艺术让自己不疲劳，让自己身心都Ｈigh着，这艺术还不够好吗？你能让艺术使你自己有艺术细胞了，这个社会就有艺术细胞了，也就健康了，是不是？”
这位当年的泉州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一度在爆炸艺术上很High，也曾发起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任何颠覆规则和规范的想法都是令人兴奋的”。但如今，“我的好玩主要是对现代艺术也披上了传统艺术的盔甲要揭露，要监督”。
蔡国强自我剖析道，“我在生活中比较寂寞无聊，是一个谨慎胆小、做事情有理有据的人，我很注意别人的感受，所以我要找到一种方法论，创作时我可以胆大包天，做些意想不到的事，没有道德的事，调皮捣蛋的事。”比如看到人家踩到香蕉皮上摔倒很高兴的恶作剧，“只有找到这些，我感觉我是真实的；没有这些，我会觉得自己是很假的。”
他很陶醉于自己的几个作品：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他用两万多把小刀插成的飞机模型（像刺猬一样，光芒万丈），名叫“一路平安”；波兰美术馆装出他的摇篮装置，每个摇篮都盖着一面社会主义国家国旗，静悄悄地摇着，像一条河；而展厅墙上印着斯大林、宇航员、科学家、体操冠军等，“像一个往事，有意味，很美。”
2009年春，“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在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
午夜梦回的时候，蔡国强有时被一个噩梦惊醒：他小时候的玩伴取笑他，过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在玩火药？
而在他最狂野的梦里，蔡国强对《神雕侠侣》中的一段场景心向往之：
“那火炮冲天而起，在半空中一声爆炸，散了开来，但见满天花雨，组成了一个‘恭’字……十个烟花组起来是‘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十个大字。十字颜色各不相同，高悬半空，良久方散。群雄欢呼喝彩。这烟花乃汉口镇天下驰名的巧手匠人黄一炮所作，华美繁富，妙丽无方，端的是当世一绝。”
作为一个手艺人，这是蔡国强不能给女儿呈现的梦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