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往事并不如烟。
未有改革前，中国已经有经济学者为改革而坚持和抗争的身影。顾准被称“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4年，孙冶方在被批斗时，依然如是坚持。文革结束前后，顾准与孙冶方相继离世。“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生命在敲开改革开放的经济大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秘书长冒天启，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颁奖盛典”上如是感慨。
文革结束以后，马洪、蒋一苇成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倡导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薛暮桥、杜润生、廖季立、刘明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
2008年11月，由董辅基金会等机构主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经济学者票选认定，在过去30年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中国的经济学家，常常以决策智慧供应者的身份，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曾是三位总理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得力助手。
当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城镇民营工商业初步成长后，如何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命题，摆到了经济学者面前。经济学界的两位扛鼎人物出现分歧。吴敬琏主张整体协调改革，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他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吴敬琏的同庚、同乡厉以宁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两人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
“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应该去向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请教，然后根据政治上的考量来决定一个政策。而不是相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30年来，坚持这种常识，在强势政府面前，是难能可贵的。
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为第一代；吴敬琏、董辅、厉以宁等为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现在的青年经济学家则是第四代。第一代已是凤毛麟角，第二代也已寥若晨星，第三代正如日中天，第四代还在崛起之中。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页，凯恩斯以无比的自负写下了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为纪念经济学家30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中国企业家》特别组织评选“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名单见后）。
30年，这些“入世的哲学家”，是中国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