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大众对经济学家的评判往往是采用“有良心”或“没有良心”的泛道德尺度。通过许多零散的印象所组成的画像，显然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夏业良
盘点和评判中国过去30年的成败得失，并非易事，盘点和评判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中的奉献与探索则更加不易，而要在众多经济学家中推举出贡献最大或最具影响力的十位代表则尤为不易。大家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判和褒奖虽然最具权威性，但并非毫无缺憾之处，更何况目前中国若干个评判经济学家的临时性组织及其评判标准并不统一，也很难说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但是我们不可能等待最具权威性的评判组织和评判标准建立起来之后再对这30年进行更加周密和审慎的评判，这项空白需要得到填补，即便是缺乏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初始性评判。
以我个人之管见，社会大众对经济学家的有限认知与评判，往往是借助媒体和网络世界对经济学家群体及其个人的描述，以及经济学家在重大公共事务或政策中所呈现出的观点和态度而获得的。并且他们对经济学家的评判往往是采用“有良心”或“没有良心”这样的泛道德尺度，这些通过许多零散的印象所组成的画像，或许反映了事实的一部分，但显然难以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出经济学家的真实面貌。
在经济学界内部，诸多同行的相互认知和深入评判其实也相当有限，由于存在着相互嫉妒、利益排斥、学术门第歧视以及思想、范式、视野、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文人相轻”式的主观偏见和谬误似乎也并不少于经济学界之外的看法。
既然评判经济学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困难，为什么还要勉为其难地进行这样的盘点和评判工作呢？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和此次评奖的局外人，我认为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经济学家30年来在理论思辨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从理论层面上说并非具有原创性或基础性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即便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启蒙，或者有关强调以市场配置资源/接受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言论和建议，也是具有重大制度改进和社会推动作用和意义的。
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提出的对于中国改革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都有经济学家直接参与讨论与起草（比如于光远、张卓元等）。
在不断扩展和完善的经济立法进程中，经济学家也担当了重要角色（比如厉以宁、曹凤岐等）；还有某些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性安排如“双轨制”等等，大多是由经济学家首先提出后经过讨论和加工，最终被中央直接采纳的（比如张维迎、华生等）；在诸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改革等等方面，甚至包括类似为不少人所诟病的“教育产业化”等（比如汤敏、左小蕾），中国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政府决策的讨论和形成过程。
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中国经济改革中不少决策的出台，往往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体制外力量自发生长——经济学家理论与舆论支持——得到决策层确认”。这种“自发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中尤其多见。董辅在1979年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厉以宁在1986年较早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问题，吴敬琏在1988年较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物质繁荣和意识觉醒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应当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相信一切有理性的、是非意识明晰的成年人，都不会做试图把经济学家群体妖魔化，进而试图彻底剥夺或取代他们话语权的蠢事。
最近几年来，在不少场合以及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对经济学家个人乃至经济学家群体的批评和指责，进而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攻击和谩骂。经济学家们大多并不十分介意，因为这种情绪和怨愤的宣泄完全可以理解。由于社会公众并不了解中国改革决策与经济政策的具体形成过程，并且不能直接抨击官方政策或领导人，因而很自然地迁怒于经济学家群体，有人甚至戏言道：“骂经济学家不但过瘾，并且还很安全”；也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被捧为政府、媒体、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座上宾，同时在公共领域、政策制定层面和社会舆论方面占据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经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甚至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应当由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其他领域专业人士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职责，这也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野心一厢情愿的结果。而应当看作是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一种自然演进的社会选择或“无奈的临时替代”。
几乎没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应当承担这样广泛而重大的责任，但是历史选择了经济学家，而这种社会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包括经济学家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人们把过多的责任、期望和道德诉求甚至法律和正义的伸张都集中赋予或委托到经济学家群体身上。我曾经在2002年发表题为“经济学家不是什么？”的文章，后来在个人文集《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中也不无忧虑地提及这种过高的社会期望。
虽然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政策制定的讨论和部分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但事实上，经济学家整体在中国政府各项决策中的影响力不仅不是过大的问题，而相反是过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那样的专业性较强并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代表经济学家独立立场和专业意见的智囊机构。甚至目前在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官员们也并没有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那样的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正是因为缺乏专业化、高水准和具备独立立场的常设性经济政策咨询或经济顾问的制度安排，才会出现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即大多数人把谁能成为政治局委员们集体学习时的主讲人，看作是经济学家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权威认可，甚至把参与中央政策制定的讨论和咨询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认可。
我欣喜地看到，近年来的几次评奖（比如说“中国经济学大奖”、“中国经济学创新奖”以及此次“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评奖，都在尝试较为正式地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做出评价。尤其对几位已经仙逝的前辈经济学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积极贡献给予了肯定和褒奖，我想借此机会表达对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杨小凯、董辅、马洪等前辈学者的由衷敬意，并且建议向他们授予“终身贡献纪念奖”。
按照我个人以及部分同行的评判，我更乐意看到以下十人被评为此次获奖者：他们分别是陈志武、樊纲、厉以宁、林毅夫、茅于轼、钱颖一、吴敬琏、张维迎、张卓元、周其仁（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三位依然健在的前辈于光远、杜润生和张五常，理应获得“经济学特别荣誉奖”，以分别表彰他们在重大政治经济决策以及市场经济理念与经济学知识在社会传播和普及方面的突出贡献。我个人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此次获奖者中缺失了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近年来所做的一系列有关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从理论实证和政策批评的层面拓展了理论视野和社会公众的认知，丰富了经济政策的评判指标。但我相信今后再有类似的经济学家评奖，陈志武先生应当能够得到更高的认知。
窃以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理念传播与强力推动、理论阐释与参与经济决策三大层面，由于传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有些常识性或基础性的理念，当时在中国进行推广和应用竟然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学家个人遭受灭顶之灾。也许后人并不能够真切地理解为什么会对仗义执言的经济学家给予那样高的贡献评价，但是“吴市场”和“厉股份”由充满政治风险的“戴帽入座”，转变为当今的社会美誉和大众认同，实在富有戏剧性和制度变迁的丰富涵义。
长期研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林毅夫教授，不遗余力地倡导“新农村运动”，力陈作为后发人口大国的中国运用“比较优势”的必要性，从而获得了“林比较”的行内绰号。他的突出贡献不仅表现在率先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范式阐释了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和制度蕴涵，而且在比较制度分析和应用政策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建议方案，并且他所创建和主导的研究、教育团队，通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已发展为跨学科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一平台，促进了国内理论与政策研究范式以及经济学教育模式的逐步转变，通过持续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政策讨论，这一团队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逐步得到海外各界（包括学术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层面）的广泛承认，林毅夫成为应邀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的首位华人经济学家，以及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都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贡献和影响力。
作为转型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代表，樊纲、张维迎、周其仁身体力行地通过各自在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推动市场化改革，比如樊纲在学生时期曾经认真研读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探索过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和开放后一段时期内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在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他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维迎教授是最早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初始性思路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他有关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发展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委托人—代理人激励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专长于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之一。
周其仁教授早年曾在国家政策研究中枢工作，得到过一些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耳提面命，在大量调查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案例，在农村改革、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土地改革等方面有很多真知灼见，是一位少见的能“沉”到实践中去调查思考的学者。
茅于轼先生被公众誉为“当代鲁迅”，“中国社会的良心”，他多年来持之以恒地追求自由、民主、公平与正义，倡导和普及市场经济知识，身体力行地帮助弱势群体，先后与朋友合作逐步建立了扶贫基金和富平（家政服务）学校，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自由理念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帮助青年经济学者，后来在经济学界声名遐迩的杨小凯、张维迎、宋国青等人都或多或少得到过他的帮助。
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详述十位经济学家在过去30年中所做出的贡献，但我相信，在信息发达、检索方便的今天，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经济学家具体贡献的读者，都有机会和能力获得进一步的认知，并得出较为客观和中肯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