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内、国外危机接连爆发，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催生新商业文明，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希望它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生儿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某种程度上，文明是惟一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有生之年都可能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一旦你以为已经有了答案，它就会提出新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历了很多问题：玩具、三聚氰胺、汇源并购、金融危机……这一次，曾经处于漩涡中心的商业主角们一起亮相。
结果之一就是，“贵宾室都不够用了”。
商业悲喜剧中每个人的状态不一。牛根生、朱新礼、郭广昌、金志国、陈东升……有的人韬光养晦，有的人跃跃欲试，不过，他们共同感受到了“阵痛”。这是2008中国企业领袖论坛的重头戏——“阵痛隐现的新商业文明”。
“阵痛就是一阵一阵地疼痛。”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说，“不过，是疼完之后受了伤害变成个残废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
他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地说：“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伟大的新生儿的诞生！给它命名就是新商业文明。”
“新商业文明”，这词儿并不陌生。一个月以前，我在一次慈善论坛上见到马云，他说他目前的人生主题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文明”。这天早上的论坛，马云没来，不过他的朋友郭广昌抢先发言。
郭广昌说的话和他的长相、哲学专业背景一样脚踏实地。他一再强调，“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是契约精神”、“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后头这句话，郭广昌承认，他在跟一些政府领导沟通的时候经常使用，不过有效没效他可没说。
“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我们的政府要搞市场经济，你对市场也要有敬畏之心。不要说今天经济好了，我就可以啪嗒啪嗒地打，不管死活，打下来再说。今天看到市场不好了，我也想尽办法搞上去，不管方式方法有什么后遗症……我们定了搞市场经济，不能说又要搞市场经济的好东西，又不要市场经济给我约束的东西，那是肯定不行的。”
规则到底在哪里？界限到底在哪里？“牛总做了一辈子牛奶也不知道啥叫三聚氰胺。”金志国说，“这就好比一个游泳池，可是里头没有泳道，而且不管你是仰泳还是蛙泳，只要游得快就能获胜。”
要说出道，陈东升比郭广昌早多了。要说名气，他也比金志国大点。最近他看冯仑的畅销书《野蛮生长》，又多了很多感慨，老在琢磨一个问题：“如何做市场的好学生？”在他看来，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无非是三要素：诚信、专业化、国际化。
牛根生和朱新礼，现场这二位表现得最沉默，也最被关注。
牛根生颇感委屈，他觉着“商业”和“文明”的混搭根本就挺讽刺的，因为中国人历来就觉得“商业不文明”。“你看看那些电视剧，军人出来有好有坏，官员出来有好有坏，就商人一出来都是大坏蛋。像《闯关东》、《大染坊》、《大宅门》，好不容易有几个好的商人，还都死在外国企业脚下。”
不知道这话算不算触到朱新礼的痛处，他很快把“阵痛”引申到了“阵亡”。
“什么叫阵痛？我们牛老弟他就经历了阵痛。阵痛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取得了惊喜，我们收获了希望，要不这个痛苦谁都不愿意去经历……现在不一定企业多大就是好事，做强是根本，不是痛苦、阵痛的问题，是阵亡。”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朱新礼也谈到了自己下半年来面临的公众压力。“老牛的董事会不让他出来，我这边的董事会也一样呀，一说话股价就受影响。还是那句话，业绩用十年检验，功过让历史去评说，现在要求你的企业尽可能无缺点，否则的话缺点都会被放大。”
牛、朱二位的嗔怪都一样，他们都在被动适应日趋透明化的现代商业文明。
郭广昌是这么劝牛根生的：“你跟媒体以前像在谈恋爱，是化学反应，把对方想像成无限好，百分之百好，百分之万好。然后突然发现这么好的人竟然也有一点缺点，那种失望真是无与伦比。你现在要冷处理一段时间，让她看清楚原来你没有那么好，更没有那么坏，逐渐进入第二次恋爱期，所以不怕。”
这话当场就起作用了。牛总果然保持隐隐不安的沉默，直到论坛的最后一刻。“不要说他们，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活动都可以写成一部鸿篇巨制。”刘东华说。
谈话的主题很快转移到了金融风暴上——对于新商业文明，它是一个好的催生剂吗？
对于金融风暴，金志国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全球金融风暴就像一只“黑暗里的气球”。因为实在太暗，所以没人知道它是一只气球，所有人都在不断往里充气加压，直到它最后爆掉。而中国经济则是一只“轮胎”，里头的钢圈是实体，外头的胎是金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胎破了，可是钢圈还在。当然，这钢圈肯定也受影响，有损坏。”
陈东升暗自庆幸。去年，雷曼兄弟曾经向泰康人寿推销CDS产品，不过他当时觉得看不懂，没买。如今看来，他的直觉起了作用。“做金融是越做越谨慎，越做越胆小。但是危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谨慎和胆小都是对的。”
多元化的代表人物郭广昌并未当场计算得失，但他很爱提《无间道》的那句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两样事情美国做错了，所以遭受了惩罚。第一，让买不起房子的人买了房子。第二，政府缺位。格林斯潘没错，是华尔街错了，华尔街也没错，是美国政府错了，没起到它该起的监督作用。”
他简而言之，“企业该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大家都不要越位，文明就诞生了，效率就出现了。”
企业到底该做什么？在朱新礼看来，“企业家最大的作为就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尤其在萧条时期，创造消费机会显得更重要，要知道，好莱坞、拉斯维加斯都是在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获得爆炸性增长的。
陈东升乐观预言，中国在明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就能初步摆脱危机。金志国的乐观比他更具分析性。“我觉得这是好事，第一件好事给企业家和我们所有的人上了一课。第二件好事让我们再用所谓的低价格或者低成本进行竞争的时代过去了。不强化品牌，不强化专利技术，不强化和国际供应链的对接就没有你的未来。我们都觉悟了，觉悟之后的事情我们会做。”
刘东华总结说，“国内国外这种危机总爆发，而且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这儿要催生，很大程度上在我们希望它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生儿。”
如果一场危机真能催生一个新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那么其它几场论坛才不会显得无聊和浪费。它们分别是“中国企业的软实力和硬挑战”、“品牌：核心价值观和百年品牌”、“核心价值观与品牌积淀”。也许这几场论坛上的观点和争论都会成为“新商业文明”诞生的前奏。多年以后，人们回头再来看这些会议记录的时候，也许就像今人看见了尚未下山的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即使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和结局，还是会为他激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