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应该破除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盲目崇拜，适当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
文 | 滕泰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造成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个可以抽象地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阶段的增长叫做“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而且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那么我们还能够期望像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吗？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动力还能够持续吗？
能够跟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相比的最近一次全球经济衰退是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不仅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因为缺少竞争逐步丧失活力，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政府投资连续扩张之后，经济活力也丧失殆尽。那时西方社会最成功的改革在于美国里根政府的供给学派政策。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初里根主义政策（“供给学派”）实际上是造成9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
显然，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应该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倡导的那样，“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具体到政策上，应该破除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盲目崇拜，适当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尽快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中国要战胜周期、抵御外部冲击，寻找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传统的“植物性增长”模式，转移到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
有人把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A·Schumpeter）的创新概念归纳为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也有人把后来发展起来的技术创新派和制度创新派都理解为熊彼特理论的延续。然而无论是制度上的创新，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应用，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于是就会有大量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能适应竞争而毁灭——“具有创造性的毁灭”是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动力。
虽然当前的经济下滑本质上是需求和价格调整造成的，而不是“创造性毁灭”的正常调整，但是那些经受着严峻考验的企业只有把这个过程当成“创造性毁灭”来应对，依靠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最终走出困境，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