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元人民币，够买把小葱，够买2度电，够买0.005克黄金……还够买什么？从2009年开始，它还能买“湖南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一年的工作时间。梁稳根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拿“1元年薪”的知名中国企业家，同时，其他公司高管亦普遍降薪，最多降幅90%。
阿里巴巴马云在春节前给员工的电子邮件里说，阿里巴巴集团仍然做了2008年丰厚的年终奖计划和2009年的加薪计划，但“此次调薪惟有一点不同往年，包括副总裁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全部不加薪”。马云表示，越是困难时期，公司资源越应该向普通员工倾斜，紧迫感和危机感首先要来自公司高层管理者。
还有上市公司亿阳信通，高管薪酬在2009年下调10%-20%；上海市国资委管辖下的九大国企领导集体降薪，降薪幅度在10%－40%之间。
裁员降薪以节约成本，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已不新鲜，但是危机当前，企业家（高管团队）率先降自己的工钱直至“1元”，同时表示对普通员工的慷慨，倒在从前的经济危机期没怎么见过。对“1元企业家”，部分舆论报以支持和肯定的声音（奥巴马要在中国肯定是首当其冲的支持者），也有观点认为“1元年薪”，不过是作秀，对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很有限。
“1元年薪”始于三十年前的美国，李·艾科卡(Lee Iacocca)祭起“1元年薪”的大旗，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于濒死，并创造辉煌业绩。之后又有苹果、思科、雅虎、Google的CEO，每每在公司非生即死的危难之际，采用“1元年薪”，激励自己和员工共命运、振奋士气。苹果的乔布斯到2008年已是连续11年拿1元基本年薪——尽管苹果最近几年来已“咸鱼翻生”、风生水起。
作秀论看似锐利，却失之偏颇。既然类似经典案例早已有之，如果中国企业家纯以作秀计，何不在上一轮经济低谷时就跳出来如此做作一番？为何今天此刻，才有梁稳根这样的“1元企业家”出现？
一个巧合是，三一重工（600031）也是股权分置改革以来首家实现股份全流通的A股上市公司。梁稳根持股58.5%的三一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1.29%的股权，其个人持股市值即便在市值大缩水的当下也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同理，阿里巴巴部分高管也在阿里巴巴香港上市公司持有数量不等的股权期权。
他们对个人所得、物质收入的衡量与感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公司人。不少企业家从当初创业为了“活得更自由、更好”，到今天主动承担责任与压力，试图以个人拿更少的现金收入激励团队实现愿景，这固然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进化，却也是制度进化在某个层面之反映。
上海市国资委业绩考核处何处长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的采访时表态，国企领导能够带头降薪带领企业共度时艰，国资委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同时何处长还否认了这九大国企领导降薪是受了国资委暗示的说法，他说：（降薪）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一系列的举措之一。
对于三一重工梁稳根董事长的“1元年薪”，何处长表示：“这种姿态，我个人很敬佩，但我认为在国企不应该提倡。民企高管的收入实际多元化，所有者和经营者是一致的，不在乎薪酬，只在乎企业的回报；国有企业领导是工薪阶层，实际是个比较高级的打工者。我们现在的国企领导原来拿的就不是高薪，如果去拿1元年薪，完全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只要你跟职工是一个合理的关系，跟绩效是个合理的关系，就行。”
何处长所说的合理的关系，指的是依据国资委制定颁发的《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最高工资，要根据同地区、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乘上一个系数，最高不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
春节前，财政部向各大国有金融企业下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据报道，该意见稿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大值为70万元，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
民营企业家主动为自己降薪，国有企业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薪令”。“1元”这个指标，微妙地体现出经济危机下，企业高管与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被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