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月14日，长沙清冷，微雨，整个下午，三一集团（下称“三一”）的董事们都集中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旁的一间宽大会议室中。
黄昏时分，郊外的树林显得枯瘦，寒风令甬路更加漫长，十多辆泵车在路侧静静排开。董事长梁稳根拉开门走出来，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就一块钱，我今年的日子还真不好过，一大家子人需要我养呢。”
这个下午，梁创造了一个纪录：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中的最低年薪，只有1元。根据三一重工（600031）2007年年报，梁之前的年薪为63万元。相对他的上百亿身家，2009年的损失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他来说，这仍是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是否需要减薪？谁能减薪？减多少合适？能否给减薪增添“附加值”？这是从2008年11月份就困扰三一决策层的难题。
2008年初，三亚董事会上，梁稳根高调宣布要在2012年实现销售800亿-1000亿的目标。其时，三一集团销售收入刚达到135亿。工程机械行业对经济周期最为敏感，他的雄心很快遭遇一连串意外挑战，他又提出“一升两紧三降六加强”，所谓三十二字过冬方针。
11月份，成为三一业绩最差的一个月，这一信号令集团颇为紧张。“这种情况下，怎样去面对危机，利用危机，每个公司都在考虑。我们也觉得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和状态。”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回忆。
一次公开活动中，突然有人向参会的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发问：你们裁不裁员？何真临稍愣了一下，随后承诺，三一董事会已经说了，这次不管多么困难都不会裁员。这是三一首次公开承诺不裁员，实际当时董事会尚未正式决定，但何真临听到梁稳根和向文波接待宾客时曾如此讲过。何的表态得到了董事会认同，“不裁员”的原则随即确定下来，但是否减薪，梁稳根还在犹豫。
何真临记得，一次吃饭时，梁稳根曾提及，想让全体员工每人减薪一元，以塑造大家的危机感，但又觉得这样可能达不到预计效果，反而会引起混乱，没有落实。
三一有个不逊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团体系，内部文件显示，其党委曾发过一份《同舟共济 共度时艰》的倡议书，其中包括建议党员干部带头“降薪”，“推迟年薪或领取一半年薪，推迟领取年终奖或领取一半年终奖。”
接到倡议书后，各支部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组织活动，多数“上书”自动要求减薪和减少福利。翻阅各支部“落实集团党委号召”的记录可见，有的支部党员干部主动要求降薪10%－50%，有的带头放弃2009年全年调休及加班补助，还有的要求取消班车。综合起来，就是“5000员工主动要求降薪”事件。
这一事件中有基层管理部门策划的痕迹，也引起了部分员工不满。一时间，关于三一变相裁员、减薪的帖子四处传播，“员工主动要求降薪”被斥为如同闹剧。
三一是个不断展示自己道德感的企业，从股改第一枪到炮轰徐工改制，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都留下过自己的声音。对它来说，类似批评压力巨大，“三一无小事。”向文波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关于网上的讨论，办公室收集了厚厚一大本，内部的减薪申请也需要尽快处理，内外部的声音都迫使董事会尽快明确“减薪”事宜。
恰在此时，经营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各种救市措施密集出台，拉动基础建设的政策与三一直接相关，12月份经营业绩立竿见影回升。向文波认为，如果GDP“保八”的目标能实现，对三一就是16个点的拉动。“年前我们发了28亿短期债券，国家很快批下来，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我想可能批的不会这么快。另外，建设银行一家就给我们授信139亿，我们现在是花不完的钱，自己账上还有几十个亿，资金链没有问题，经营也没有问题。”向文波说，三一的过冬术略做调整，“三十二字方针”中的紧缩投资，保持现金规模不再是金科玉律。它还启动了在德国科隆市投资1亿欧元的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实业投资。
“现在不是紧缩投资，而是要加大投资，甚至并购的时机。”向文波说，此种背景下的薪酬策略，就不是为解决现金流，也不是成本，而是单纯的精神激励。
2009年的1月6日，三一召开董事会年度扩大会议，梁稳根第一次提出自己只拿一元年薪的想法。14日的会议上，此事成为定论，同时还确定了高管减薪标准，即全体董事2009年减薪90%，总监助理(含)以上的高管，可以自愿申请减薪，幅度在50%以下。
降薪范围内的高管在200人左右，年薪在10万以上，一般都配有座车。据参会者回忆，对高层减薪，讨论时并无争议，分歧焦点在于普通员工是否还需要减薪。
部分董事认为，既然已承诺不裁员，普通员工适当减一点薪水也可以理解。其他董事则觉得，高管把握企业方向，平时也算“养尊处优”，减薪可以起到表率和刺激。普通员工降薪则大无必要，他们承受能力差，而且可能家人已经失业或减薪，将压力释放到这一层，对士气是个打击。董事会采纳了后一种观点，普通员工不降薪。
最大分歧在于年终奖。
按照惯例，三一年终奖逐年递增。“经过讨论，我们觉得按照2007年的标准提高不合适，毕竟世界经济还在下滑，2009年还有不确定性，所以决定按照2005年标准上浮20%。”向文波说。选择2005年为基点，是那一年因为宏观调控，也出现效益下滑。
梁稳根忽然又有一个提议，觉得在年终奖上可以做个“小游戏”。当公司实现1000亿时，设立“千亿特别奖”，对员工10倍奖励，如果放弃一部分，放弃的部分再加以10倍奖励。也就是说，假如某员工年终奖为2000元，其放弃领取500元，则实现千亿时，其享受的奖金为2000×10+500×10，共25000元。
几位高管认为，这等于为员工发了一份期权，届时三一将支付巨额代价，需要慎重。最后梁稳根拍板，“既然已经做这个事情了，不妨做得更漂亮一些”。
对梁来说，这并非是他第一次“画饼”。当年他带领200多人从涟源搬迁到长沙星沙二次创业，1995年3月1日的开工典礼上，他给在场者每人发了一张纸条，上写销售收入实现100亿时，可凭此纸条兑现10万元。那时三一销售尚未过亿，多数人觉得他不过开个玩笑。12年后，梁要大家拿出纸条兑现，还保存着的不过21人。梁又承诺这张纸条到实现千亿时，可以再兑现100万，把纸条弄丢的人肠子都悔青了。
“回头看，我倒觉得公司可能在11月有意采用了一个策略，放出风来，让大家感觉要降薪，可能不发年终奖，有一个很低的预期。然后再让大家讨论这种情况下做哪些改善。因为三一过去属于长期快速发展，经营形势比较好时，都在做研发、开发，的确没有拿出太多时间思考。现在正好反思一下，比如我们能否做低毛利率的产品等等。”三一人力资源部总监张科猜测，“最后又突然宣布薪酬方案，给你一个惊喜。”
“1元年薪”在海外不乏先例，为将企业拎出低谷，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克莱斯勒的李·艾科卡都曾拿过“1元”。但梁稳根在作出决定前，并没有参考别人的例子，用一段危机演绎一个故事，是他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