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郑州的气温零下八度，人们缩成一团还禁不住打冷颤。七八级的寒风中出现了一个身着衬衣单裤的男人，行人纷纷投以诧异的目光。
他是乔赢。1994年的元旦夜，他身着衬衫站在北京街头半小时明志创业。两年后，一个叫做“红高粱”的快餐连锁横空出世，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铺下50多家分店，号称要打败麦当劳、肯德基。然而几年之后“红高粱”惨遭滑铁卢，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2009年，乔赢延续着十几年的习惯，仅以单衣单裤过冬。同样延续的还有对“红高粱”的执着，“我必须把这一品牌做起来”。沉寂十几年后的乔赢再次出征，新的红高粱亮相郑州，到2008年底已有两家连锁店和一家超市卫星店。与十几年前不同，乔赢的身边多了一支团队以及来自北京鑫华投资有限公司和阿庆嫂集团的共计3600万的风投资本。
“十年来，每天十个小时，我一直在思考红高粱，一天都没有放弃。”极戏剧化的人生被乔赢描绘得相当简单。
两次创业中我最大的不同就是对资本的认识。
最初我创业只是个简单的梦想。1988年在大学任教，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自己的麦当劳。思考许久我认为中国出现自己快餐连锁品牌的时机到了，我将成为麦当劳的挑战者。辞职后我用五年的时间学创业、学做生意，1994年成立了红高粱。用哈佛大学的评价是：一分广告费没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创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品牌。“民族英雄”光环下，我加快了开店的速度。
红高粱的崩溃来自一次融资。那时我并不懂财务、资本。鑫华投资的老总给我讲资本运营，我告诉他我们现金流很好不需要钱，更不愿用股权换资金。后来一个朋友希望注资红高粱，我就按投资额规划新店，把所有的现金投了进去。三个月后朋友不投了，红高粱资金链一下子断了。很多人奇怪我2000年以后销声匿迹，那时我在监狱。四处寻找投资未果，我只能选择自救进行内部集资。随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把这划为非法集资，作为红高粱的法人，我必须负刑事责任。
创业者要有面临绝境的心理准备，因为可能随时从顶峰跌至谷底。一个民族英雄一夜之间跌入大牢是什么感觉？经历了倍感屈辱的例行检查，我走进铁门一抬头看见的都是刑事罪犯。狱友们惊诧：“你不是民族英雄乔赢吗？怎么到这里来了？”七天七夜我吃不下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还是梦到红高粱。慢慢我的想法有了变化。难道还有更坏的吗？坚持住出去后人生不就都是反弹吗？果然，出狱后有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感觉。
我曾是一个失败过的创业者，我有很多面对失败的经验。这些是我给投资者讲故事的内容。
再次偶遇鑫华投资，他问了我两个问题：“还想不想做红高粱？现在如何认识资本？”虽然出来后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红高粱。这可能是连续创业者共有的执着。我们一拍即合，我开始红高粱的再次创业。
再创红高粱，我另一个变化是团队的建设。十年前我更愿意单打独斗，现在我在相应的部分选择最合适的人管理。我得到许多友善的帮助，一家工厂为了支持我，重新投入机器设备和培养拉面工人。不过企业在发展中有阶段规律。创业阶段，兄弟情谊比制度重要，个人魅力比系统重要，但最多支持一两年。我希望到今年底，红高粱更多是靠系统、制度机制运转。
外部环境也在十几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市场，如何满足日益挑剔的消费者？过去一碗烩面打天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面临一个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需要在细节上下工夫——这是一种创业必备的应变能力。
我最希望培养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创业者，希望所有红高粱职员都是创业者。除了连锁店外，红高梁还准备开设1000家卫星店。只需要十平米不到的面积，红高梁出资，大学生自主经营。此外还支持大学生在网上创立山寨红高粱，网下配送。
历经十几年的创业，我认为企业只有守住三个底线才能度过创业期：第一是谨慎进行资本运营，尤其是谨慎投资。第二是要重视财务管理，懂得用财务手段权衡公司发展中的各项指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与政策和法律法规相匹配，这是高压线，千万不能触线。
我喜欢连续创业者这个称呼。他们像吸毒者，一旦开始创业就不能停止，创业再创业，有创业之瘾。这些人大都性格浪漫，热爱艺术、音乐、生活，是乐天派，从来不想占便宜，吃苦耐劳，谩骂侮辱不去争，与其争辩真伪，不如想个赚钱方法。
我已经把成功失败删除了，只是不停地朝一个方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