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美洲会的前行政主厨。他用芦笋、西红柿和山药做了一道汤给我，盼着我把它们吃光。我听见他问我：如果这辈子还剩最后一顿饭可吃，你会吃什么？我一向是个对于未来没什么主张的人，只好拿这个问题反问他。他的回答符合我对于一位厨师的职业想像。他说，要真只能再吃一顿饭，他宁可是康师傅泡面和没完没了的青岛啤酒。
最后一顿吃什么，这个问题和“去孤岛带什么书看”一样，是一种极端性的假设。孤岛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最后一顿饭却总有一天会吃到。
可是，明知是最后一顿了，谁还会有心思来设计这菜单呢？很多“最后一顿”都是由别人安排的。我记得杨利伟上神舟五号之前，在地球上的最后一顿饭吃的是单位食堂的宫爆鸡丁和稀饭。当年美国俄州大爆炸案的凶手，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一顿饭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他最后叫了一桶两公升的哈根达斯冰淇淋，用暴食浪费了这最后的尊严。说到最后的尊严，王小波写过那个老想吃鸭子可到死也没吃成的李教授，他的食欲、他的生理器官和那些蜡烛的微光一样，即便卑微，也是生命力的证明。
1971年7月26日，阿波罗15号飞船发射登月的日子，黛安·阿勃丝穿着平时的衬衣和裤子，侧躺进自己的浴缸里，割腕自杀了。这位女摄影家生前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上面只有潦草的几个字：最后的早餐。
这实在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烹饪问题。但还真有个没心没肺的家伙曾经使劲钻研过死者的食谱。据他推测，黛安年轻的时候是个素食主义者，结婚之后曾经一度又变成了厨房爱好者。她向来不精于此道，可为了让自己的男人高兴，甚至跟在姐妹屁股后头没完没了地打听最时新的配方。不过，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黛安已经是个48岁的女人了，她身体消瘦，皮肤、头发和精神的光彩都在消褪，她的脖子和手背上都有皱纹。她不可能再有很好的胃口。她有时候还是会笑，但后来人们明白，那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欢颜罢了。
扯远了。那人告诉我，黛安最后一顿吃的是蔬菜浓汤和自己烤制的牛角面包。这种浓汤看起来简单，却需要准备五种蔬菜、黄油、奶油和古怪的香料，还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熬煮。他把这个巨细靡遗的食谱送给我，但我感到疑惑。我想像黛安慢慢地、一样一样地完成最后的烹饪：切菜、烧水、计算时间、溶制黄油。就像杀手在动手之前擦拭自己的枪械一样，她通过重复来获得勇气。
不，黛安·阿勃丝根本不是个热爱日常生活的人。看看她拍的那些照片就知道了。她不拍摄那些健康美好的东西。她只拍摄那些被扔到世界上的人。她只拍摄世界的漏洞。最后她自己也成了世界的漏洞之一。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从父母客厅的冰箱里偷奥利奥饼干一样偷拍那些人——疯子、白痴、弱智、流浪汉、同性恋、异装癖。她也拍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衣着华丽但是已经枯萎的老妇人、表情麻木永不对视的名流夫妇。她有一张照片，名字叫做《赤身裸体往自己身上倒热蜡的华尔街银行家》。她拍过迪斯尼的城堡，可那看起来更像噩梦中出现的幻境。窗口的灯光像探照灯一样从黑夜里穿过，一只天鹅静止在城堡外的水面上。一个仿佛被恶灵控制的阴森世界。
其实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吃无数次的“最后一顿”，和某个人的最后一顿——那就是散伙饭的意思。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女主角和未婚夫吃了最后一顿饭。她精心烤制了一个新娘蛋糕，并且吃掉了她的头和腿。最后他走了，她则感觉自己又被扔到了这个世界上，并因此平添无数勇气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