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Shaping the Post-Crisis World——“构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这句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词好像来得早了些。醒醒吧：世界还在危机中挣扎，人们对何时复苏依然不确定；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危机而丛生的其它领域的危机层出不穷，气候、粮食和水安全，战争与冲突，贸易与金融保护主义，所有人都在呼唤着团结和创新，而所有人又都自顾不暇。
正如闭幕会议上得出的警告性结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如果不能通过制定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趋势。那么，何为有效的办法？20年后，人们再回望今日，当以何来描述：新的世界原来是这样升起的？
政府力量回归
历史重新把“政府”推上了拯救者的席位。市场力量失衡、企业角色缺失，拥有信用和资源的政府理所当然成为维护监管底线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市场有效性的信仰正在被一种更凯恩斯主义的信仰所取代。
美国政府目前是美国金融系统里大批烂账的惟一买方。近期从美国又传来消息称，由于美洲银行在获取政府高达1380亿美元的救助之后仍无法正常运营，有可能会进一步被国有化。
没有人会怀疑政府力量扩大的趋势，但关键是，这种力量应该如何被使用？
很多批评声指出，迄今为止，政府的反应是缓慢的、分散的和非系统性的，特别是在对金融全球化的监管上，各国各自为政。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说：“在金融方面缺少一个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匹配的组织。”更有人提出，“像IMF这样的组织早不能完全代表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这里面没有声音，应该给印度、中国等国更多的声音，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这还是人权问题。”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呼吁，政府监管部门需要足够的补偿金，以吸引合适的人才。
在一场有关“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论坛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陈庆炎说，金融体系有可能通过调整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一个核心的、受到高度监管的大型商业银行，拥有比过去较低的杠杆率；第二，有一批“准银行”（私人股权、对冲基金等），采取与商业银行不同的监管架构。
当被问及鉴于美国的银行体系已被证明存有缺陷，新兴国家（如中国）是否正在寻找其它的模型时，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说，他相信美国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果确实如此，中国未来的银行与美国未来的银行很可能是相像的。”
当国家力量的回归众望所归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刺耳。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演讲中毫不客气地揶揄：“越来越多的国家出来直接干预经济，这样会导致国家财富和力量出现集中，从而扼杀企业家精神。（很多国家）受到诱惑，使用政府救援资金，但这不一定是有效的。”
英国巴克莱银行主席马库斯·吉乌斯在评论政府部门在银行系统中的作用时表示，英国政府对银行进行干预应该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作为一项政策。他的理解是，一旦恢复稳固，政府会将银行退回给私人所有。
壳牌公司CEO范德伟认为，虽然这场危机暴露了自由放任思想带来的安全漏洞，但没有人会希望回到共产主义，或滞胀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他说，这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并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
要补救当前的危机，与会者敦促各国政府和企业有义务尽一切力量维护就业，避免大规模裁员，因为这将进一步破坏消费者和商业信心。
除了领导金融和经济的复苏，在国家安全方面，政府力量也应更加突出。20年前，国家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但在全球化的世界，这个概念已扩大到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和饮水安全以及气候变化和对网络技术的威胁等问题。
如果说，2008年已被当作“金融崩溃（financial crashes）”的一年所记住，但如果各个国家的政府治理失败，那么，2009年将只能以“政治崩溃（political crashes）”之名被载入史册。
寻找多元平衡
中东是世界政治中多元矛盾最突出的一块土地。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与所有国家建立“积极的外交政策”，承诺从他执政的一开始就会促进中东和平进程，支持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和平。
在“中东：挑战”分论坛上，土耳其外交部长阿里·巴巴姜表示，美国如何做，对于建立和平将是至关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多边对话似乎是美国新政府倡导的主旋律。”
另一场论坛中，伊拉克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扎巴里说，伊朗既是朋友，又是邻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关系中不存在困难。他补充说，他已经从希拉里·克林顿那里获得保证，美国不会草率地从伊拉克撤军。
伊朗核计划能否提高更多的透明度，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的回答让人有点儿失望了：“这无法很快给出答案。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不会投入使用。”他表示，不同层次的外交政策都必须获得尊重。至于与美国的对话，穆塔基说，“美国人已经说的绰绰有余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倾听。”穆塔基甚至称，美国应该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而道歉。
在讨论关于加沙的中东和平的分论坛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论后愤然离场。
除了上述地区和平与冲突的失衡之外，各国经济发展的失衡、地区间的资金流失衡、富人与穷人的差距失衡等，都在危机之下突显出来。
“整个世界是一个高度关联的经济体，如果缺乏合作，财政刺激措施将不会起作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源约束，如果这种合作和协调能发挥效用，那么应该有一定的资源从较富裕的国家转移到较穷的国家。
然而，事实是什么呢：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已经面临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幅放缓。在刚果，由于投资者正在撤出，48个采矿项目已被放弃；
在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的财政刺激法案中，要求在任何经费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的钢必须是美国制造的；
国家抗击危机的努力，如支持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或公众的贷款方案，有利于当地的借款人，但也可能有意无意造成世界贸易惊人的收缩量；
发达国家努力对本国制造商进行直接的财政刺激，同时正在鼓励其金融机构优先考虑重新启动国内贷款，加剧了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急剧下降。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属于某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巴西外长塞尔索·阿莫林说，“这可能使我们回到20世纪30年代了。”许多经济学家将之归咎于新一轮关税的增加。
与会者指出，许多迹象表明，政策的反应有严重偏离方向的危险，这些事态的发展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威胁。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Mari Pangestu表示担心，信贷危机将导致增加金融保护主义，可能使全球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强制执行机制，没有任何对不良行为的惩罚。没有人愿意放弃国家权力机构。没有一个多边的金融实体，我们将没有出路。”
“现在不是讲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时候，而是全球联合的时刻。”英国首相布朗提出，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行不通，发达国家要继续向中小企业和家庭提供帮助，全球化的含义应该包括救助贫穷群体与可持续性发展。
慈善基金组织已陷入危机状态中。以美国为例，其GDP的下降导致慈善捐款中减少了400亿美元。在2008年，比尔－美琳达基金减值20%。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表达了他在2009年首要担心的事情：由于财富缩水（过去4个月，全球亏损4.5万亿美元，是全球GDP总值的一半），富人帮助穷人的举措可能会大幅削减。
为此，比尔·盖茨夫妇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即使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时期，也要坚守他们对外国援助方和投资者的承诺。
与会者建议，与营利组织一样，慈善组织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使命，准确定位特定的市场与所提供的价值。最近的金融压力可能会增加各类组织间创新型的合并模式，比如促使许多非营利组织合并或建立新的战略联盟；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之间也有可能合并。
参加此次会议的贸易官员和外交官认为，全球领导人为防止当前经济危机引发破坏性的保护主义可以采取的惟一最宝贵的步骤，是结束长期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呼唤领导力
贝拉克·奥巴马。他虽未到场，但在达沃斯的各个角落、各种谈话中几乎都充斥着他的名字，他名副其实地充当了隐形的“达沃斯先生”。
肯尼亚总理阿莫洛·奥廷加说：“非洲人正等待着美国展示出真正的领导能力，并带来一个新时代的希望。”
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库什内称：“奥巴马总统是一个有信念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警告说，应给予奥巴马更多的时间。“我相信，美国应该明白，他们需要改变，”他说，“这是战略问题，而不是战术性的措施。”他说，在过去，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表现得缺乏信心，但奥巴马是一个有勇气的男人。他对于美国应该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非常好，并且对于阿富汗也应如此。
大会专门安排了一场名为“给美国新总统的建议”的分论坛，给奥巴马的建议包括：稳定房地产价格、平衡医疗保险成本、聚焦于消费市场信心和投资者信心、警惕保护主义等。
美国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特别提醒：要加强美国教育系统建设，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复苏的关键。他指出：“奥巴马的一些竞选演说听起来是令人恐惧的，当上总统后，大家期望他更务实一些。”
中国总理的建议言简意赅：“和则两立，斗则俱伤。”
从危机爆发到现在，漫长的一年过去了，从这场论坛达成的共识来看，人们终于意识到，是该停止互相指责和抱怨、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了。
当前威胁全球的一个挑战是气候变化。如果对于这种变化不加制止，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暴力冲突、暴雨、缩小海岸线和不可逆转的灾难。能源、环境政策是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已公布了两项具体的新能源措施。他已清晰地表明，美国已承诺发展新能源，提高油耗效率标准，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准备在新能源和环保问题上重新领导世界”，并邀请更多的国家加入谈判，中国和印度位列其中。
与会者认为，危机提供了通过创新将生态和经济更好结合的机会。而在寻找创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竞争中，亚洲有潜力成为领导者。
以色列利库德党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介绍说，他正在尝试利用这场危机来引进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当然，他也坚持认为，领导者的任何愿景，都需要和他的选民进行沟通），这使他推行改革，控制公共开支和恢复商业业务。“人们需要利用当前的危机，以变得更加强大。”他说，“我认为以色列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前十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在全球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领导力的教育，特别是“教育下一代企业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既有的经验如：非洲的许多学校请来商界领袖到教室教孩子们如何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提出质疑，如何用脑力激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所处社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在西南亚，一个志愿者帮助儿童在农村地区建立家禽养殖场和造纸企业，以支付他们的学费。
会议中的一个发现是，在改善本地经济中，女童教育所获得的收益率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投资回报都更高。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会将她未来收入的90％投资于她的家庭，而男孩的投资只有35％。正如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常务副行长恩戈齐告诉与会者的：“投资于妇女是聪明的经济学。投资于女孩——让她们追赶上游——是更聪明的经济学。”同时，在发展中地区，培育女性成为企业家是改善当地经济的最佳途径之一。研究表明，帮助妇女集中资源和创业有助于消除贫困、减少营养不良和改善当地的生活水准。
说到此，你确实可以看到达沃斯论坛独有的价值：提倡沟通与分享，呼唤信心与责任。当然，这还只是开始，4月在伦敦举行的G20集团领导人会议必须尽快兑现其承诺，制定一个协调的政策，以应对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至于达沃斯论坛本身，你可以把它比作一个清谈之地，也可以说成是“富人俱乐部”，但不论你怎么想，都不要指望在短短几天的几百场论坛中找到治愈世界一团乱麻的解决方案。它之所以屹立38年长青不衰的原因是在于，它在不间断地培养着一群“关心世界局势，并愿意为改变世界付出一己之力”的达沃斯人——这是世界尚存希望的根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