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正向经济衰退的纵深发展。这次，中国显然难以独善其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虽然周边国家波涛汹涌，中国却得以稳坐钓鱼台，原因之一，在于欧美当时几乎未受那次危机的影响，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仍能敞开胃口，尽情吸纳。
然而，这次危机源自美国，并迅速扩散到大西洋对岸。欧美消费者一齐收紧钱袋，中国的出口立即遇阻。
在目前的发展模式下，可供中国选择的短期对策确实不多，除由政府大量注入纾困资金外，难有立竿见影的办法，难怪许多人寝食不安。由于各国都面临失业暴增，购买力剧降，国内市场迅速萎缩的问题，民众对本国政府的压力和期望自然升高，各国之间的相互埋怨和指责也会逐渐升温。面对如此现状，各国政府自然不能罔顾本国民众的情绪。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财政纾困计划中，便附带了政府采购须以国产钢铁为优先，企图平息本国民众对工作机会大量流失的抱怨，却引起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一贯以全球化旗手自居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来再三重申自由贸易的原则。美国政府这次似乎进退失据，做了两面不讨好的事；世人拭目以待的是，在危机压力下，美国政府对这项原则究竟有多少坚持。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长期化
我的判断是，尽管出于自救的动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会更有民粹基础，因而会更加容易出台，但是毕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吃一堑、长一智，当年美国带头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但加剧了本国的经济危机，而且由于世界各国竞相模仿，进而竞相报复，导致全球贸易的全面崩溃，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引起血腥无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种梦魇般的“前景”，相信居于庙堂之高的各国领袖不会由于自私和短见，再次将人类引往这条地狱之路。全球化的结果是大家都到了一条船上。如今船漏了，洞还不小，要防止同归于尽，只能和衷共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这次访华前夕展望美中关系时，便借用温总理的话，表示要“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基于以下理由，我想贸易保护主义这次不会成为一头失控的野兽，因为主要国家不会愚蠢到让它肆意吞噬全球化的已有成果。
首先，由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等所揭示的全球性分工带来的贸易增益（gains from trade）是如此巨大和恒久，人们绝不会长期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由国际贸易推动的全球化尽管阻力重重，但总有回天之力。回顾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道路从来是遍地荆棘，处处陷阱，经历各种曲折，例如殖民主义、黑奴贩卖、帝国主义、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都是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可是全球化本身毕竟符合经济规律，带来源源不绝的增益。所以不管是万水千山也好，惊涛骇浪也好，全球化只会暂时停顿或短暂倒退，绝不会永远终止不前。傲视世界千年之久的中国，曾因拒绝海外贸易而蜕变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穷国、弱国，而以贸易立国的英国以弹丸之地，崛起为执世界之牛耳的超强，说明贸易增益的获得或丧失，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如何巨大地左右国力的消长。
其次，本轮全球化和以往几轮不同，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自愿而自由的贸易原则之上，参与各国不但出于自由选择，而且通过分享贸易增益而大获其利。所以，基于各国自愿和互利之上的本轮全球化并不是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和无私奉献之上，或一方借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武力征服强加于另一方之上所形成的“强迫性经济一体化”。因此，这一轮全球化有坚实的基础，难以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这次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除军事手段之外的相互制衡手段也增加许多。例如，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最开放的市场。美国的有识之士在对中国产品主动关闭市场之前，显然要好好权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剧贬的后果。反过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提倡主动抛售美国国债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美国关闭其巨大市场对中国经济必然带来的激烈冲击。这就达成两国间的财经恐怖平衡，足以制衡贸易保护主义的蠢蠢欲动。
克服启动内需的制度性障碍
这次危机的触发因素固然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我们更应看到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以及中国经济体制应对全球化的根本弱点。
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对信息的掌握和管理仍十分有限，由此造成对金融监管的严重失察和对金融运作风险的严重估计不足。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关键，在于利用活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人们在储蓄和消费行为上的差别。例如，享受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其民众却有很高的储蓄倾向，而贸易逆差日增的美国，其民众却有很高的消费倾向。这就为利用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行为差别创造的金融产品提供广阔的空间平台。又如，年轻一代从一无所有开始，要接受教育，要成家立业，是最需要用钱而又最缺钱的时候；到了将近退休之年，经过一生奋斗，收入和财富达到顶峰，子女已经独立，因而最不缺钱，却因年老体衰，精神不济，消费欲望大大下降。这就为利用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们的行为差别创造的金融产品提供广阔的时间平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针对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人们，或者不同人生阶段的人们对消费和储蓄的不同需求，源源不断地推出包括次贷在内的新的金融衍生产品。这里的关键是，处于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生阶段，又互不认识和信任的人群之间如何建立信用。利用房产作为抵押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便是发行以美国政府信誉为担保的国债。这两个办法可以调度中国和全球其它地区的剩余资金，使得美国家庭得以将他们一生的消费平滑化，并使本来买不起房的家庭提前购买了房产，因而大大扩张了欧美地区的现期消费，形成所谓的超前消费。一时间美国市场似乎对廉价产品有无穷的吸纳能力，这就为中国不需对本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作深刻的改革，便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现成的外部条件。
将房屋未来的可能升值提前兑现，用于现期消费的做法，取决于对房市繁荣维持多久和房屋升值幅度的预测。一旦预测落空，则有全线崩溃的严重后果。如何预测未来其实是市场经济面临的永恒难题。市场本来通过周期性的生产危机来恢复供需平衡。政府的微调和救市措施使小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不容易发生，也为金融诈骗犯提供欺骗的良好环境。因为在预期稳定而正面的环境下，金融欺骗中的许诺容易兑现，风险便容易掩盖，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泡沫，为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舞台。
随着欧美金融盛宴的结束，发达国家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便会受到限制，世界经济的供需结构将作重大调整。中国的外需市场必然无法重复过去十多年的荣景，出口增长的速度会明显放慢。这就使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上的根本弱点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
过去十多年，中国沿海地区和世界，特别和欧美市场的整合度已经远远超过和本国广大内地的整合度。现行的土地政策、户口政策、城市化政策、农产品贸易政策等社会经济政策，虽使中国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低廉的劳力和土地，却使广大的农村人口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 造成内需的相对萎缩。
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真正挑战不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在危机过后全球性消费和生产结构调整所必然要求的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调整。从现在起，中国应当加紧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户口政策、城市化政策，使城市化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城市化由自我现代化的模式转变为以吸收农村人口为主的模式，以便大大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减少制造业的畸形发展，减少出口过多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化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内需。这里的关键是迅速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使土地升值的好处绝大部分归农民所有，并尽速开放城市的房产市场和户口限制，使农民工得以在城市中定居，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事实已经表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缺乏内需支撑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全球化，不能全民分享的繁荣也必定是脆弱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