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需萎缩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掉头向下,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下半年起显著减速。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国政府实施了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方案;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一方面连续调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限制,转为鼓励放贷。
2008年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额仅为1819亿元,11月与12月分别上升至4769亿元与7718亿元。2009年1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额急速增加了1.6万亿元。从信贷同比增速来看,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分别为14.6%、16.0%、18.8%与21.3%。最近3个月的人民币信贷增加额合计为2.87万亿元,约占2008年信贷增加额的59%。
毋庸置疑,如此之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与中央政府先期拨付的2800亿财政资金配套,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国内需求增长。事实上,从2008年12月起,用电量与采购人经理指数等指标已经出现反弹迹象。2009年1月CPI环比增速也扭转了5个月连续下降的趋势。国内大宗商品市场触底反弹,A股市场出现回暖景象。然而,我们不能对近来信贷飙升的现象过于乐观,而是应该充分重视信贷飙升背后的隐忧,并尽快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弥补。
首先,从2009年1月分部门的信贷数据来看,居民贷款增长1214亿元;非金融公司及其它部门贷款增长1.5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长3404亿元、票据融资增长623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长5229亿元。居民贷款增量仅占总信贷增量的7.5%,说明信贷增长对刺激消费的作用有限,信贷政策的目标依然聚焦于刺激投资。从贷款的期限结构来看,中长期贷款仅占35%,说明大部分信贷并未投放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或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是用于向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换句话说,1月的信贷增量中,用于刺激消费与投资的份额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高,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解决企业的短期融资需求。
其次,1月的信贷投放中,票据融资占38%,这一比例高得不太正常。事实上,自2008年第4季度以来,票据融资就开始迅速增长。2008年全年票据融资增长6461亿元,而该年第4季度就增长了近5000亿元。造成票据融资高企的最重要原因是目前央行的利率结构中存在套利空间。对企业而言,目前6个月存款利息为1.98%,而通过票据融资的成本仅为1.3%-1.7%,这就不排除部分企业通过票据贴现获得资金后,通过转存利率相对较高的定期存款进行套利。对商业银行而言,目前存放于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利息仅为0.72%,而商业银行可以从票据贴现中获得1.3%-1.7%的利息收入,自然也会对票据贴现乐此不疲。简言之,票据融资比重的上升,一方面意味着部分信贷投放并未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另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利用扭曲的存贷款利率结构进行套利。
第三,也是最令人担心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投放规模如此之大的信贷,很难保证商业银行能够实施严格的贷款审查,这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考虑到我国大多数全国性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够突破风险控制的藩篱以及董事会的质疑,而在短期内集中扩大信贷,个中原因既可能包括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的道义劝说,也可能包括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提供的隐性担保。换句话说,如果未来商业银行再次遭遇不良贷款率飙升的困境,最后处理不良资产的成本可能也会再次由纳税人来买单。当前欧美政府为商业银行注资的国有化举措未来可能会在中国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