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乾坤挪移：“下沉”的中国
三四级城市迫切地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脉动，但它们不应该像东莞一样，几十年后再去收拾残局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它们在黑暗中已经演出了多年。
现在，金融危机下更显强烈的产业转移、拉动内需的呼声，像一束束突然打开的追光，三四级城市的舞台被照亮。
它们大多是在30年来中国迅猛的造城运动中由县而市、由县级市而地级市的。尽管大部分默默无闻，但在那些创造“腾飞奇迹”的省份里，它们居功至伟。没有鄂尔多斯、通辽、赤峰，内蒙古不可能连续7年GDP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同样，没有南阳、平顶山、安阳、新乡、漯河等城市，河南也不可能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成为中国第五个GDP过万亿的经济大省。
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城市甚至乡镇。在珠三角发展模式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它们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脉动，并且渐渐分享到跨国公司、本土大企业、投资机构的热切目光。
即使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它们也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截至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150条，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以南宁至广州的南广铁路为例，全长577公里，双线，经梧州、肇庆、佛山，沿线共设23座车站，全程运行只需两个半小时，建成后，广西的农产品将实现与华南市场比邻而居。再看西安到郑州的高速铁路，经陕西咸阳、西安、渭南和河南三门峡、洛阳、郑州，今年底开通后，西安至上海运行的时间将由15小时缩短至5小时，西安至北京的运行时间则将由11小时缩短至4小时。去年10月开始，包括北京到石家庄、石家庄到武汉、天津到秦皇岛等高速客运专线在内开工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到11条。这些正在铺向中国大地的动脉将极大地缩短三四级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中国经济的活力因子也将因此向这些城市和它们带动的区域加速下沉、渗透。
它们的时代来临了。
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要重走东部沿海的道路？在数量众多的同类中，它们如何才能做到面目清晰？这些寄托了中国政府振兴经济希望的城市，能否被允许步子再迈得大一些？
三四级城市消费真相
几年前，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那些三四级城市里发现了让它们惊喜的消费能力。2005年，巨人公司的《征途》游戏刚上线，副总裁陆永华奉命开拓浙江嘉兴市场。在巨人看来，越往下走市场潜力越大，消费者的忠诚度也越高，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较少。
“我觉得三四级城市的消费能力或者说可支配收入，可能比一二级城市更强，比我们想像的要强。”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地区消费品咨询业务负责人马思默（Max Magni）对《中国企业家》说。这家公司对中国各个层级的城市中的15000人进行了访谈。“三四级城市很多消费者的大件购买往往是一种初次消费，不是更替式消费，所以对企业来说，在三四级城市消费者首次消费时抓住他们的心尤为重要。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比一二级城市消费者更高，后者往往对消费场所的忠诚度更高。”
不仅如此。三四级城市乃至乡镇的消费方式也在悄悄进行着更新，这使从事在线支付业务的支付宝副总裁邱昌恒惊讶。在邱的家乡安徽舒城县，邱觉察到了以前没有的现象：开始有人主动向他询问淘宝和支付宝，并就网上购物请求他的帮助。之前，邱家乡的亲人都不清楚他的工作性质。邱的妻子是福建古田县某镇人，邱在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变化。镇上的人不但开始利用互联网购物，而且已经在网上销售当地的特产香菇了。邱从他的从事移动互联业务的客户那里了解到，移动互联网的真正用户是在二三级城市甚至农村。“他们往往缺少PC互联网的上网环境，但是有上网的要求，所以是最愿意付钱的，一个月在手机上花几十块钱，非常正常。就是看新闻、看小说、玩些小游戏。”邱对《中国企业家》说。
支付宝的用户分布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向三四级城市扩散的特点。
比互联网更直观地体现消费能力的是那些跑在三四级城市中的名牌汽车和不断上升的房价（这些城市的房价并未受到此次经济危机很大影响）。无论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还是在山西的河津、临汾，奔驰、宝马的出现频率可能并不比温州等地低太多。在每百户拥有私家汽车近20辆的鄂尔多斯，有“站在街上看车展”的说法。
“三四级城市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发展得更快，”马思默说，“现在例如高端汽车品牌已经把目光从东南沿海移开，更关注中部内陆市场。要谈到更长远的战略，比如2015年、2020年的话，很多CEO会觉得应该有更大胆的预测，下更大的赌注，去重新思考三四级城市市场，把三四级城市当作未来的公司业绩增长引擎。”
在三四级城市乃至乡镇中，“山寨”产品的市场依然很大，产品范围从洗发水、手机直到肯德基、麦当劳。马思默在其工作过的俄罗斯和巴西都曾见过类似现象。“我觉得根源是消费者有消费欲望，但支付不起相对昂贵的商品价格，才会有这些廉价的赝品。”马思默观察到，那些遭到模仿的大厂商已经改变了最初激烈反对的态度，它们从山寨产品中看出了自己商品的潜在市场需求，从而把产品功能简化、价格降低。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发达的大城市，山寨产品也并未完全绝迹，但秀水街、襄阳路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模式
消费能力当然来自经济发展。三四级城市正在显露出其特点。2008年，鄂尔多斯GDP达到1560亿元，人均GDP（10.4万元）超过上海（不到10万元）和北京（不到6万元）。鄂尔多斯是中国依靠能源迅速发展的城市之一，但它又并非以简单的出卖资源受益。鄂尔多斯市副市长李世认为，鄂尔多斯集团在循环经济模式上的探索代表了鄂尔多斯市的追求。2000年左右，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开始寻找已做到世界第一的羊绒产业的增长替代。两年后，他选中了硅铁冶炼。在王林祥的设想中，如果把硅铁生产的产业链建立起来，其成本就可以控制，从而在价格波动极大的硅铁市场中做到“最后一个死”。鄂尔多斯有丰富的煤炭和硅石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王林祥的煤—电—硅铁产业链。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硅电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并很快延展成为煤电、冶金（包括硅锰、金属镁、工业硅等硅铁下游产品）、化工（化肥、煤化工等）循环经济产业链。2008年，鄂尔多斯集团销售额达到160亿元，能源重工占到二分之一。继“羊绒世界第一”之后，王林祥又做到了“铁合金世界第一”。
陕西的宝鸡、榆林，山西的临汾、河津等城市，能源优势均显著并因此快速发展，但它们获得的评价没有鄂尔多斯高。
农业大省河南，三四级城市的经济发展则与农业紧密相关。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对河南极为赞赏：“全国三分之一的方便面、一半的火腿肠和速冻水饺都出自河南，就像西部的内蒙依靠乳业超过了陕西，中部的河南依靠农业超过了湖北。”在方便面、火腿肠和速冻水饺的后面，闪现着漯河、焦作等三四级城市的名字。
在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三四级城市正表现出对产业转移的期待。因为地理位置与东部沿海较为相近，交通便利，这些省份得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远较其他地区为大。2008年，华硕电脑投资30亿元、生产铜线抽丝和电脑插接件的“博硕科技”落户江西吉安，为全力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吉安注入了新鲜血液。吉安市委书记周萌对《中国企业家》说，吉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已经有140多家企业，尚有40多家在建，多涉及风能电机、通信光缆、生物制药、水刺无纺布等尖端技术，2008年产值70亿元，明后两年可达两到三百亿元。“我们离广东沿海近，”周萌说，“深圳在吉安建了一个产业园，梯度转移到这里。深圳到吉安600公里，火车每天一趟，8小时，汽车6小时，飞机50分钟。我们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充裕。在广东沿海一带，吉安还是很有名气的。”位于江西南部、有“世界钨都”之称的赣州，几年前已经喊出“对接长、珠、闽”的口号。1997年京九铁路、2005年赣粤高速公路的开通让赣州有了“对接”的交通基础。3年前，美国高飞电子在赣州投资江西高飞数码科技公司，赣州市市长王平告诉《中国企业家》，高飞电子正在准备把佛山的生产基地全部迁至赣州。“转移到我们这里的都是新一轮的产业结构、技术升级基础上的企业，比如光伏产业、电池、汽车零部件等。”王平说，“以赣州为中心200公里内没有一座大城市，2000多万人，我们去年上升为大城市，准备用三到五年把它建设成特大城市，让人口迅速往城里集中。”
2008年12月，投资32亿元的李宁工业园在湖北荆门奠基。这是由李宁公司组织策划、由其供应商联合出资的一次产业转移。李宁公司企业发言人张小岩对《中国企业家》说，沿海地区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常停电、燃油短缺，公司提升供应链效率受到阻碍。“我们以李宁品牌的力量，寻找一个能给我们充足支持的政府，号召我们主要的供应商出资到一个地方，进行生产和物流中心的转移。”李宁公司看中湖北的区位、交通优势，在宜昌、襄樊、荆门等地选择，用一个月时间选定了荆门。“大家能给的优惠条件都差不多，荆门市政府的服务意识是最优的，所以就胜出了。”张小岩说。荆门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洽谈的日子里，李宁的该项目负责人每天早饭后都会收到来自专门小组的昨日会议纪要以及当天日程安排。
这次转移的供应商有7家，来自福建和广东，供货量占李宁公司的30%，5年后，可占到一半。供应商原有很多湖北籍工人，他们也一并回到了家乡。当地的一些管理人才稍加培训就可以就任，“而且他们更好学。”张说。
“优惠条件你能给的别人也能给，”荆门市工业区管委会书记周文霞对《中国企业家》说，“更重要的是企业发展的软环境。我们对服务非常看重，有专门的保姆式小分队为企业代理工业区之外的与政府部门相关的事宜。”荆门有石化、热电等工业基础，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就荆门而言，”周文霞说，“就是要发展成为鄂中区域中心城市，新兴特色工业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宜居城市。”她说，荆门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减弱对现有主导产业石化和建材的依赖。
问题
像荆门一样，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三四级城市都想经济与环境兼得。“我们提高了准入门槛，防止沿海淘汰的企业到吉安。”吉安市委书记周萌说。
“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赣州不要，”赣州市市长王平说，“而且我们规定沿江1.5公里内不能办企业。”
政府的决心并不代表事实。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被一家化工厂排出的酚类化合物污染，致使至少20万居民受到影响。而在该市政府的水源整治方案中，该化工厂本应早被取缔。盐城是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主要城市之一，近年来，那里与化工有关的污染事件接续发生。对于三四级城市特别是自身资源有限的城市而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矛盾时，取舍并非如想像中容易。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三四级城市时常会产生成为“特大城市”的冲动。有数字称，全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有183个。许多城市蓝图过于宏伟，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数倍进行城市规划，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五星级酒店无一不备。相邻城市之间缺乏区域经济的概念，机场、港口重复建设时有耳闻。鄂尔多斯市虽无成为特大城市的口号，但新建的行政中心距离原市区数十公里，大楼更其富丽堂皇，广场更其阔大豪华，人们办事的方便程度却大为降低。这种城市扩建模式在中国三四级城市中并不鲜见。
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都在拼命模仿北京、上海、深圳，千城一面，规模有异而已。中国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远远跟不上其建设速度。“过去我们片面强调土地城市化、人口城镇化，但是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还差得很远，基础设施太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博士对《中国企业家》说。“如何把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的城市规划都是抄过来的。”
与三四级城市建设的无序相比，中央政府对地方企业发展的制约却相当严厉。河南建业地产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城镇化不能再拆老村建新村，而应该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建成大社区，“把农民从土地手里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农民手里解放出来，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实现的真正形式。开发商、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审批权。”胡认为，政策“一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6年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在电厂项目审批上也费尽周折。由于发改委不批准就不能获得贷款，王林祥为已经开建的电厂四处筹款，一再无奈转让新项目的股份。王对项目审批制极为不满，屡次在全国人大会上提议以市场准入制度取代之。
三四级城市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新发动机。它们应该对未来有充分的思考，而不再只是以GDP为单一梦想。它们不应该像东莞一样，几十年后再去收拾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