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她是“小资教母”，她的文章是文艺青年的“毛选”，商业中年的“情调”。
当你厌倦了财经消息，可以翻阅《万象》、香港《信报》副刊，领略毛尖专栏的俏皮、乖巧、风趣、幽默、讽喻世情、软硬兼施。
跟她一起上电影课文学课，回味好莱坞旧事，感受“非常罪非常美”。无论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还是布鲁姆斯伯里的人文风流圈子，她都带你悠然入港。
她也很懂经济。江南春是她的学弟，她写过“亲爱的盗版”、“梁朝伟的开盘价”、“土地流转”，相信《货币战争》是真的。她讴歌山寨，形容WTO像教导主任的脸，推崇安迪·沃霍说的“商业是艺术的最高原则”。
最后，最重要的理由，毛尖的叔叔是毛姆。
文 | 本刊记者 谭相宜
采访前，毛尖一直强调两件事：一是千万不要摄影师来拍照，二是家里真的很乱。
对于前者，因为过往的拍摄经历实在惨痛。“有一次一本杂志给我拍了很多照片，光化妆就化了三个小时，我都快被弄疯了，我说这是拍《花样年华》呢？最可怕的还在后面，好不容易把照片拍出来，被人说，毛尖嘛，不算美女。”还有外刊给她做专访拍照时，让她除下眼镜，换上一袭无袖连身裙，把她设计成上海的“小资教母”，毛尖可不接受，她的日常身份就是华东师大教师，业余写令人惊艳的电影及生活专栏。
至于其二，现实情况如实，这是一片书的海洋。客厅迎面就是一排六个顶天立地的书架，目力所及，毛尖和担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先生王为松把一百多平米的居室里折腾得到处是书。书架上的书也是什么都有，《银元时代的生活史》旁边排着《我与胡风》，《草叶集》挨着《文化与帝国主义》，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左右是《尤利西斯》和马恩选集。
只有看高高垒起的茶几最上层，才能知道主人最近的新宠：“这本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译林出版社刚翻译完打算出版，我在写序。这本浩然的《艳阳天》，是因为在给学生上现当代文学的课，特别翻出来备课用的。”
家里究竟有多少书？毛尖可说不准，“我家书房的概念是泛化的，基本上，能堆的地方都堆了，餐桌早已没法吃饭，一日三餐都是坐着小板凳在我儿子的小桌上吃的。”即使这样，书还是放不下，毛尖指指桌下几个纸箱，“还有很多打着包没有拆开呢，很多人到我家里看见这样就问，你们是不是要搬家啊。刚结婚那阵，人家跟我们说，你们怎么像私奔一样，现在还是，永远都处在私奔阶段。”
毛尖曾把书房比作“一件男式的外套”，“希区柯克说，每次他站在镜子前，总比想像中的自己要胖一百磅。我对书房的想像差不多一个原理，我想像书房该很干净，胡子刮了，衣服是衣服，鞋子是鞋子。但睁开眼来，真想马上又闭上。”
她不是没有过分门归类的想法。夫妇俩甚至细分出书架上有一排日本文学，中国的作家按人头排放，胡适有两排，鲁迅周作人沈从文一直到现在的中青年学者，都各有单间。人物传记三排，政治类读物和传媒出版书籍一个书架……文化人哪会如此循规蹈矩？这个书房已经成了杂物间，堆满了书和儿子的玩具。“现在儿子的书也越来越多了，满满地放了一排小书架，有时他还到我书架上来‘殖民’，大概他觉得这是一种长大的表征吧。”
不过，不要轻信“我们怀着爱和凄凉的冲锋，其乐无穷”的专栏女作家的话，她说她对整理书房感到“绝望”，这未必不是另外一种精神富翁式的得意。
请注意，以下两段将破坏毛尖在文艺粉丝眼中的美好形象：
2000年毛尖刚结婚的时候，每个星期还要去书店买几百块钱的新书，家里的书像水漫金山一样铺开来。如今她已经有点麻痹了，对书也不再狂热。“回想以前的书多半还印象清晰，反倒是近两年买的新书记忆模糊。这恐怕也是书多的负面后果之一。”
当了母亲以后，孩子刚刚会爬的时候，毛尖对书很有恐惧感，“我做的都是有关书架倒下来的噩梦”。她有时看着家里漫山遍野的书，怎么也弄不整齐，真有一了百了的念头，想把书全部捐掉。也真的捐过一批，但临送出手，王为松看看不忍，又截留几本，“像个贪吏一样”。“他最近又偷偷从他父母家运回一些灰扑扑的书，没地方放了，藏在阳台里。当然，谁喜欢书，谁就软弱，这就是炼门——有时我也威胁他一下，他就多干些家务。”
毛尖自认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剩下最后拾元钱，俄罗斯人买玫瑰花或普希金，我肯定买吃的。”夫妻俩对藏书的态度有严重分歧，王为松把书看得很紧，总是叮嘱妻子不要到处乱借，还把一些老版本的书收起来放好。
对藏书看得比较淡，还有个原因，实在是朋友里藏书成癖的太多了。“文艺类书籍，一般都能在有‘威海路梁朝伟’之称的陆灏家借到。我上课讲叶芝，他就把以前施蛰存先生送他的叶芝诗选借给我；讲福楼拜，他就借了我最早的《包法利夫人》中译本。其他的书，一般在我的师兄罗岗家都能找到。而且罗岗藏书有本事，他家更可怕，真正是‘书海无涯回头无岸’，我总觉得住他楼下的该去买份保险，那些书搞不好能把房子压塌。但罗岗牛，他能在一分钟内就找到他要找的书，很可怕！”
对毛尖来说，有些比较难找的书，左右一周转，基本都能找到。“不是说，通过六个人，就能联系到女王吗？再说了，我对女王级的书籍也没那么大渴望。”
即使毛尖得到“女王级的书”，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同事里研究张爱玲成痴的专家陈子善老师才是她心目中“真正的藏书家”。有一次，何振亚老先生送给毛尖张爱玲《秧歌》的初版本，“刚走出饭店就遭子善老师打劫了”。
毛尖的朋友多，书房里总是人来人往，来的基本都是文化人。“我所有的朋友都来过我书房。有一次钱理群、吴福辉、李欧梵一群‘兔子’（他们都属兔）来我家，还拍了‘群兔图’留念。刚结婚的头几年来人特别多，最多一次王元化先生率十余人来访，王先生只吃花生，吃了一身的花生壳。最近一次书房聚会是孙甘露老师和他的众多粉丝。”
这是江湖上著名的“海上文人圈”，包括食评家沈宏非、书评人何平（小宝），毛尖经常跟他俩厮混，吃喝间交换流言八卦。用她自己的话说，“像我们这种在秩序中生活的升斗小民，没有能力去飞檐走壁，没有勇气去快意恩仇，自然会向往精神狂欢，而且，我相信，主要还是向往黑色狂欢。”
她认识的人里最有钱的就数开季风书店的小宝，“他真是坏，在季风总是领我们去买那些大部头的滞销书，这么多年总共就送过我们一套沈从文全集。”
“对于企业家，我个人都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比如江南春虽然也是学中文的，是我们学弟，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
在毛尖眼里，现在的读书风气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对80年代怀着非常美好的感情，那时还有诗社，诗人、文人还可以和校花谈恋爱。当时大家都爱看《走向未来丛书》……”但现在呢，“我们在学校上文学课，真是觉得灰溜溜的，学生没什么兴趣。现在的校园传奇是CEO，是企业家。”
像很多70年代人一样，毛尖最主要的阅读都基本上是在各个时期的畅销书里度过的。像小人书、手抄本，包括金庸、琼瑶，以及红极一时的文化读物，比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70年代初，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毛尖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北京给他们带了一套，当晚家里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基督山伯爵》成了她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
一些非经典的普罗读物在毛尖的阅读经历里占很大分量。她特别喜欢看小人书《保密局的枪声》，这也培养了她后来爱看电影的习惯。“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小人书扮演了家长缺席时的一种启蒙读物。”
直到现在，毛尖仍然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类别，就是侦探和间谍小说。初中时，她一边看福尔摩斯，一边看西德尼·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她后来写过一篇《希区柯克有多胖》致敬，“希区柯克作为悬念大师，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总是在电影一开始就把危险通知他的观众，保证你将永远在高潮里。他认为那就是电影的本质。”
潮流中的书其实最能代表阅读史。毛尖说，就像《挪威的森林》，20年前它可以影响你，却影响不了你的现在，它只是你生命时光中的一个点。而托尔斯泰却可以一直陪伴你，不会说只是在你20岁的时候格外击中你，30岁的时候它依然会击中你，甚至到了40岁时还可以反复击中你。如果说陪伴你一生的书，我可能会选一本托尔斯泰的书。“但是要说阅读史的话，我可能会举这些潮流中的书。就算青春无悔吧，我也不能说我没看过琼瑶。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出现，然后你抛弃它。这很正常。”
有一个时期，毛尖同时读着两个人的作品——王朔和张承志。“直到今天，王朔和张承志还在我们内心交战，从来没有谁战胜过谁。这种倾向，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非常有代表性。在我们内心被打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王朔的语言说话；但是当我们作为公民的时候，整个语言就换成张承志那一套了，这两种情感从来也没有抵消过。王蒙写过一篇《躲避崇高》，我们平时虽然经常像王朔一样藐视一切，但为什么一看见解放军进入灾区，眼泪就哗哗流下来？因为我们内心还一直保留着‘张承志情结’，这些其实都来源于内心的一种崇高感。”
纸上得来终觉浅。毛尖自述：“我18岁离开宁波到上海，在香港过了30岁生日，梦的形状是宁波，情节是上海，细节里有香港的人和事。”在她身上，有着他们这代人很多共同的矛盾的线索，张爱玲和海子是另外一对。“张爱玲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她那种对市民生活的重新发现和关照，与海子对日常生活的背对（他从明天起，才会关心粮食和蔬菜）两相对照，看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他们又能汇合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