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很高兴能就这本开创性著作的中文版谈点什么，这不仅是因为我认识且敬重本书的不少作者，还在于我相信中国是一个思考世界未来的理想场所；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未来都在一日日地苏醒当中。
我一直都深感荣幸，因为在过去这些年里，我能够与来自中国的创造者、改革者和未来学家们共事，我还得以参与中国在教育、科学和其他领域的许多极具创新性的项目。我去过亚洲的许多地方，也亲自感受到中国在经济发展、创新与问题解决等方面令其他近邻无法匹敌的影响力。
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它所涵盖的主题范围极为广阔。美国新闻界泰斗迈克·华莱士高端访谈，60位世界级巨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元首、未来学家等，展望2058年的世界将会怎样。这是一本由带给我们今日世界的人所描绘的未来。
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由故事情节构成，这种手法在中国也被称为“说故事”，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分享思想的良好文化传统。一般说来，那些探讨未来的书籍往往显得枯燥而复杂，但这里所呈现的有关未来之可能性的故事，不仅吸引人，还很具有说服力。
诸如粮食、交通、能源或卫生的未来，不管是本书的任何一章，都可或多或少在中国找到相应情形，它们无一不与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是整个世界一个非常生动的缩影，因为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富饶和多样性，各种气候、资源、文化以及人性复杂性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全世界一如既往地指望中国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方式，对未来的研究将变得日益重要和引人注目。
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其辽阔和革新性使得全世界即将面临的许多难题会普遍地首先出现在这里。对这样一个快速扩张的经济体来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城市的过度拥挤以及环境卫生问题自然地让人焦头烂额；在全球其他地区感受到这些问题带来的窘迫之前，中国的领导层将致力于寻找创新型的解决方案。
当然，未来学研究的不只是人类将要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人类的机遇。变革的循环性告诉我们，今日的危机或将成为明日的利好，而且人类的创造力将克服那些之前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对我们这个种群抱着希望和乐观；它们提醒人们，作为人类，我们已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我们注定要不时地陷入困境，我们也绝不可低估人性的阴暗面。这些也正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挑战，谁能比中国人更好地去应对呢？这是因为中国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历史和改革经验，更在于能干的中国人民的广丰和多样性。
（本文作者为世界未来学会主席）
《60位巨人看未来》 [美]迈克·华莱士 比尔·阿德勒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企业史]给中国商业重新“修史”
沙盘推演，寻找基因，以古喻今，烛照未来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为了呼应上一本书《激荡三十年》，这回吴晓波特地用了“跌荡”而不是“跌宕”二字。书出来的时候，正值2008年股灾，于是大家很狐疑：都这样了，你还“跌”？
其实《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37年》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迂回跌宕的过程。一开始，他尝试像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从人物着手来写历史。写了两万字，功力不逮，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写作方式：以人物带动事件，梳理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上商业力量的演变。
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故纸堆上坐。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心情是一样的。他看见了那个有齿轮和螺丝的庞大的历史机器。他着迷于北岛的《青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他坐在130年后的电脑键盘前，穿越时空，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国家和商业的关系。
Q：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这130年来，中国企业家的角色地位有变化吗？
A：早期的企业家出身比较高。一般有四种：状元下海、官员下海、买办和荣家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在晚清到民国的两次立宪运动中，企业家扮演的社会地位很高。上世纪20年代初，全国评选最受尊敬的人，第一名是张謇。但国家国运的动荡对企业家这个阶层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有一个特点：当中央集权比较弱、地方政府比较强的时候，企业家力量就会集中。如果拿政治作为他们命运参照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身上卑微的或者说很窘迫的一面就出来了。
Q：前一百年的人下落不明，后三十年的人前途未卜，在中国做企业家到底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吗？
A：没有一个职业是有前途的。相对来讲，商业它至少是在一个最激烈的游戏场里面，生命体验本身来讲还是最精彩的。我写到后来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大概看得到那个历史机器是怎样运转的，至于人，更多是看到他们的迷茫。社会的冲击对企业家是很现实的，棉花涨价他就出问题，英国人需要服装，他就赚钱。企业家给后世所谓的教训和意义，在于在未来的历史上，一定会出现若干个跟过去非常相似的时间点。尤其现在，国家、民众对于企业家的关照发生了很大的偏差。但回顾历史就知道，这个阶层当年是有他的抱负存在的，财富并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罪恶，我希望能够把那些矛盾烫平掉。
Q：这一百年里面，最让你激动的人是谁，可以作为一个永恒的雕像？
A：建国以后，第一家搞公私合营的企业是哪家？就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他在全国带了一个头，1950年从香港回北京以后，就跟交通部签了协议。后人都想不通。研究他的时候发现，他这一代人身上有社会主义基因，他办企业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办。他在根子上是认同搞社会主义这个逻辑的。但是他1952年就自杀了……
Q：假设历史学家费正清还活着，会对中国商业有新的认识吗？
A：史景迁、费正清、魏斐德，这些汉学家对商业的关注都是不够的。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对中国商业的研究是支零破碎的、断面的、工具理性的，都没有放到大的背景里。我估计像我这样的写作，未来几年内会在更多领域兴起。中国这些年进入了一个新史学时期，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和价值观训练已经完成。大概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有人来重新修史，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看中国历史。
Q：其实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有商业精神的，但为什么命运多舛？
A：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跟国土有关系，这个国家太大了，大到统治者执政会出现逻辑问题，影响到他对经济的判断。第二跟君有关系，小国寡民、儒家的“均贫富”思想，会影响货物流动和商业流动。从历史看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