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危机下的企业战略”，“经济低谷时期的企业自处之道”，何其相似的主题，只是时光已越十年。
3月8日，《中国企业家》杂志“两会”沙龙“2009：经济危机下的企业战略”在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十年前，1999年，《中国企业家》杂志首次举办“两会”沙龙，邀请7位企业家代表、委员共话“经济低谷时期企业家的自处之道”。
也许是企业家深感经济寒冬中“抱团取暖”、“求方问药”的重要，也许是十年来企业家群体发展壮大的一个集中映像，本次“两会”沙龙，参会代表、委员和嘉宾数量达20多人，创下历次之最。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袭过。在那次沙龙上，保守如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强调低谷时期，企业保持“现金流”的重要性；激进如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放言企业要善于使用逆向思维进行低成本扩张，迎接新一轮经济高潮到来。
言犹在耳，如论今世。不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度、其广度，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均非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可比。
新的危局之下，企业家、学者们又有何思、何为？
不必忧虑金融危机“第二波”
“美国不可能再出现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的金融风暴了。美元、英镑到目前为止，还是国际货币，哪家金融机构要破产，美国就印钞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可能出现第二轮的全球金融风暴了。”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金融危机的危害还在不断演进，还没有结束，但不可能出现大的反复了。”
作为参加了200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对经济大势的判断给那些为“不确定性”困扰的众企业家们，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李稻葵的结论得到了马蔚华的附和。这位近来经常游走于中美之间的金融家语气坚定：“不存在还有第二轮世界金融危机的问题。”
“为什么我认为不会有第二轮金融危机？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一轮金融危机的崩溃点是美国政府放任雷曼兄弟倒闭，现在美国人也认为这是错的。美国新任财政部部长盖特纳，我跟他比较熟悉，前两个月他还在纽联储银行任主席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们做错了一件事。如果今天处理雷曼，你还能让它关门吗？他也承认是错了，他当财政部长绝对不会让它倒闭。危机的时候，流动性风险爆发最重要的前提是信心崩溃，谁能给公众信心，只有政府。所以现在美国人绝对不会再像对待雷曼兄弟那样，对大的金融机构见死不救。当然小的银行倒闭经常会有。”马蔚华解释。
“我倒是不担心金融危机会否进一步加深。我认为美国能够挡住这一轮危机。”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国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集团的董事长俞敏洪，也表露出对美国的“信心”：
“美国的经济，未来——当然不一定是两三年之内这么快，可能是五六年之后，肯定可以恢复。我认为美国有基础，一个就是它的体制比较健全，美国金融崩溃不等于美国崩溃。美国有一个崩溃对全世界是致命的，就是它的政治体制崩溃了，美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信任，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崩溃，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对美国政治体制丧失信心，尽管产生了怀疑。奥巴马上台又给了大家信心，美国有很长的缓冲期来纠正金融体系方面的缺失。相反，它可能会给美国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奥巴马在新能源方面注入的精力非常多。也许，过几年，美国经济振兴起来又将是领先全世界许多重要产业领域，给美国带来很多年的繁荣。”俞校长一番话体现出了他的大局观。
在否定发生“第二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之后，马行长话锋一转，“引申一步，中国人也不能太在乎美国有没有第二轮金融危机。现在国人对所谓的第二轮、第三轮金融危机不断猜想，不断丧失信心，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中国人不要跟着走，它有没有第二轮无所谓。我觉得把中国经济的恢复抓好了，肯定比美国要先复苏。考虑我们自己内需的因素，足以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也认为，“很难判定金融危机的破坏什么时候结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会首先脱离这场金融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改变不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这几乎是企业家、学界以及政界的一致看法。
不要忽略中国经济的“病灶”
不过，在通往“美好明天”的路上，能不能克服“今天”的困难，顺利实现“扩大内需”的各方共识，企业家有着各自程度不同的忧虑。
鄂尔多斯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是《中国企业家》杂志“两会”沙龙的常客。2004年的“两会”沙龙，他对当时宏观调控的不同看法曾经语惊四座。这次会上，王林祥以冷峻的表情、铿锵的语气再次表达了类似的忧虑——
“现在从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到我们有些代表也好，大家都把我们这次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说成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前几年开始搞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国家的经济从2007年年底就有下行的趋势，那时候网上也好，有的经济学者也好，都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在2008年6月份以前，我们还一直是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并且一年之内，请大家注意一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三次。这么大一个国家，谁能受得了。”
“不要把宏观调控搞到微观到不能再微观的程度。”经历了五年宏观调控的风雨，王林祥的核心观点很清晰。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对于王的观点深以为然。“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助产士，它反映的是我们国内经济结构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多年下来积压了这么多矛盾。”
对于“4万亿刺激经济”这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他表达了企业家群体的共同忧虑，“国家拿出4万亿带动民间投资，传递的信号是积极的。但我们很担心这一轮投资过后，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增长方式的问题，还有体制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下一轮，两三年以后怎么办？”
“因为我跟地方政府接触得比较多，去年以来，中央投资2300亿在两三个月内要发放下去，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钱进’。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30年前的现象，我自己感觉非常不好。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危机来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可以的，但是长期来讲，是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根本问题的。所以有人对未来中国经济反而产生信心下降的趋势。”胡葆森说。
马蔚华和俞敏洪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们更立足于希望与建言。马说，“必须把民间资本带动起来，光靠政府赤字9500亿，再加9500亿也不够。”他建议向民间资本放开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其它一些垄断领域。
俞敏洪认为，“4万亿投资的走向，一方面不能搞重复建设，第二确实应该让中小企业真正地发展起来。中小企业起来，就业就解决了，社会就安定了。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中国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就是把真正的民间力量进一步地开发出来。”
作为一个成功的民办教育家，俞甚至说，“自己只发挥了20%的力量”，如果国家对民办教育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我肯定能再发挥50%的力量。”
还有一些与会代表、委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近来国家对纺织业的出口退税再次逼近17%，美克投资集团董事长冯东明就担忧，退税在某一个行业增长过激，会导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珠三角的产业工人夫妇俩每月2000块钱收入，再养一个小孩，大家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生活情况？”江门金羚集团董事长潘皓炫觉得中央在惠农政策之外，需要考虑提高城市产业工人的收入。
企业、国家的机会与战法
问题多多，不乏经年积弊。但是问题再多，也需要在前进中解决。企业家们当然不会坐等政商环境的改善，忽视眼前的机会。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说：“经历这次危机存活下来的企业，对信息化的投入会加大，同时，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服务业会起来，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也有机会。”
“国际上资源价格比较低，甚至有些企业面临倒闭了，中国企业要抓住这个机会。”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认为。
“现在国际资源很便宜，以前不卖的技术现在也可以买得到，品牌也不贵。这都是很好的机会。”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说。
“现在是我们走出去并购的好机会。最应该买的首先是资源以及跟资源相关的企业股权，第二是技术，第三是品牌。”李稻葵教授归纳了三个能买，还有一个不能买，“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能买，因为西方人制造业搞不好，是工会搞不好，他们自己搞不好，我们更搞不好。”李教授说话时转头看了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一眼。
李稻葵还看到了中国在国际金融框架重构方面的战略机遇。“这是30年来全球第一次谈论国际金融框架，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迫在眉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没钱了，而东欧的国家需要援助。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是不是给，怎么给，既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机遇，也考验政府的智慧。”
中国企业家和学者对机会的认识，老外也很认同。本次沙龙的特邀嘉宾、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大中华区俄罗斯副总裁Richard Francis以亲身经历，感慨道：
“上上个星期（2月下旬），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带团到欧洲，经过瑞士。我从来没看到过欧洲的商人对一个中国团体有那么大反应。现在中国企业如果要进入欧洲市场，大家都会欢迎，以前大家都有一点害怕。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企业家、还有中国政府的表现，对你们有信任。”
已经迷恋上中国菜的Richard Francis同时也提醒这些中国企业家，“不光说你们要非常勇敢，我也要说你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去国外不会是那么容易，你们需要有一些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此外，先不要并购那些大公司，而是先并购那些小公司，以便熟悉和了解市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从实体经济层面强调了国家机遇，“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危机跟上世纪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大萧条那一次世界上最大的赢家是苏联，赢在哪里？他可以买进原来买不到的技术设备，雇佣到原来雇佣不到的人才。”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方方的视野也很广，他从回顾美国过去30年的经济周期入手，分析出中国以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机遇。“美国在里根时期，滞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他们也找走出滞胀的手段，现在来看，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星球大战计划。里根用这个东西作为抓手，牵动了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牵动了就业。”
“奥巴马希望把新能源作为经济抓手。”方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不落后，对企业而言是机会。”
俞敏洪也是从国家层面来审视机遇的，不过，他看重的是内部机遇。“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体制改革——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没有体制鼓励大家继续不断往前冲的话，两到三年美国起来了，中国企业又掉下去了。”在俞老师看来，“这是老天给中国惟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利用不好，中国人要遗憾100年。”
相比忧国忧民的俞老师，郭广昌的做派更像一个商人。他已经没有兴趣去谈什么机遇了，他更多琢磨的是牌技。“自己该怎么做，得看自己手里的牌有多少。经济低谷的时候手里握一把好牌当然最好，如果是烂牌，也得打，不可能不出了，总得出招。在经济低谷的时候，我们总体的思路是在保持足够现金流的同时，有进有退、进行结构性调整。复星现在有100多亿的授信还没有用，所以控股公司对外投资今年准备增加100多亿。投完了，到年底还要保证100多亿的现金在账上。”
关于“棉袄不能脱”的原因，郭广昌分析，“现在经济稍微好了一点，但最困难的时间一定没来，黎明前的黑暗一定是最黑暗的。”不过基于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和美元走势的判断，郭广昌建议大家，“能借到长债就不要借短债，能借到美元，就不要借人民币。”引来一片诺诺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