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企业家》有追寻企业之都的传统。9年前，我们就做过一期“谁是中国企业之都”的封面故事。那时，我们的记者几赴上海，去找那些将企业总部从外地迁往上海的企业家，包括从四川迁去的东方希望刘永行、从宁波迁去的杉杉郑永刚、从温州迁去的均瑶集团王均瑶，等等。我们不断地问他们类似的问题：上海于你的魅力在哪？你为什么要来上海？尽管缺乏周密的数量统计，但是显而易见，当时的上海俨然是一批中西部、江浙周边城市的企业的迁移目的地。
后来，我们又借着其时炒得很火的“二板之争”，来看深圳和上海，看它们成为创新型、高科技企业中心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这次，我们又出发了，去看在产业转移、内需启动的大背景下，企业资本与人才的重心，在发生什么迁移（参见本期封面故事《“下沉”的中国》）。与上两次不同，在结论方面，我们必须抛弃媒体常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得出哪哪将取代上海深圳的惊人判断。上海、深圳等东部一线城市仍然牢牢占据中国商业版图的至高点。但是，企业总部功能的分散化、越来越多二三级城市会成为优质本土企业总部所在地的趋势，已成可见之势。人们在美国、欧洲常常见到的“小镇里的500强”现象，也将在中国冒头。
大企业总部，将不再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一线城市的专利。这是有因可循的。
首先，之前一些地方知名企业纷纷迁都上海、深圳等地，是因为支撑上一波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大多是外向型企业，东部港口型城市是它们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之选。而即将领下一轮发展风骚的诸如消费类、新农业、新能源类企业，它们不是非得临海而居不可，相反，扎根内陆腹地能让它们更好地贴近客户与上下游。更不用说在产业转移的大势所趋下，一部分东部企业还将向中西部整体或部分搬迁。
其次，各地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日益通达的交通与物流体系，对中小城市企业发展形成稳稳支撑。这一点在4万亿砸下去后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劳动力从东部回流、地方上人力资源的丰富与成熟，为企业在当地生长输送着富含生机的血液。
最后想强调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在商业软环境改善中的积极作用。9年前，我采访“投奔上海”一题时，有企业家说，想去上海可能都不是为了创大业，而是想休息，在地方上做企业身心太疲惫，比如要应付地方上不断加码的增税压力。今天，地方政府对当地产业战略的规划、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认识，和当年粗糙粗暴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大图景。在此背景下，“企业之都”的去中心化固然不可能，但若干“企业陪都”星星点点的涌现却是必然。二战后，美国经济尤其是消费与服务产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商业地图。1959年至1976年期间，纽约在《财富》500强全国总部中所占数量净减很多；二战爆发时，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中南部只有16个，而1980年已有26个南部和西部城市跻身此列，西部洛杉矶（多家娱乐公司总部）、南部迈阿密和亚特兰大（汉堡王、可口可乐等多家消费和媒体公司总部）等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娱乐业、消费业的发展而兴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