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从追求自由到追求爱



    杨澜本来有机会成为芭芭拉·沃尔特斯(美国著名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式的人物,但是她不。现在,大家都管她叫“中国的奥普拉”。 

    几年来,她采访了600多个名流人士。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但至少,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从她留学回国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像奥普拉那样经营自己的形象和公司。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商业的力量和先生吴征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一开始就对我们坦承商业对她的影响。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极大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杨澜:从追求自由到追求爱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但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这种满足感是巨大的”(她不肯说哪个具体事件,你可以想见她本身作为媒体人的戒备)。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2009年4月4日,我们在北京见到杨澜,她的日程安排很紧张,第二天她就要去四川,和利乐集团合作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此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在四川青川县城的宾馆里经历了3级余震。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杨澜对“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的专访。第二天,杨澜告诉我,她很认同尤努斯的理念,“慈善应该是理性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给乞丐贷款而不是施舍,这是一种更深的尊重。”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和盖茨夫妇一样,杨澜夫妇成立基金会也缘于一位亲友的亡故。2005年,他们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执行力。”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的例子,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塞琳·迪昂——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的。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朱丽叶·比诺什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杨澜也还记得,自己成长时最受感染的文学形象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和《简·爱》,“我们的灵魂是平等”。 

    我们的采访在长安街贡院六号的会所进行。采访之前,杨澜已经接待了至少4拨客人。采访结束之后,她先回家陪孩子吃饭,然后等化妆师来做造型。晚上,她要去参加爱马仕的活动,观看比诺什的舞蹈。这是一个名女人典型的生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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