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国有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没有搞。”
“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德国人又有点笨，所以没听懂。”
这段有趣的对话发生在刘震云的外祖母与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之间。1993年，中德文学界交流，一位德国作家跟莫言去了山东高密，阿克曼陪一位诗人去了刘震云的故乡河南，后者93岁的外祖母与德国人做了一番跨文化畅谈。
作为一个“中国通”、国际文化合作的积极推动者，阿克曼经常做这样跨界的事。2008年11月，为庆祝歌德学院在中国20岁生日，他邀请先锋话剧导演孟京辉翻排了德国电影导演法斯宾德的著名影片《爱比死更冷》。隔着玻璃罩子，观众得戴耳机听对白。在戏后交流中，孟导说，你可以把这视为德国版的“色戒”，它对当下的金融危机也有反讽意义。
至于请崔健演唱、陈丹青演讲、在798办展览、在南京“人人都是朗读者”朗诵会等，歌德学院在中国成立20年来，出资组织了音乐、戏剧、电影等大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都曾在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产生不小影响。
“因为我们歌德学院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常有人跟我打电话说，阿克曼院长，我去你那里研究歌德吧。”身高1米9多的阿克曼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告诉《中国企业家》，“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专门的学术机构呢，实际上，我们应该叫做歌德文化交流中心。”
在全球日趋激烈的软实力竞争中，歌德学院俨然是成功标本。近些年，中国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也在世界不少地方落户开花，其功能与歌德学院大同小异，即都是要在海外推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今年3月，法国宣布将成立法兰西学院，仿效德国歌德学院或英国文化协会，以上亿欧元的预算及文化外交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文化交流还是文化渗透？
一说起歌德学院当年如何进入中国，阿克曼就会说，“这是社会主义哥儿们也没做到的一件事儿。”
1951年，歌德学院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其目的是让别国了解，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精神和人文的，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但由于“冷战”，歌德学院在近40年里无法在东欧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开展。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成立于1988年——当时西方文化机构进入中国极其敏感。“歌德学院在中国成立是一个大特例，这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批的。”阿克曼说。1976年，歌德学院就想在中国培训德语老师，但遇上唐山地震，被迫取消。1984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向邓小平提及设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一事。
阿克曼的人生就此与中德文化交流结下了不解之缘。70年代中期，出于对“切·格瓦拉的狂热”，这位西德小伙子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之后在上海同济大学留学预备部当了3年德语老师，1985年参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成立。但直到1993年，歌德学院才被允许搞文化交流活动，之前只能进行语言教学。刚开始每一项活动须经教育部批准，后来学院也有了一些自主权。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后来阿克曼才领会到其中的幽默。“这些年在中国我最深刻的经验是在1989年。当时很多人主张关掉歌德学院，文化交流的工作不要做了，而我坚持觉得那是保持文化交流关系最重要的时刻，我认为要给中国这种机会。”
跨国文化工作难免和政治连到一起。歌德学院做的是文化交流还是渗透？这在当时也引起误解，一度被当成“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矛头。“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一家‘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嘛。那时候政治就像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温度表。”
但是当2006年阿克曼（1995年离开）再次来到中国，他感受到了新的变化。该学院已发展成为歌德学院（中国），除北京本部外，还包括香港和上海办事处。无论是90年代伊门多夫画展、歌剧《浮士德》首次排演、王蒙作品及译本朗诵会，还是2001年邀请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来华做系列演讲等，歌德学院的活动越来越丰富。“现在政治的限制越来越少，而文化活动中的商业化倾向则日益明显起来。”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民间机构，歌德学院由德国政府拨款，采用完全独立运营的机制。阿克曼说，“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地区每年的运营费用差不多400万欧元。这其中2/3国家拨款，1/3是我们教授德语学费所得。”据了解，其北京分院每年的德语培训收入为三四十万元人民币。“经济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德语培训，我们也主要是推广我们的品牌。”
目前，歌德学院已在世界70多个国家开设了150所分院。在16年的时间里，其北京分院是中国惟一的“西方文化机构”，直到2004年法国文化中心登陆北京，2006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也开始在中国推广西班牙文化和拉丁语。
而从当初拒绝歌德学院到今天开办孔子学院，从进口西方文化到输出中国文化，中国本身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2010年，中国将在全球建成500所孔子学院。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欧洲人需要了解这些。”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科里对本刊记者说，“而让艺术家们在全球范畴内进行跨文化的对话，确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肯定会有文化上的冲突。”这些交流将碰撞出激情的火花。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无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化交流，歌德学院在中国担当了一个“通向和了解西方的窗口”的作用。这个窗口还可以更具象到其图书馆。
影像艺术家缪晓春对《中国企业家》说，90年代初期他们就提供各类崭新德文原版图书以及音像资料，对公众免费开放借阅。“歌德学院图书馆对我了解德国艺术，后来去德国留学都有不小的帮助。我感觉艺术的传播不会有侵略性，它反而会增加双方的友谊。”
如今，阿克曼认为歌德学院已经完成作为通向西方窗口的作用了。“现在中国的大门已经敞开，里里外外的人们随意出入（他曾经写过一本《中国：门里门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私人旅行经验中的社会人群肖像》），还有互联网使世界成了地球村，所以如今我们落脚点是交流——主要是为中德两国有创意的艺术家提供一个文化思想交流和共同创作的平台，并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目前歌德学院每年项目中，纯粹介绍德国文化的项目只占20%，而德中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占80%。
歌德学院在中国20年庆典时，陈丹青、阿城、莫言、艾未未等被授予“歌德文化大使”称号。陈丹青说，“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高瞻远瞩，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
不过，歌德学院培育的并不只是艺术青年，阿克曼提了一个概念叫“中层阶级”——这些人可能并不富裕，但都是职业人士，比如教师、律师、媒体人、公司白领等，愿意接受新的事物。阿克曼比较反感中国素以为然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我不反对文化适当商业化，但是把全部文化都商业化了，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在798牌号706的LOFT空间，是设计师张达的“游击店”。参观者想看到展览的服装，必须想法“穿”过一束束白色宽橡皮筋重叠而成的墙。这种创意形式的最早创设人、德国设计组合Bless也在现场—这是目前德国“最先锋”的设计品牌。
该展览是歌德学院“中德先锋设计”系列之一的“两块东西（物品和设计品），东西（德中）两块”，也是他们2009年的重头戏。歌德学院项目部主任崔峤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每年都有重点主题规划，比如2007年的“德国室内乐”系列，2008年的“德国当代设计”，2009年的“柏林-北京：首都文化”系列等，出发点是中国快速发展与国际文化交流的碰撞点，“本土化再创造非常重要，否则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非常看重国内的合作伙伴。”
这些活动大多数来自项目预算，此外，歌德学院跟德国各大公司也经常有合作。他们也会根据不同企业的兴趣来策划合作项目，比如与戴姆勒集团长期合作面向高端经济界、文化界人士交流的“经济文化面对面”系列，与博世基金会合作的“德中文化网”网站项目，与西门子音乐基金会合作为期三年的“德国室内乐系列”等。“每个项目都是惟一性的，力图使企业品牌回馈社会和艺术文化能够很好地结合。”阿克曼说。
“有时候我们采用比较灵活的合作方式，提供知识、资源和平台，合作者提供做项目的地方和空间，也可能有些很小的赢利，但总体上并不考虑钱的问题。我们主要不是营利机构，如果我们挣钱也是要用于那些更有意义的活动。”
目前歌德学院（中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项目是“德中同行”。“这个项目是2004年时施罗德和温家宝约好的，2009年将在中国举办德国文化年，德国外交部委托给我们来策划和运作。”该活动有6家德国企业赞助。阿克曼还说，德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告诉他，在中国的投资60%都失败，但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文化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文化上的互相理解是成功合作的基础。”
说到中德文化差异，崔峤认为，德国各行各业的人所体现的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中国与之相比差距非常大。而中国本身这种混合文化，阿克曼说，“那是把一种快要丢掉的自身文化传统，和还没消化掉的西方文化混合在一起，不西不中，但是这很好，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这样的产物。它不是很有市场吗？像方力钧、岳敏君他们就是混合文化的成功。”
阿克曼最近写了一本新书：《误解的好处》。多年跨国文化交流使他相信，互相理解是文化交流所追求的，但误解也很重要，冲突“可以制造出一个新东西”。
“如果不做文化交流的话，我喜欢早晨睡个懒觉，和朋友吹吹牛，喝点酒，写点东西……”阿克曼眨了一下眼，笑着说，“呵，不行的，我还是要做文化交流，因为这不仅是工作，也是乐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