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调查说明：针对引起商界、学界关注的“国进民退”现象，《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本次调查，调查对象为企业中高层。从4月7日－4月15日，共发出问卷308份，回收113份。
一种忧虑正在商界、学界悄然蔓延。在举国应对经济下滑的氛围中，在4万亿投资大计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光环下，这种声音并不十分悦耳，但却真实而耐人回味。
“国家4万亿投资，今年一季度银行又放出4万多亿的贷款，看着轰轰烈烈，却大都给了国有大项目，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某民营企业老板语）
“我们在某家银行的信贷记录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却贷不到款。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是稳定了，民营企业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语）
“此次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占比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其中居首位的是铁路建设投资，这是否会强化铁路部门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格局？”（某专家语）
“危机来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可以的，但长期来看，是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现在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钱进’。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现象，感觉非常不好。”（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语）
“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如果他们建立了制造能力，我们（民营企业）报价再低也不会要我的，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就永远不可能了，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某光伏企业负责人语）
……
从不同角度发出的这种种忧虑，都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是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它在瞬间被放大了。
根据《中国企业家》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调查，有超过70%的人认为目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详见附表）。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我们认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于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有识者指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带有很强的“逆市场化”取向，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产生偏离。
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
为了能够定量描述近年来逐渐凸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本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2002年和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人们的印象（详见附表）。
2002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0%；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9.5%，下降了近10%，说明经济发展总体上仍是“国退民进”的态势。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出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而在本刊调查中提出的“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金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表示，要慎下“国进民退”的结论，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进民退”现象，要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具体的研究剖析，到底这是双方自愿的市场化行为，还是由于政府的强迫。他认为，市场竞争之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国进”还是“国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寻求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势下不二的成功法则。
据本刊了解，商界与学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比较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其中，在航空、钢铁和煤炭领域，近一年来都出现了引人关注的“国进民退”案例。如航空，本来是国有企业绝对垄断的领域，2005年，民航总局放开了市场准入，出现了一批民营航空公司，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弱小的民营航空死的死（东星航空），卖的卖（鹰联航空），普遍限于困境，市场竞争程度出现了倒退。在钢铁行业，宝钢通过杭钢的“过桥”，收购了宁波钢铁全部的民营股份。民企日照钢铁亦在政策主导下，被迫与山东钢铁签订城下之盟。在煤炭行业，小煤矿因浪费和安全问题被政府整顿，收编者亦是大的国企。
上述领域本来就是国有资本垄断（如航空）或者占有相对优势的竞争性领域（如钢铁），而在另一些新兴行业或者民企具有竞争优势的消费类、制造类行业，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苗头。
比如新能源领域（详见附文：《“血拼”新能源》），五大国有发电集团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不计成本地跑马圈地。“挣钱挣不到就算了，赔钱也赔不出去？”这句出自某国有电力集团老总口中的话，或许会让在新能源领域跃跃欲试的民企不寒而栗，萌生退意。
再比如，央企中邮器材下属公司中邮普泰，一直想进入手机零售领域，这里本是民企的天下。迪信通、中复电讯都在中邮普泰的收购目标之中。据知情人士分析，“中邮器材很有资金实力，但是不是很好的管理者，是民营手机销售企业考虑最多的问题。”
大国企凭借在某一环节的核心垄断地位向下游或者上游扩张，最终将形成产业链的垄断，像五大发电集团切入风机制造、太阳能电池制造领域，就体现了这一动向。安邦咨询的陈功表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讲，这是“最可怕”的。
四大因素助推“国进民退”
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是我们似乎不该忘记对基本历史经验的温习。
类似的殷鉴其实不远。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企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10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企业界感受到的却是“国进民退”的相反格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思索。
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国进民退”？在本刊设计的调查问卷中，列举了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四个外部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选率分别为86.36%和76.19%。
仔细研读“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回顾近几年来政府颁布的五年规划和诸多产业政策，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我们知道，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将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恐怕很难有长大的未来。
至于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优待更加明显。去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而到了去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今年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但是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正如本文开头某民营企业老板和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所叹息的那样。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详见附文：《“谁能在金融上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再看看金融危机和4万亿投资对于“国进民退”的影响。根据本刊的调查结果，认为两者加剧“国进民退”态势的被访者均未超过50%，中选率分别是39%和50%，而认为“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别高达39%和31.82%。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如果说民企东星航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是市场之选，那么巨亏的东方航空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背后的含义则耐人寻味。同是市场主体，同是市场竞争失败，独后者有雄厚资金兜底，那么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公平与效率”精神何在？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于4万亿投资大计，虽说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项目，投向了基础设施，如前面提到的“铁公机”项目，但是这些领域本来也是民间资本少有涉足和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产生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造成“国进民退”的态势。但他同时也对政府投资的势头强劲，而社会投资疲软的现象表示了忧虑。“此举（4万亿政府投资）的短期效应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工业、依靠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如何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如何鼓舞中小企业的士气，应当是下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也是中国经济良性增长所面临的主要课题。
破除凯恩斯主义“迷恋”
从狭义的层面来看“国进民退”现象，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因为这种现象毕竟只集中在几个特定的行业，而且正如本刊对国家统计局数字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仍然处在“国退民进”的趋势下。但是如果就当前政府的政策导向研判未来，我们就不能不产生更为深刻的担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发达政府相继出台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救市计划，以至于市场惊呼，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在经济危局之下，政府出手干预市场本属于正常之举。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亦带有很强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但是，同样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一个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在一个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其实施效果，特别是对经济长期良性发展的影响，就需要理性、慎重地加以权衡了。
肤浅的杂音已经出现。
在金融危机来临，各国政府被迫举起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后，有国内评论甚至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你看，连美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都搞起了国有化（注资金融机构）。”社会主义国家搞政府干预经济、搞国有化，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这么做，“西方国家在向我们学习。”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传递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中国3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更没有考虑到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所积累下来的深层体制问题。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模式，这也是东亚经济体腾飞所共同遵循的成功模式。但是我们在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往往强调了“政府主导”的成功之处。其实通观30年，政府放松管制，放手发展民间经济力量，才是我们最应汲取的经验。而政府干预、搞宏观调控，不应被奉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圭臬。
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二战以后，为了医疗经济上的巨大创伤，凯恩斯主义成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主要基点，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国有化程度的居高不下、与能源危机因素叠加，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滞胀的困局，直到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不约而同地告别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英、美两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示范下，全球私有化浪潮重新兴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走出滞胀泥潭的主要因素。
恰在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蹒跚起步。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很难说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改革没有受到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启发和影响。
世道轮回，如今凯恩斯主义又在全球回归。但是正如当年凯恩斯主义的过度、长期使用曾把全球拖入滞胀局面一样，如今对凯恩斯主义这味药，我们依然注意不要过量服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对经济干预过重、管得过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恰恰相反。
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在经历了从2004年到2008年5年的宏观调控后，多次表示，“不要把宏观调控搞到微观到不能再微观的程度了。”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让经济止跌，而经济的真正复苏，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撰文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