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王实践基地 基地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30年来,土地问题重回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它已远远超越农业范畴,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围绕着土地问题,各类新农业公司的商业模式花样繁多,各种流派会给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那些坐拥最大规模土地的新农业公司一定是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基地王”吗?未必。

    报道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张宁  陈建芬  潘虹秀  编辑 | 王琦  杜亮

    主文 

    什么是悬在所有新农业商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农业征途上的三块“巨石”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土地流转新政下,新农业热浪滚滚。奔波两月、跨越六省,访谈企业家、投资者、官员、专家学者、农民87人,《中国企业家》杂志探寻谁能成为新农业“基地王”。

    所谓“基地王”,不是以土地规模论英雄,而是看,谁能够在集中土地的基础上完成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这样的公司或许将是新农业长征路上跑得更远的选手。

    事实上,揭盅时刻远未到来,现在的新农业战局甚至还达不到春秋水平。惟一清晰的是,这场农业产业革命前夕,各路诸侯“成王”之路上有三块巨石需要跨越,它们是:基地的控制力(对规模与管理的控制),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农民的管理。这些问题都围绕土地而生,恰恰是悬在所有新农业商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若不得破解,总有一天,各种纠纷会如同大浪冲洗沙滩,冲销所有小心翼翼培育的果实。

    规模并非王道 

    “得基地者得天下”?这种思维随着新农业的发展而渐渐隐去。一方面,土地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土地越多,与土地并存的风险也在膨胀。

    “这是我的地。”马承榕自豪地指着一片大棚说,四野低矮的绿,大棚像一座城堡。

    拥有“我的地”并不容易。

    马承榕是福建利农集团董事长,他在全国有12个基地,种植蔬菜,多数土地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你去看了就知道,地谈一块要费多少精力,一千多亩地可能属于几千户人家,我要每家签合同,按手印,然后去做公证,这个地才能变成我的。”马承榕说,他在南方拿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销售增长。

    “过去农民种地谁愿意靠马路?马路边有树,灰尘又多,庄稼长不好。”河南郑州一位匿名农企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不一样了,都愿意要靠近马路的地,他觉得这以后可以搞房地产,和别的地怎么能一个价?”以流转为名,行转性之实的土地违法屡见不鲜,转性的巨额土地级差收益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口袋,他们必须将博弈放在前端,这变相抬高了真正想进入农业者的土地成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土地确权概念,“这意味着农民的地和城市的房子一样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总经理张炎夏习惯激烈武断的结论,“过去只有城市有‘钉子户’,现在意味着农村也要有‘钉子户’了,而农村‘钉子户’的概率5000亩地至少有一个,以后大规模土地流转已经不可能了。”

    拿地难,拿到地后踏踏实实种植更难。

    企业自然希望土地流转年限越长越好,否则建设施不合算,最好能达到15年-20年,对多数农民和地方政府来说,却希望年限越短越好,因为土地升值的趋势日趋明显。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农业大省,许多农户都没有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为土地调整太快。原则上,农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许多地方三年一调,有的村庄甚至要推倒重来。承包权的稳定程度,与村委会换届频率直接相关,外来资本最大的错误莫过“拿村长不当干部”。

    大棚建好了,土地平整了,机井也打好了,村里要提高租金,否则就要把土地收回,这是屡有发生的故事。“再完善的合同,只要发生集体矛盾,企业肯定要让步,镇里会劝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农民是弱势群体。”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诉苦,“但有意见的往往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村干部,他也是村里的大户,一挑头,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起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先要和村长书记把关系搞好,物质上、感情上都要投入一点。”

    马承榕在北方也有4个基地,张家口固原基地面积达3500亩,并非从农民手中租赁,而是当地政府的荒地整理项目。不过,北方大片土地的产权是个悬疑。退林还耕、退牧还耕的土地由县农开办管理,但按政策县政府不应该有地,肯定要归属于某个乡镇,可如今不好划分,真到了非分不可的时候,往往两个乡拿条绳子一穿,这边归你,那边归我。

    出于种植考虑,农企喜欢里面的地,但不流转靠近马路的地,产品就运不出来,上文中匿名的企业家就遭遇过麻烦,扼住“咽喉要道”的农户常常在他收获季节把两辆马车赶到路口。“我想把他的地也租过来,他就漫天要价,能把我要黄了。”

    “也不能怪农民,他们最纯朴,被骗也最多,防范心理特别强。”在云南文山包了8万亩地种植三七的张然说,“农民离开土地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干吗不谋求流转的利益最大化?”

    对个体农户而言,土地具有收入和社保的双重功能,南方注重前者,北方注重后者。因此南方地租高,利农惠东农场租金为460元/亩,北方的固原农场不过110元/亩。但在北方,就算基地里打口机井,也要与土地原来的主人谈半天。

    “凭什么打在我地里面,地早晚要还我,有口井我的种植面积不就小了?”利农北方农场曾面对这样的诘问。

    新农业公司不是电影中的怪兽哥斯拉,胃口越大力量越强。对农企来说,风险伴随基地规模扩大而累加。究竟要不要做大规模?如何摆平企业与土地的关系?企业要不要承担与土地伴生的所有利益与风险?每个新农业企业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有的选择艰难的吃下一块又一块的土地,有的则彻底放弃了与土地生死与共的观念,找到了新农业的轻资产之路。

    土地效率当先 

    新农业公司耗费更多心思琢磨的,是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而不是规模。

    “靠扩大种植面积来扩大产量,进而放大销售额,这个阵法过时了。”一位匿名的新农业公司负责人借用电影《赤壁》的台词,“这句话让我得罪许多老前辈了,但几年之后,土地更难拿时,他们就不会骂我了。”

    提高亩产的新农业做法是这样的:马承榕种蔬菜,要求亩产越高越好,种叶菜,农民一年两茬,他能做到十四茬,植株密度能达到18万株,可谓密不透风。当地农民种蔬菜每年利润不足2000元/亩,马承榕能做到10000元/亩。

    张炎夏种水稻则完全是相反的思路。当地亩产平均1000斤,而他的地不超过700斤。水稻并非特色农业,他减少产量不是为控制市场,而是提升附加值。亩产千斤的地,产出的大米2元/斤,可赚2000元。他生产的大米11.8元/斤,可赚8260元。

    还有更剑走偏锋的玩法。文山本草有机三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然,不希望看到大丰收,一旦增产,收购三七的药厂就要压价,“特色农业要保持供小于求,本来农民投入1万元,种两亩,赚1万元;现在投入5000元,种1亩,同样赚1万元。”

    新农业公司对土地效率的挖掘,不仅超越小农经济,即使老资格的农业龙头企业也对它们艳羡不已。

    马承榕提出判断农业基地运营良好的标准之一是,任何季节都不能有荒地,同一个农场应该看到作物不同生长周期。“要是看到一大片空地,这个企业可能不怎么样。他等于一次性全收获了,然后再育苗,再把这所有地一次性种满。土地规模再壮观,也缺乏合理配置。”

    同时,马承榕还钻研怎么回避与基地附近的农户“抢饭吃”。他创业第一年在东北种了1800多亩西兰花,当地信息闭塞,农民不懂西兰花种植。那年天帮忙,产量高,价格好。但第二年就不行了,以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种植西兰花并不困难,周边农民一看赚钱蜂拥而上,马由此撤出东北。

    但效率的提升除了有赖于新农业企业家在运营上“挖空心思”,还有赖于外部营商环境的改善。

 曹王实践基地 基地王

    要让土地听话,需要高投入。“800多万投进去就没影了,农业就是这样,投多少钱表面都看不到。”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章祝说,他刚在大连种了600多亩蓝莓。和多数新农业企业家一样,他希望能得到金融体系支持。

    张然曾和银行频繁沟通,“难,协调了很长时间,银行需要质押,但农产品怎样定价?”她后来选择和信用社、村镇银行谈,几大主流银行再没找过。尽管农业银行是政策性银行,顾虑也很多。

    对农业科技项目的扶持资金,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级配套。中央财政偏重于西北、东北等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农业很少补贴。发达地区财政虽然宽裕,不过农业税取消后,农企对地方的贡献有限,更倾向于补贴能带来实惠的工业。而在欠发达地区,扶持新农业是耀眼政绩,只是囊中羞涩,少截留中央财政拨款已算扶持了。

    “也就是10%的地区能对扶持政策执行下去。”上文中匿名的河南农企负责人说。

    农民往哪儿放? 

    新农业起锚后,如何安排一直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农民?迄今为止,谁也不敢说找到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投资做农业,首先要学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农民。”(马承榕语)

    将农民变为工人,领工资,正常上下班,多数人不敢尝试。

    “农民和农民工不同,为家庭劳动和为你的积极性完全不一样。”张炎夏说,“人民公社都做不成的事,农业公司更做不成。”

    王林也有类似联想,“人民公社不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因为农民很难考核、控制、奖罚。”

    传统农业季节性强,农忙时地里全是人,农闲时只有大地一片白茫茫。农企要保证生产连续性,一种方案是临时雇工,另一种方案是变农民为工人。

    临时雇工要根据生产节奏,例如拔草时多雇些人,施肥时少雇些人,但这就决定雇工多来自本地,而如今在农村,农业缺乏“劳动力蓄水池”,何况还要回避与农民自己农时的冲突。

     更困难的在如何改变延续千年的耕作习惯。

    “新农业公司种植标准很高,如果采用订单农业,一开始农民一算收入能翻几倍,热情百倍,但真到了种的时候,标准越高风险越大,完全执行你的标准他可能颗粒无收。”张然说。

    王林将培训农民称为“苦中苦”,想起来就头大,“第一次培训效果很好,能接受培训内容的30%-40%,第二次就差一点,第三次,农民就排斥,说都会了。这时候要说都会了,我的菜就容易出问题。”

    农村是个人情社会,民风民俗是马承榕选择基地的一个标准。他的广东惠州农场,与当地相处还算融洽,偶尔有人偷几根菜,自家亲戚都会偷偷跑来告诉农场。但在另外一个基地,半夜曾有村民开着卡车进去偷菜。

    与周边农民要保持微妙的距离,广东另一家蔬菜企业负责人的经验是,尽量不在基地附近招工,更不让当地农民参与基地管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吃过亏,请当地人进来,渐渐把我甩开自己做,给我买的农资都特别贵。”

    “什么叫新农村、新农业,我现在迷迷糊糊。”王林感叹,他“务农”16年,如今也找不到方向,“农业效率越高,农民越可能进入半失业状态,如果农业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吸纳农民的速度,将是一场灾难。”

    “政策大调整下,新农业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走就要与传统农业发生很大冲突。”开信创投是利农投资者之一,其总经理曾之杰对所青睐的行业不无担心。

    曾之杰担心,“利农手中有2万亩基地,短期内目标是达到3万亩,在最需要的市场,地还不够用,比如广东。如果像美国那样,一年实现几千亿美金销售收入,我就不止需要3万亩,而是30万亩,甚至300万亩地,到哪里去拿这些地?做到这一步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我们一个人可以管理几亩地,过去是几个人管理一亩地,那些流转掉土地的农民怎样安排?都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遇到的问题与200年前的英国有几分相似,当时英国耕地切得很细碎,每个农民都有小块耕地,耕作效率差,农业收入低,成为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梗塞,后来通过圈地运动和对外移民,才重塑经济秩序。

    然而,那是个血腥痛苦的过程。中国农村、或者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势必需要稳定优先。

    接下来,读者将看到三个新“农民”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从南至北次第展开。由于地域不同,他们的经历正是中国农业多元化变革的一面镜子。

    马承榕是从头到尾一把抓的重型“基地王”,在土地关系、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方式都能自信写出答案。

    张炎夏是截然相反的轻资产“基地王”,自称能一分钱不花玩转一万亩耕地。

    吴章祝则形成了轻重混搭的模式,充满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遇而安随机而变。

    与北大荒、超大、龙大等老牌农企相比,他们尚羽翼未丰,但对土地效率的理解远在前辈之上。不自觉中,他们都是政策的产物:在2004-2006年之间成立,那恰是国家为完善土地二轮延期承包,频繁出台政策的土地确权动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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