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一词很有煽动力,一个原因在于它暗含着一种堪与金融资本相比拟的权力的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资本是财富与资产的积蓄。社会资本即是任何大型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对中国来说,其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丰裕同样是个必要条件。
当社会学家谈论社会资本时,常对团结型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型资本(bridging capital)作区分。团结型资本是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内部联系与信任的加深;桥接型资本则是相对异质的群体之间联系的增多。
有关团结型和桥接型资本的差异,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就是美国前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的总统竞选。迪安本来是互联网政治竞选史上的传奇。在2003年底,迪安所获资助最多,受到公众关注也最多。人们普遍认为他处于领先地位,以至到处都在谈论他竞选成功的必然性。然而迪安的竞选却失败了。它做到了许多成功的竞选都应成就的事情——得到媒体报道,成功募款,激发了民众,甚至令潜在的选民向竞选工作者和民意调查人确认,时间一到就会为迪安投票。然而选举的时间到来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迪安的竞选活动竟没有使他成为任何选民群体的第一选择。
迪安的竞选活动向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轻人,出色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的活力与热情能够改变世界。这使迪安最热忱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团结型资本,他们从参与竞选中感受到价值,并且到最后参与变得比目标更为重要(对于一个需要赢取选票的行动,这可谓相当严重的弱点)。
然而活动可能走得太过了。在这里的“太过”就是人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操办竞选的狂热的少数人和无动于衷却真正投票的多数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迪安的竞选活动意外地发起一场关于有激情的少数人的运动,而不是致力于获取选票的行动。比较一下奥巴马的竞选,你就可以明白增强桥接型资本的意义。
团结型资本通常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桥接型资本则包容性较好。前者通常发生在小群体内部,而后者发生在小群体之间。迪安的竞选活动在团结型资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聚集起热忱的支持者,并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然而让人们为候选人投票却需要是桥接型资本,即试图与富有魔力的小圈子之外的那些人交流。
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影响存在于每个社会系统当中;技术并不能将我们从社会偏好或者偏见中解放出来。比如,出色的社会网络学者达纳·博伊德指出,MySpace和Facebook这两大社会关系网络的用户群,反映了美国阶级社会结构的分界。Facebook创建之始就是给大学生用的,因此当它向高中生打开虚拟之门,它仍是被表现为给那些要上大学的孩子,而用博伊德的话来说,MySpace则始终是“那些因为是怪人、疯子或同性恋而在学校为群体所排斥的孩子”的家。
但是,欲积聚强大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必须并举。在构建社会性网络之时,一个富于挑战之处是在一个主要培养团结型资本的地方设计产生桥接型资本的可能性。桥接型资本是你可以联系到的人群的范围;团结型资本则是你的社会关系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