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澳洲铁矿风云
中铝投资力拓的“世纪并购”为何失手？中国比例微弱的矿业投资为何会
在澳大利亚掀起轩然大波？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前景是光明还是灰暗？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孙雅男
发自西澳州首府珀斯、北京
至少有一分钟，我产生了幻觉，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195亿美元入股力拓的计划已接近开香槟的时刻。
那是5月26日，在西澳大利亚内陆的荒原上，我和中钢中西部公司矿区负责人John Dumancic站在一座小山头。目及之处是无边无际的原始灌木丛。北京还是初夏，西澳已近深秋，夕阳逼近地平线，整个荒原燃烧在余辉里。
“周围的矿区都在裁员，只有中国人的矿不断招聘。”John抬手在空气中划了个半圆，“现在丢了工作，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感谢中国人。”这让我想起刚刚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上读到的一则报道，关于力拓如何在沉重的债务、信贷市场的冻结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中挣扎的故事，看起来当下只有中国公司的参与才能改变故事的结尾。我和John都认为，增加若干限制条款之后，中铝这项交易最终会放行，正如之前几桩发生在中国公司与澳洲公司间的收购一样。
作为最大的资源需求国，中国并没有因胃口大而赢得定价权或标价权：一方面受制于落后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一方面无法承受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它一直缺乏博弈的砝码。金融海啸似乎正在为中国打开一扇时间之窗，让它能以市场化手段，以更容易被接受的拯救者角色，实现定价权的部分转移，在非洲、巴西等传统的海外资源合作伙伴之外，澳洲无疑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目前澳矿在中国进口铁矿所占比例不到40%，而日本和韩国采用澳矿的比例都在60%以上。澳矿品位高，运输距离适中，协议签订后违约率低，是国际买家们的抢手货。
“中国最大的铁矿床不超过20亿吨，但澳洲的矿床经常能达到几十亿吨，而且是富矿。”鞍钢集团投资（澳洲）有限公司经理高岩对记者说，“上帝的确钟爱这片土地。”
“很多的人，很多的钱。”回国的飞机上，邻座的Colbert对中国的印象只有这么两点，这已构成他和我同在一架飞机上的理由。第一点暗示中国仍在扩大基础建设，即增加铁矿石进口的需求；第二点更重要，说明中国仍能为他的APOLLO铁矿开出支票。
不过，回国一周后，我就从幻觉中醒来。6月5日，力拓董事会宣布中止了与中铝的交易，选择配股152亿美元与必和必拓组建铁矿石合资公司的新融资计划。
“我们想卖的是牛奶，而不是奶牛。”一位曾在电视上做广告反对中铝收购的澳大利亚议员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无论于反对党、执政党还是普通民众，这是一种普遍心态。它似乎是中铝错失机会最贴切的一个暗喻。
在中铝等待裁决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记者一行三人来到蕴藏着澳大利亚大部分铁矿资源的西澳州，从5月18日至5月28日，十天的行走中，很容易感受各个层面对来自中国投资的矛盾心理。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在试图加强与中国双边合作的同时，资源关系成为澳大利亚陆克文总理需要应对的凶险话题。
矛盾心理并不难理解，这是块充满对立元素的大陆，正如其地面荒凉而地下富饶一样。澳大利亚既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值得信赖的政经盟友，也是亚洲国家愿意将其纳入亚太合作圈的伙伴，同时还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它需要分享中国资源饥渴所带来的利益，也要关注来自国内和盟友的“提醒”：在某些特别场合，要勇于向北京说“不”。
中国企业对澳洲矿业的投资，果真如西方社会所认为的，是洪水猛兽吗？通过澳洲的调查走访，我们有一个重要发现：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事实上，2008年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澳大利亚所吸引外资总比例的0.5%，远远低于英国、美国、日本与荷兰。为什么在一个依靠外资发展的国家，如此微小比例的投资会掀起轩然大波？到底是哪些力量导致中铝二次入股失利？站在澳大利亚人的角度，怎样看待来自中国的资源买家？中国投资者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在澳大利亚投资和运营矿业，中国公司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上篇
澳洲政经
世象
纠结的政治与商业
中铝投资力拓在澳大利亚政界已成为一个“事件”。它走过的是一条从商业到政治又回归商业的路线，但政治与商业从未真正分离
西澳州首府珀斯有种散漫而精致的气质，高层建筑寥寥可数，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西澳分部就在其中一栋豪华大厦。与我们会面十分钟前，该公司能源及自然资源部总裁Duncan Calder刚结束与州长Colin Barnett的午餐，中铝是佐餐的话题之一。
“媒体关于中国投资者的态度让州政府感到困扰。”Duncan边脱大衣边说，他有个中文名字：邓曜东，据说与中国风水有关。“当然，政府并不会限制媒体，但这并非政府的态度。”
多个场合，Colin Barnett州长宣称愿意拥抱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可能更愿意看到力拓与中铝而不是与必和必拓合作，后一个方案可能让两拓在西澳州形成绝对垄断，并且为其提供合理避税空间。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下，联邦政府、州政府（澳大利亚分为六个大州）和地方政府各有分工。州政府拥有辖区内矿、石油等资源的管理权。“州政府更关心本地经济，特别是当前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而联邦政府则更关注国家安全。”西澳州Deac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McRobert说。
但是当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外商投资决议方面发生重大意见冲突，决定权仍在联邦政府。例如矿业项目，中国国有（国有股份占15%以上）企业必须拿到联邦政府的投资许可，才能和州政府谈勘探权的转让和延续。
联邦政府也并非只有一种“表情”。澳大利亚遵循代议制民主，反对党可以“为反对而反对”。“反对党在这十几个月的日子里极为难熬，大选失败后连换两次党魁，政治行情依然不见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机咸鱼翻身，但工党应对有方，人气不跌反涨，他们当然会把陆克文的中国渊源视作救命稻草，将其涂抹为政治负资产。”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其实反对党主政时为推进中澳关系也没少做努力。”
在澳洲几天来，我们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和反对党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由私人出资的一则广告，呼吁政府制止中铝收购，理由是如果中铝成功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资源的占有”，“陆克文必须保护下一代澳大利亚人的利益”。早在收购谈判之初，色诺芬与乔伊斯就曾在昆士兰和堪培拉做过类似一轮广告。
不过，事涉“国家利益”，执政党也无法不考虑反对党的主张。
陆克文今年3月访问华盛顿时，曾与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奥特曼私下交谈，罗杰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无法确定目前要投资力拓的中铝，是不是受国家控制或者受国家影响的实体”。
“中国公司为什么不仅仅买下资源，而是买下整个公司？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你拥有整个公司，就不需要再为价格担忧。”澳大利亚议员Michael Johnson告诉我们，“但它的复杂之处在于，资源或者能源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公司往往有政府背景，比如中铝，人们认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公众公司，它是中国政府的公众脸孔，或者说中国政府的商业脸孔。澳大利亚可能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而已，不赞成的人认为接受这项交易，意味着一个国家将在十分敏感的领域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觊觎澳矿的中国企业当然不止中铝一家。中铝失利后第6天，中国五矿集团宣布完成收购澳大利亚OZ Minerals主要资产，此前，华菱钢铁已成为FMG集团第二大股东，鞍钢也成功向合资企业金达必增资成为第一大股东。中铝之所以在澳洲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铩羽而归，主要缘于中铝要触碰（还不是摘下）的是澳洲矿业皇冠上的明珠。这其中也不难推测有微妙的政治平衡隐含其中——尽管表面看来，双方分手是一个商业决定。
一位近期刚刚完成对澳洲某铁矿收购的国企高层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中铝曾游说国家发改委暂缓批准其它国有企业对澳洲矿业的投资项目，以降低澳方敏感度。
“我个人支持更多中国公司到澳大利亚投资，”Michael Johnson摊开手，“但为推动这种投资我这种人可能会经历困难时期，因为议会中的同事总是问我，‘嘿，Michael，为什么中国不允许澳大利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或者，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可口可乐收购它的一家果汁公司？那只是一家果汁公司，不是吗？’你看，中国和澳洲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合作的平衡。”
据传，澳官方曾将批准中铝投资作为中澳自由贸易谈判的条件，但澳贸易部长西蒙·克林坚决否认，“我曾向中国政府保证，澳洲对中铝增持力拓的申请，不会采取歧视性导向。”
澳大利亚负责审核外国投资的机构主要有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ACCC）和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前者看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后者看投资行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目前黄灯通常来自FIRB。
创建于1976年的FIRB并非执法机构，“它的功能仅仅是向持有外商投资最终审批权的财长提出建议，财长不受FIRB建议所限制。”McRobert说。自由党执政时，FIRB只履行形式上的审查过程，文件递交上去，被拒绝的几率很小，工党执政后变化很大，“越来越严格，在细节方面有很多深究，但大多数申请最终还是成功的。”
2008年2月，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公司在伦敦交易所收购力拓12%股份，几日后，FIRB出台六原则，解读何为“国家利益”。“六原则出台后应用案例很少，效果不好判断，但我个人感觉它最适用于中国公司。”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六原则中，中国企业最难解释清楚的是“投资者操作是否独立于政府”，这涉及对“国有企业”的理解。“什么是国有企业？这肯定是灵活评估，也许人家会觉得法国的国有企业，产品定价和决策都不受政府影响，所以就不是国有企业。”上文中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说。
尽管中铝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这场收购仍变成不折不扣地对澳洲政府政治智慧的考验，艰难决定必须在6月中旬做出。
然而，力拓董事会的戏剧性决定于6月5日提前中止了等待。据分析，此时的力拓已找到挺过危机的其它路径，交易至此突然转变为“完全的商业事件”。
中铝虽然没有迎娶到公主，却无意间完成了骑士的角色。在中铝投资力拓方案宣布后不到4个月内，力拓澳大利亚公司的股价已从2月初的低谷期上涨了近70%，力拓英国公司的股价更上涨了近1倍。
力拓将澳洲政府拉出了尴尬抉择的泥泽，现在政府需要尽量淡化对交易失败的责任。澳财政部长韦恩·斯万(Wayne Swan)强调交易终止是双方之间的商业行为，澳大利亚始终欢迎外商投资。陆克文总理也有类似说法，而且，迅速与中铝总经理熊维平安排了一场带有安抚意味的短暂会见。
“中澳自1972年建交以来，历届不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都坚持推进与中国的关系。1983年我当选总理，第二年就去中国访问，看到了澳洲矿企和中国合作的潜力。最近外界有一些传闻，似乎中铝与力拓的事情令两国关系产生了问题，关于交易我不想讲太多，但传闻完全是误解。”6月11日的一个酒会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断壮大，澳大利亚也会不断壮大，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加入澳洲矿业公司的成长故事。”
澳洲民众的“镜像世界”
“澳大利亚人一直有种担忧，当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距离英国很远，怕法国人来抢东西，后来怕俄国人来抢，再后来怕日本人来抢，现在怕中国人来抢”
澳大利亚的民众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有何看法？
5月25日，在珀斯市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西澳州大学、《西澳州人报》四处，我们随机发放了60份问卷，主要涉及3项大问题:
提到“中国”，脑海中最先浮现的词汇是什么？
对于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最担心或者困惑的是什么？
怎样的情况下，才会觉得来自中国的投资更容易接受？
受访的60人中，眼中的中国大多围绕着“烤鸭”、“京剧”等传统元素。只有3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无足轻重，但也只有7人主动谈到中国经济。53人认为中国并非在市场经济轨道中运行，其中25人去过中国。
这些民众担心的普遍问题是铁矿石的主要客户将成为股东，“这不是我们与中国或者其它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客户与生产商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令他们困扰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国国有企业之间有密切关系还是完全独立？”如果中国公司愿意拿更小的股份，让被投资项目保持公众公司形象，或者中国愿意对澳大利亚同等程度开放（必和必拓曾希望收购中国山东的一处铜矿，不也被你们拒绝了吗？），他们会觉得更容易接受。
在一所古旧建筑中，我们拜访了西澳州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席格伦（Gary Sigley）,他又高又瘦，躯体在自己的毛衣中晃动。“许多年纪大一点的澳洲人，脑袋里的中国还是30年前的中国，对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并不了解，另外，我们彼此之间政治制度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最好。”席格伦还指出澳洲人心里深处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又地处亚洲边缘，澳大利亚人一直有种担忧，当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距离英国很远，怕法国人来抢东西，后来怕俄国人来抢，再后来怕日本人来抢，现在怕中国人来抢。”
来自毕马威的Duncan Calder也是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主席，他出示了该机构2009年1月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澳贸易给澳大利亚家庭带来的利益》。这份52页的报告指出，每个澳洲家庭每年可直接从中澳贸易获益超过3000澳元。据Duncan透露，该报告背后的出资者就是中铝。中铝显然希望通过指引而不是反驳来影响澳洲人的视角。
不过，中铝仍然游离在主流话语系统之外。“我们不喜欢成为战败者的感觉。”圣乔治大街拐角处一家便利店的老板Joshua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出售的报纸。Joshua为我们打开《澳大利亚人报》的网站，展示一则“向中国人说不”的报道：“这些优势不能被分掉。它们被称为资源收益，”报道中说，“中国公司自然希望资源收益归中国，而不是归澳大利亚。”
普通民众生活在媒体制造的镜像世界中，不止中铝，在澳洲投资的中资公司都曾为媒体关系而困惑。“在澳大利亚，对如何处理媒体关系，我们理解得都还比较肤浅。交易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媒体协同，媒体能让一个垂死的项目起死回生，也能让一个快签字的项目功败垂成。”一位匿名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向我们感叹。这家公司在去年针对西澳州中西部公司的一场收购中大获全胜。
“澳洲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中国的评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能够读出媒体对中国政府不了解，对国有企业不了解，对中国企业运营不了解。”上文中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说，“也不能怪人家，我们的方式基本上是反对的声音出来后，给一个回应，这就很别扭，很被动。”
“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果没有中国投资，西澳州许多项目将无法进行下去，这些项目会雇佣成百上千的人，创造千万计的税收。”《西澳州人报》商业新闻部矿业编辑Peter Klinger说。他曾对中铝、五矿做过“非常简略”的采访。“我们的担心在于，海外政府会通过投资取得矿区控制权，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过去都是日本、美国、韩国的私人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来澳洲投资。”
Alan Kohler是澳大利亚著名金融记者和商业评论员，来自中国的同行让他感到有些紧张。“虽然我是一个记者，但并不真正了解中铝是不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铝的收购案是不是属于政府行为。我不知道，觉得很迷惑，我想大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对此都很迷惑。”
挺中派：澳洲矿业黑马
新兴铁矿供应商视中国企业为博弈“两拓”垄断的盟友。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的崛起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政治家、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弥漫着矛盾的心理。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就代表了澳大利亚社会各层心理的全部，那你就错了。至少有一股力量，新兴的铁矿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者充满不加犹豫的好感。
力拓毁约的当天傍晚，《中国企业家》记者接到一个来自珀斯的电话，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负责人尽量隐藏语气中的失落，“对你们和对我们，这都不是个好消息。”他所关心的不是中铝的失败，而是力拓与必和必拓重新启动的合并计划。
根据力拓新方案，将与必和必拓就双方西澳大利亚铁矿石资产成立合资公司，持股比例各为50%，必和必拓还将额外出资58亿美元。对澳洲其它二三线矿业公司而言，这无异于某种噩梦中的威胁突然成为现实。
“2007年10月，必和必拓提出收购力拓建议，真实目的就是为把双方的基础建设合二为一，现在旧事重提，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如果他们在基础设施上联合起来，有些小动作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上文中匿名的矿业公司负责人说，“过去觉得还可以和他们打，如果他们走到一起，就是资产超过1150亿美元的巨人，而且背后都是实力强大的基金，打不动。”
尽管目前方案并非全面合作，但在他眼中，仅是为绕开审批中的障碍。“在行业内，我们常说力拓一直挂在必和必拓的枪口，目前虽然只是铁矿项目合资，但要知道，力拓其它资产一塌糊涂，只有铁矿项目质量最好。”他毫不隐讳对力拓的不满，“必和必拓是‘老大’，做事还有些老大的样子，和你一拳一脚的交手，力拓最‘鬼’，常在背后出招。”
本来，借助中国的市场和资金，澳洲新兴铁矿商人希望从“两拓”垄断的阴影中找到缝隙，进而成为新一代君主。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安德鲁·弗里斯特创建的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FMG），理论上，它是澳洲排名两拓之后的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也是中国华菱钢铁的战略合作伙伴。
一个微雨的上午，我们拜访了位于东珀斯的FMG总部。它挂满中国元素，门口是幅中国画家李大鹏的作品，名叫“镀金年代——青藏铁路”，上面是一群金黄色的，人格化的，笑得无比灿烂的猪头像（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的客厅看到了同样的猪头像）。会议室里陈列着满清时代的帽子、屏风、鼎、刺绣和各种来自中国的纪念品。
然后，安德鲁出现了，脸上挂着皮尔巴拉土壤般的红润，穿着条磨破了边的牛仔裤。他像个坚韧的魔术师，中国企业中有个关于他的笑话：西澳州有三大“忽悠”，安德鲁排名第一。
与两拓总裁不同，安德鲁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他就在办公区角落里的铁柜子上召开战略会议。看看他所欣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知道谁才能与他产生精神共鸣：日照钢铁杜双华、沙钢集团沈文荣、建龙钢铁张志祥、复星集团郭广昌……“过去澳洲铁矿业就像个小聚乐部，两拓日子很舒服，安德鲁这种人冲进来后，把整个规则打乱了。”FMG营销总监刘晓东说。
安德鲁的经历丰富多彩，有点像无线电波的嘈杂信号，不喜欢他的人直截了当地指责他，这源于他职业生涯充满冒险，而且之前的冒险多以某种纠纷结束。喜欢他的人对他接近崇拜，“安德鲁一走进来，整个房间都有种跳跃的感觉。”他的一个合作伙伴告诉我，“别人都是晚上做梦，他白天也做梦，而且能让你和他一起做梦。”
安德鲁的家族血统中就有善于梦想的基因，曾祖约翰·弗里斯特曾任西澳州第一任州长，以高于州预算6倍的资金，利用英国贷款在西澳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水管道。100年后，安德鲁启动了同样备受争议的项目。2003年，采矿业不温不火，安德鲁判断中国工业化需求将形成对铁矿长期利好。按照两拓的宣传，皮尔巴拉矿藏都已勘探完了，但安德鲁坚信这是个谎言，尽管他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可他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这样他在自家厨房里创立了FMG。
这是一场赌博，“最初他们忽视你，然后取笑你，后来打击你，但最终你赢了。”他引用圣雄甘地的名言概括与两拓的较量。皮尔巴拉地区的主要港口、铁路设施都由两拓出资修建，FMG最初希望与其合作，但两拓以运力不足拒绝。“他们的逻辑是‘除非你已在本行业立足，否则就别进入这一行’。”安德鲁回忆。FMG只得在矿山与黑德兰港间自建铁路和码头设施。
2008年5月15日，FMG终于向中国运出了第一船矿石。这是个危险的时刻，如果再看不见实实在在的矿石，无论是中国发改委还是中国企业，可能都会对安德鲁不断重复的故事感到疲倦。
6月11日，北京郡王府，安德鲁和华菱钢铁董事长李效伟用一根棒球棒敲响了一口中国铜钟，这个仪式后，李将正式进入FMG董事会。“中国应该对我们有信心，”安德鲁说（有时他的表述是：中国应该把我们当作它自己的企业），“我们因中国需求而生，产品全部供应中国，最重要的是，我们打破了竞争对手的价格控制体制。”不仅是市场，FMG同样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华菱钢铁正在帮助它向国内金融机构融资。
打“中国牌”的澳洲中小铁矿商越来越多，当我们走进另一家新兴铁矿公司Atlas的会议室，令人感觉又错走回了FMG。房间里的摆设同样有股混杂的中国味。橱窗有瓶“水井坊”，还有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瓷器。
“我们有很多客户在中国。”董事长大卫·弗拉尼根（David Flanagan）说。2008年上半年，矿产价格正高，传出Atlas与多个中国客户谈合同，凭借中国概念，公司股价直线上升，但最后并未真正形成交易，接着金融危机来袭，公司股价一落千丈。据说今年3月份它又与两家中国钢铁企业签订了长协合同，但大卫不愿意透露客户的名字。“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与更多中国公司合作，但你知道公主和青蛙王子的故事，在找到王子之前，可能会亲到许多错误的青蛙。”
一定程度上，大卫和安德鲁是共同对抗两拓“霸权”的盟友，FMG将铁路开放给Atlas使用。“必和必拓和力拓应该能感觉到我们的挑战，但不应该觉得我们是一种威胁，”他说，“他们是大象，我们只是小狗。以大象的地位，本应该为推进皮尔巴拉地区的合作做点什么，可惜他们什么也没做。大象和小狗一起走路，有人扔过来一个球，小狗能抓住这个球，但大象不能，因为狗更灵活。不过大象很强壮，很有力，小狗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大象踩死。”
扔球者就是中国，FMG和Atlas有可能成为中国钢铁业对抗两拓的生力军，不过无论安德鲁、大卫或者其它中小铁矿商都不是“圣诞老人”，生意就是生意，并没有证据表明新兴铁矿商的供货价比两拓或者巴西淡水河谷更低。只是，“我们是个小超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在大卖场购物，但在小超市往往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大卫说。
下篇
中国企业
攻略
以日为师
跃跃欲试的中国企业，欲拒还迎的本土势力，前者该如何突破这层玻璃门？先行一步的日本人或许可以给我们借鉴
“澳大利亚和日本已经完成磨合，目前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很小，都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西澳州政府发展部投资服务局资深经理比尔·普莱斯顿说。这个和善的老头对澳大利亚铁矿就像对自己的掌纹一样了解。“但我们和中国，还在‘Learning Phase’（学习期）。”
他的判断从珀斯街道上就能佐证，公路上的汽车以日系为主，走进一个餐馆，即使是唐人街的中餐馆，所用电器也多数产自日本。
当把时光拨到1938年，可以找到日本与澳大利亚资源关系的起点。
那一年，澳大利亚有一些小公司开始与日本商谈铁矿石出口协议。当时澳大利亚经济支柱为农业和黄金，政府认为铁矿储量连国内使用都不够，更不用谈出口，因此叫停了与日本的合作。不仅对铁矿，对所有矿产品出口都下了禁令。从1940年底到1950年初，西澳州逐渐开发小型铁矿，但多数矿石供应州内，剩余部分再船运到东澳。
1952年的一个雷雨天，农民朗·汉考克（Lang Hancock）驾驶私人飞机穿越西北赫兰港南部的汉摩斯利山脉，无意中发现两侧峡谷如同铸铁，这一地区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皮尔巴拉，澳大利亚铁矿史从此改写。为表彰他的贡献，国家赋予他向皮尔巴拉开矿者收取特许权费的权利。
随着皮尔巴拉地区勘探情况逐渐明朗,大大小小的矿业公司反复游说联邦政府取消不准出口矿产资源的禁令。1960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正式启动，第一船货就供给日本。
政策修改大大刺激了矿业公司的发展。从1965年开始，西澳州铁矿业进入快车道，一直到1974年，十年中每年都保持数倍增幅。比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图表，显示这十年来西澳州铁矿开发速度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平行，“日本经济走多快，西澳铁矿石开发就走多快。”
从1975年到1980年，西澳州铁矿开发速度放缓，因为同期日本经济提速缓慢。“1965年到1975年，西澳州和日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比尔说，“彼此都没有别的选择，两方利益紧紧连在一起。”1980年后亚洲四小龙崛起，直到1990年，十年中韩国与台湾替代日本成为主要铁矿石进口地。自此澳大利亚对日铁矿石出口数量一直下降，不过比尔认为这属于良性调整，进入稳定状态，将保持在50%左右。
1970年代，日本在澳洲也曾遭遇今天中国所面对的质疑。1975年澳大利亚出台《外国人收购和接管法》（FATA法案），对投入到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设定限制，该法案沿用至今，的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McRobert认为法案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应对日本投资者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热潮。
日本如何消解澳洲人的警惕？它的成功在于它主动、有序地融入澳洲。再者，日系企业协调性强。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引用了一句电影台词形容日企的投资策略：“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
还有，日本的投资者并不追求控股，持股一般在10%以下，主要不为分享股东红利而是影响价格。所选取的目标，也并非最惹人注目的庞然大物，而是领先者的竞争对手。此举可谓四两拨千斤，如三井物产、新日铁公司和住友金属工业公司三家共同拥有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公司（2000年被力拓收购）的股份，然后支持罗布河扩产，这就间接给其它铁矿商造成扩产压力，从而实现供大于求，价格下降。
2008年，澳矿到中国平均价为115.2美元/吨，而到日本平均价为83.3美元/吨，同样的基准价格，为何到岸价差如此之高？源于日本进入之初就和澳洲矿山签订了长期合同，“中国最初进入时有些混乱，都想分一杯羹，许多人玩现货市场，从你手里买点，转到第二家，第三家。”比尔评价。一手握长期协议，另一手日企和大型国际船舶公司签订了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船运合同，都是很低的运输价格。
“多年来，到西澳谈判的日本企业就这么几家，这就代表了整个日本。”比尔指着一张PPT（表见63页）说，蓝颜色的部分代表日本企业，就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熟悉的名字，它们甚至还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红色的部分代表中国企业，浩浩荡荡来势汹汹。西澳州发展部每年要接待数百个渴望投资矿业的中国人，其中甚至有粮食贸易商，有时彼此还会就同一个项目较劲。
“哪怕三菱投了十家企业，给人的感觉就是三菱一家公司做了一件事，当地媒体不会当成十件事在那儿炒。但中国可能是十家公司关注一家澳洲公司，给人家感觉是十家公司在做十件事。”中国驻珀斯商经处领事孟玉红说。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有什么不同？几乎没有得到答案，多数人想不起日本有哪些投资项目。
日本公司的投资行为很少登上澳洲报纸头条。2008年中日企业曾就中西部地区Oakajee港口铁路项目展开争夺，三菱及其支持的默奇森矿业公司胜出。“人家赢了就赢了，悄无声息。”一家中资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他应邀参加了签约仪式。那是个规模很小的庆祝，就在州长办公室里，来了20多人，日方政府只来了位总领事，三菱派了个副总裁，“要是咱们，恨不得来宾越大越好。”
当年日本的投资环境不可复制，不过中国在“学习期”中需要补的课依然很多。
“中铝入股力拓交易过程的某些设计和动作，体现出中国官方和国有企业对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政策阻力漫不经心，处置失当。”安邦咨询在给《中国企业家》的一份资料中指出，交易案2月份提出没过几天，中铝原总经理肖亚庆即被提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个决定无疑增加了澳洲舆论对中铝官方背景的认同。同时，中铝并购款的融资主要由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主导，而且国开行还广泛参与“贷款换石油”、“银政合作”等政府背景浓厚的行动。本来，市场化并购交易应以市场化运行的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方案为妥，但中方显然无意规避。
2006年，全球钢铁业也曾发生一桩惊天并购，全球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塔尔收购第二大公司安赛乐，组成前所未有的钢铁巨无霸。米塔尔虽然没有“国有身份”，其亚裔背景和家族企业形象却无法抹掉，安赛乐却是一家泛欧洲公司。当时米塔尔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家遭到比中铝更强烈的讥讽甚至辱骂，但米塔尔启动了强大的公关系统化解之。它愿意为欧洲国家最关心的部分妥协，合并协议可以使安赛乐股东获得更高回报，为淡化家族形象，拉克什米·米塔尔把所持原公司股权从88%降到了在新公司中的43.5%，放弃了创始人的绝对控制权。结局是，他拿到了最想要的东西。
“对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内‘一切资源为我所用’，一旦走出国门，无法适应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安邦报告中写道，“只能一次次印证民众和议员们的忧虑：那个交易案背后站着中国政府的巨大身影。”
澳矿投资“五重门”
在澳洲投资运营矿山，中国企业要经过人力成本、环保、土著、基础设施、后续投资五重考验
“中铝事件”可能令中国人耿耿于怀，但如果要列出全球的投资天堂，澳大利亚肯定仍在其列。
“澳洲政治体系稳定，与中国双边关系良好，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政策透明，法律健全。企业做投资风险评估时，看到这些特点很容易做决策。”孟玉红领事说。
除却政治上的纠结，就算顺利完成收购，中国的矿业投资者仍要跨越五个障碍：人力成本、环保、土著、基础设施、后续投资。“大量精力都用来解决这些问题，至于工程建设耗费的时间反而比较短。”中钢澳大利亚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思俊说。
“许多投资者都知道澳洲人力成本高，但不到澳洲来，预测不出究竟有多高。”高岩说。中国习惯高效率直线管理，绩效考核等管理方式让澳洲员工不大适应。“澳洲企业一直缺员发展，这意味着工程师文化很强，有个性，喜欢一件事自己完成自己的，你给他加一个任务，他可能问你：为什么?他就喜欢按部就班的节奏，对他来说，快慢，对个人收入没什么影响。”高岩对此深有感触，“通常他们2-3年就要换一次工作，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要找合适的人特别困难。”
在西澳州从事户外工作薪水更高。珀斯街头常见施工现场有人手持一个“STOP”的牌子，这种类似中国交通协管的工作年收入往往不低于10万澳元。在中钢中西部矿区的工人宿舍，与中国矿区所见情景大不相同。每个工人都有小单间，配备空调、电视、冰箱，建这样一个房间需要花费10万澳元，吃、住全部免费，还要有健身房和洗衣房等配套。矿区施工，混凝土价格居然比钢结构还贵，因为混凝土需要用到大量人工。
作为一个岛屿型大陆，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丰富而脆弱，因此其对环境的珍视超过许多国家。环保是隐性风险，矿区往往位于环境敏感地区，环评在收购之后，开采之前，没人能精确计算随着勘探开发会遇到哪些环保瓶颈。
见到唐娜时，她正趴在地上。这位动植物专家在中钢负责中西部矿区环境保护。地上有几片放射状叶片，掀开叶片，有一个小洞，里面住着该地区特有的蜘蛛。“这是真正的‘钉子户’。”现场的一位中钢员工说。就为这个小家伙，程思俊头疼了大半年，花了上百万澳元，还没彻底解决。按照规定，蜘蛛窝周边200米之内不能动工，可这样的洞在某一区域满山遍野都是。
对澳洲土著人来说，土地是祖先的遗物。澳洲政府非常尊重土著文化，法律认同某些土著居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在土地上建立起的所有权体系。企业需要自己同所投资区域内的土著谈判，政府不能干预。矿业投资者除了要保护文化遗址，安排土著就业外，还要按照采矿量给予一定补偿。中钢曾与27个部落长老签署协议，即使有一个不签字，后续工作也无法开展。
在中钢中西部矿区，我们见到了长老Coein Hamlett。这位时尚的长老开着丰田越野车，带我们在荒原上追袋鼠，参观他祖先的岩画。“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中钢的人不能动这，不能动那。”他觉得中钢比其它公司好得多，“有些公司不做沟通就开矿，但中钢没有这样做，我们会照顾好这样的公司，但他们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土地。这样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还能看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
某次矿业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口若悬河讲述他在南澳发现的一片铜矿，忽然台下有人提了个问题，引起一阵大笑：你的矿确实很好，但能告诉我怎么把它运出去吗？在澳洲，基础设施是矿业投资最大的挑战之一，许多矿山就因此胎死腹中。
中国企业密集的西澳州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只有泊位较小的杰拉尔顿港（GERALDTON），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开发需要。西澳州政府正在筹建Oakajee港口铁路项目，除了深水港之外，还有两条通向矿区的铁路。吸取皮尔巴拉地区当年允许两拓私营造成垄断的教训，政府规定中西部的基础设施不管谁中标，必须对所有企业开放。2008年，三菱集团和默奇森公司各持股50%的OPR公司在竞标中战胜了中国5家国企组成的Yilgarn基础设施公司。“不管表面理由是什么，这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担忧，中西部矿山基本上已由中国公司控制了，再把基础设施交给他们，让人觉得有些不安。”一位接近州政府的人士向《中国企业家》透露。
然而，此项目近期又发生变化。默奇森资金紧张，三菱也不愿意出资，仅愿意组织银团贷款。最初它找了7家银行，包括澳洲的BANKWEST等四家，及日本的住友、三菱，还有香港的汇丰，投资意向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达成，如今资金能否到位是个巨大的问号，因此OPR又将视线收回到中国。“这一地区的基础建设没有中国公司支撑不现实，就算建起来了，也要与中国公司的运量相匹配。但现在有些机构既希望中国公司出资，又不希望中国公司占大股。”上文中接近州政府的人士说。
据悉，由于预期基础设施建设延后，多家中国公司或延长了出矿日期，或减小了扩产规模。
令中国企业当下最头疼的可能还不是基础设施，而是后续投资。“国家收购的时候大力支持，但收购之后往往忘了我们。矿业投资前期投入巨大，建设资金要翻好几倍。假如中铝195美元入股力拓，之后还不知要投多少个195亿解决问题。”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说，未来3年之内他们的矿山都在纯投入阶段，只能靠中国总部支持，压力颇大。
不久前，他与中投的一位高管半开玩笑，希望对方支持，对方很感兴趣，但也告诉他，“我们是财务投资者，可不是财政投资者啊。”言外之意，中投仍很看重回报。
“我们希望收购时国家站到后面去，建设时站在前面来。”他的观点颇有启发意义。
“国内经常喊开发澳洲，但我告诉你，目前中国在澳洲的矿业项目，还没有哪个敢说完全成功了。”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在地图前比划了一圈，“以中西部为例，磁铁矿成本本身就比赤铁矿高，两拓20美元一吨，我们可能要达到40多美元，如果中资公司盲目扩产，也可能两拓突然降价，就会把我们逼到绝路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探索中澳持久战略关系
中国仅用6年时间就完成了对澳投资方式的3个阶段性变化。未来，中澳这种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能否演变为持久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即使是最悲观的预言家，也不相信中铝失利会成为中澳资源合作的休止符。澳大利亚曾不止一次从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浪潮中获得繁荣的力量，最初是日本，后来是韩国，现在轮到了中国。只是经济上的这种唇齿关系，能否被稳定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固化，还有待探索。
5月21日，《中国企业家》记者参加了在珀斯会展中心举办的AMEC（澳大利亚采矿与探矿者协会）矿业大会。玻璃幕墙外的天鹅湖水花翻滚，幕墙里的参会者心情也和湖水一样动荡。大屏幕上的PPT充斥着一条条陡峭下滑的曲线，它们表明澳洲矿业自去年中期所遭受的重创。澳洲矿业公司股票发行价通常都在0.2澳元/股左右，一旦进入开采阶段，往往能翻数十倍，不过如今几分钱的“仙股”比比皆是。
采矿人天生乐观、喜欢挑战，对一个凄惨话题也不乏玩笑。Manwest group组织的主席Ronmaners，一个头发花白的胖老头，他的一个笑话是：要预测澳洲股票行情，看中国的经济数据就行了，只要中国数据一出来，澳洲股市就会有大变动。一旦有消息说中国经济接近谷底，第二天澳矿股票就明显上涨。
“中国”是会上的热门词汇，不仅是玩笑。“澳大利亚一直依靠外国投资发展，不管来自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都无所谓。”AMEC的主席Will Robinson对我们说，“但现在看来只有中国才具备强劲的矿业投资能力和兴趣，即使经济危机结束，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
作为他判断的一个注脚，展厅里游走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买家，他们资金丰富、热情有余、语言稀松。江苏东南钢铁集团的董事长王爱钦，他的民营钢厂年产不过150万吨钢，也在寻觅机会。王来这里还有个私人的理由，他的儿子就在西澳州读大学，以后看儿子时可以“顺便”照看一下矿山。
“去年9月份之前，我们去找澳洲矿企，人家都是‘吊起来卖’的，从来不讲价，现在整个心态变了，价钱可以谈，他们还老往中国跑。”澳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谢阳军深有感触，他带来了数位中国商人。
6年以前，中国人自己也无法想像对平凡的铁矿会有如此饱满的热情。
1987年，中钢集团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集团公司与力拓前身CRA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开发皮尔巴拉地区的恰那铁矿。“当时澳洲非常主动，愿意向中国开放最好的资源，还有税收减免优惠。”一位匿名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回忆。
然而，国内对投资恰那争论激烈，根据双方协议，中方参股40%，澳方要求中方每年包销1000万吨铁矿石，并且只限在中国销售。以那时中国钢铁工业的消费能力，1000万吨是个天文数字。果然，中钢接手后经历了一段痛苦岁月，有几年根本卖不出去，为了从政治上不失信于澳大利亚，只能咬牙吃下来，国务院都曾为此出面协调，即使如此，还出现了一大笔呆、坏账。此后，曾有一个Hope Down铁矿又提出与中国某央企签订协议，条件也是要包销1000万吨，可以占到40%股份，该央企苦撑一年，实在无法执行，只得中途放弃。
2001年，中国出现钢铁市场回暖的第一个信号，年产钢50万吨以上的企业全部实现盈利，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大炼钢铁拉开帷幕。
“铁矿业过去4年一个周期，因为需求国经济发展也往往是4－5年就会出现波动。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奇迹般的速度，所以我们的循环周期也被拉长了。”比尔·普莱斯顿说，“从2002年到2008年年中，这6年中基本上我们都在增长。”
毕马威珀斯分部为了应对中国业务，过去仅招聘了一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以为只要懂中文就可以，但很快发现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目前已有100多名中国员工。
“中国公司最早来这里投资，有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日本。相对而言，中国人缺乏经验。”Duncan Calder说，“他们按照思维惯性还是先去和政府谈，但在澳洲，应该先去和公司谈，所以走过很多弯路，大量资源被日本公司拿去了。不过近6年来，中国公司学得很快，派过来的都是成熟的高管，了解审批程序，一旦知道什么信息，就会迅速向总部反映。”
2005年至2008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依然没有限制，只是好地块很难拿到。鞍钢在中国钢铁公司中拥有独一无二的本地资源优势，2006年也准备来澳洲买矿。“当时矿价涨得太猛，再加上安赛乐与米塔尔合并，对国内钢厂都是个刺激，钢厂必须做大，我们也准备建鲅鱼圈钢铁基地，做大必须有资源保证。”高岩说，他用几个月时间跑遍西澳的矿山，看中了几个品位较高的赤铁矿资源，谈判过程中却被力拓以更高价格抢走。
2008年与中国有关的几项重大交易引起行业激荡，国内企业的申请蜂拥而至，同时递交到FIRB的申请有十多个，引起FIRB紧张。“反正疙里疙瘩地也还批准，只是要有一些附加条件。”一位匿名中资企业负责人说。鞍钢增资金达必，审批时澳方附加了鞍钢要参与中西部地区基础建设等条件。“这是澳洲政府给中国传达的一个信息：我们向你们开放，你们也应该为我们做一点投资。”Duncan Calder分析。
比尔·普莱斯顿认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中国投资商只是寻求资源供应保证，根本不参与日常矿山管理，是个沉默的股东。第二阶段投资者增多，从市场上大量收购澳洲矿业上市公司股票，寻求一定发言权。第三阶段接管整个公司，甚至将董事长、主要管理人员全换成中国人。
“这三个阶段都在近6年中完成，而不是通过几十年慢慢变化。”比尔说。
除中信泰富、中冶集团外，多数中资企业已丧失进入皮尔巴拉地区的机会，他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刚刚兴起的中西部地区。与皮尔巴拉地区几乎都是独立公司不同，中西部地区都为合资公司，而且90%以上都与中国公司合资。这里集聚了包括中钢、中信泰富、鞍钢、华菱等7家中资公司，只有默奇森铁矿与日本三菱合资。其中的潜在原因是，中西部地区以磁铁矿为主，中国钢厂的设备能“吃”下这种矿，产品主要供应中国。另外该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除皮尔巴拉地区以外在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另一个铁矿石资源基地。
“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中国投资，皮尔巴拉地区目前不依靠中国，不过其中很多公司有扩产计划，而扩产计划则要依靠中国投资。”比尔·普莱斯顿承认，西澳州这两个主要铁矿产区未来都离不开中国。
形势逼人。无论对于作为需求方的中国，还是对于作为供应方的澳大利亚，建立有政治互信保障的稳固经贸关系都应是题中之义。而对于处在亚洲边缘的这个西方国家而言，这恰恰是难题所在。
对于高高在上的政治家而言，气度与胸怀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智慧。
{ 图 片 }
矿区一日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摄影 | 邓攀
即使你喜欢漫长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漫长也可能让你发狂。
它不过800公里，但我们是孤独的旅者，在这条路上开车，时间和空间都是静止的,视线范围内没有第二辆车，地平线呈弧形压下来，大片收割后的麦田，由红土中漫射白光。
我们目的地是中钢中西部矿区，一段低矮山脉中的白色营地。在珀斯，中钢集团颇具影响力，机场工作人员也能清晰用中文说出它的名字。它是第一个在澳洲投资矿业的中国公司，2008年又完成了一起漂亮的收购战。“尽管我们是100%的国有企业，但当我们在澳洲市场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以一个市场经济下独立的法人实体形象。”中钢集团总裁黄天文告诉我们，他们保留了中西部矿业公司的原CEO，用澳洲人管理澳洲人，而且从细节上大下功夫，赞助当地社团，还将西澳芭蕾舞团引入中国，这些努力在澳洲得到了认同，“国企身份没有成为中钢的困扰，反而让它更值得信任。”毕马威能源及自然资源部总裁Duncan Calder告诉我们。
全面控股中西部公司后，中钢将其更名为中钢澳洲中西矿业公司，并对其所拥有的5个矿区进行全方位开发，总计控制赤铁矿资源超过6亿吨，磁铁矿超过13亿吨，远景资源量近100亿吨。顺利完成收购只是新挑战的序幕，目前矿区正处于勘探阶段，在这里看不到皮尔巴拉地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景象，但每一环节都是未来的铺垫。
我们用图片记录了中钢中西部矿区的普通一天，这是一个中国公司在海外开发资源过程中，如何与当地员工、土著、自然和谐相处的范本。
{ 印 象 }
澳洲十日
那十天，中铝力拓收购案正命悬一线，铁矿石谈判亦在紧要关头。大洋两岸，
商界、政界、学者、媒体，有人大声疾呼，有人窃窃私语，有人缄口不谈。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飞往澳洲，所有事件的发源地。
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晴
繁荣·焦灼·纠结
一片赤褐。
透过飞机的舷窗，俯瞰云层之下我们即将抵达的那片土地，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颜色。无边的赤土裸露在午后的阳光下，泛起一片干燥的焦灼，一种与生俱来的焦灼。这便是西澳，我们十几个小时飞行的目的地。
继续降落，一片赤褐当中，渐渐浮现出一座城市的眉目，仿佛荒漠中的海市蜃楼，不可思议地寂寂而立。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这里被称作世界上最孤单的城市:珀斯，被西澳无边无际的赤土包围，却也因这片无边无际的赤土而兴旺，实现着“原生态的繁荣”。
终于到达，这个有着一百二十万“摸沙子”的人的地方。
入住的酒店在珀斯的CBD，透过酒店的窗户放眼望去，便可以在市中心唯一一片高楼群里看到Bankwest、毕马威、安永的标识，铁矿巨头必和必拓、力拓都在附近设有分部，黑马FMG的总部亦近在咫尺，中钢、中铝、鞍钢几大中资公司两两相望，还有从各地赴西澳矿区的工人休工时在此租房小住……我们几乎可以在方圆十几公里内找到所有此行要找的人，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铁矿淘金者。
“过去我们来珀斯，出海关填表的时候人家总问我们是不是要去匈牙利的佩斯，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这里。”中钢-Midwest总经理程思俊弹着烟灰跟我们聊起自己最初赴澳的旧事，“现在不一样了，胡锦涛主席访澳第一站就是来这儿。”
果真不一样了，如今的珀斯，即便不是在北桥那样的华人聚居地，街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华人的脸孔。中国甚至早早在这里设立了总领事馆，当年馆址的选择后来被不断升值的珀斯房地产市场证明为明智之举。
走在珀斯街头，间或有海鸥从头顶飞过，提醒着我这是一座海滨城市，可干裂的嘴唇却分明诉说着空气里的干燥。干燥的海滨，这就是纠结的珀斯吗？如同他们对中国资本的欲拒还迎？
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 晴
澳洲最著名的农民
在我已经跨进汉考克探矿有限公司大门的那一刻，其实我还并不确定，这座看起来实在不起眼的低矮小楼究竟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他们甚至没有在楼外哪怕挂一个公司的logo。
直到我在电梯口看到汉考克的照片，那个头戴牛仔帽，白色胡茬，面色红润的著名农民，我才确定，这就是西澳铁矿之梦的缔造者亲手创建的那家公司。如今，照片上这个从农场主摇身一变而来的澳洲首富已然驾鹤西去，这家公司交由汉考克的女儿打理。当然，她这会儿不在公司。但实际上这位“富二代”哪怕每天只在家睡觉、敷面膜亦可以坐收皮尔巴拉开矿者的巨额特许权费。没有多少人晓得这一特许权费的存在，不知这是否是这家传奇公司低调的原因。当年自以为是铁矿困难户的澳大利亚政府一夜之间脱贫致富坐拥宝藏，许是怀着乍富的心态给了汉考克家族这一慷慨福利。这真是一个荫泽后代的发现，当然除此之外，这个娶过三任太太的富豪留下的还有女儿吉娜和继母罗斯十年的官司，谋杀亲夫、图谋遗产……
只是如今，恩怨是非的主角易人，成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吸引、试探、猜测、博弈……
距离汉考克探矿有限公司不远处，便是中钢-Midwest合资公司的驻地。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晴
招商引资·州政府的老爷爷
来到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发展部门口，接待处的金发姑娘示意我们先用柜台前新装的免洗洗手液清洁双手—显然，这个新规矩是为了严防全球不断升级的学名叫甲型H1N1的流感。
州发展部专家比尔·普莱斯顿，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取出幻灯片，为我们描述中国在西澳的投资图景。他几乎不需要看屏幕，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无数来自中国的人士做过类似的讲解，从政界到媒体，从胡锦涛主席到财经记者，甚至连他的助手都已经对幻灯片上的复杂数据烂熟于胸。
在这里，随便什么矿业新闻都能轻易登上商业版头条，翻开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西澳州人报》，中国、中铝、力拓、收购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我们按图索骥，找到《西澳州人报》社。接待我们这一行不速之客的是他们的商业版资深编辑Peter Klinger，他只在多年前去过一次中国，“但我很希望能有机会再去中国，去看看铁矿石链条的另一端的中国钢铁企业。”不可避免的，我们谈到他们的报纸上关于中铝力拓收购案的文章，“我在等待澳洲政府找到平衡的解决方案，既欢迎中国对本国的投资，又能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说，尽管那很难。
晚上回到宾馆，电视里各大新闻台正在如火如荼的转播陆克文为政府预算案召开的发布会，赤字、举债、失业，一笔一划地写成陆克文额头紧锁的“川”字。
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阵雨
午餐只剩西红柿
当端着空盘的我排了好长的队伍终于挨近自助餐台的时候，却发现除了一些生冷的番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身后，两位胸前挂着“investor（投资者）”铭牌的绅士发出绝望的声音：“看来今天只能靠番茄充饥了。”要知道，他们交给2009AMEC全球矿业大会主办方的1000澳元参会费里可是包含了伙食费的。
一时间我有些错愕，我实在没有想到，一场大会的参会者可以多到连午餐都不够吃。
珀斯会展中心的窗外，数年难遇的大雨正倾泻而下，却依然无法浇熄会场里人头攒动的热情，站在台上口若悬河指点江山的演说者们，有人正襟危坐，有人忧虑重重，有人调笑，有人耸肩，但嬉笑怒骂都离不开一个主题—中国。
几乎在每家澳洲矿业公司的展台前都能看到中国脸孔。眼见一名中年男子正带着翻译跟一家铜矿公司的发言人聊得热火朝天，上前打听，对方曰：“儿子在西澳这边上学，我就顺便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矿可以投。”
我忽然想起，昨天一位领事馆的官员还对我们说起：“现在，连卖梳子的都来买矿了。”
2009年5月22日 星期五 阵雨
“我不喜欢俯视别人”
大雨如注，天鹅河，巨浪翻滚。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气。”FMG总部会议室里，安德鲁的秘书，那个土生土长的珀斯姑娘，在调试幻灯片的间隙望着窗外，摇着头感叹。
安德鲁，这个在澳洲矿业异军突起的传奇人物，便在这样的氛围中出场了。得知我们的摄影师要拍照，安德鲁的助手特意找来一条领带给他戴上，那是一家中国公司的赠品，蓝色的底上印着那家公司的logo。扎好领带，安德鲁抄起公司门前一辆装满矿土的手推车上的铁锹，摆出一副开拓者的pose。可当摄影师蹲下身来准备拍照的时候，安德鲁却发话了：“不要仰拍，我不喜欢俯视别人。”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平等、开放，安德鲁拉我们去看他的开放式办公室，那里没有任何单独的隔间，所有人都在通透的大平面上办公，他自己与秘书并肩而坐在其中一个小格子里。“我希望这样能让我们的决策更加透明更加有效率。”
“告诉你吧，我的薪水比这个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低。”安德鲁补充了一句。
“等我下次去北京，请你们一起喝一杯。”
两周后，在北京郡王府的一场酒会上，安德鲁举起酒杯笑容可掬地向我们走来。
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晴
陈尸的袋鼠·磁山镇的由来
那横在路边红土地上的，分明是一具袋鼠的尸体，血肉模糊。我们的越野车从旁边飞驰而过，惊起一群在袋鼠尸体上啄食的乌鸦，凄厉的叫声回荡在道路两侧堆积如山的尾矿之间，愈显诡异。
很明显，这只袋鼠过马路时死于车祸。
当路旁死于车祸的袋鼠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时，我们已经距离目的地，中资公司在澳集聚的第一现场—Midwest矿区越来越近了。
通往矿区前的最后一站是一个叫做MOUNT-MAGNET(磁山）的小镇，得名并非因为这里出产磁铁，其实意指是周围有太多矿藏，对采矿者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途经这里的司机一般都会停下来在旁边的便利店里喝一杯专为司机们准备的免费咖啡。
小憩过后，天色已近黄昏。从珀斯到Midwest，历时八小时，驱车800公里，我们终于看到前方山间的一排白色简易房，那就是中钢-Midwest的Weld Range营地。
坦白讲，在来矿区之前我是悄悄担心过会不会没有女用卫生间的。直到营地里几名女地质勘探员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暮色已至，热情的厨师招呼我们用餐，自助餐台一堆牛肉土豆泥中间赫然摆着咖喱炒饭。用餐过后，便是矿工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居然还在这里发现了健身房，哑铃、台球、跑步机什么都有，还有健硕的小伙子把摇滚乐放到最大声，随着节拍狠狠击打着沙袋。人均10万澳元的营地建设费果然物有所值。
此时，健身房外有人燃起篝火，我们又凑过去，身旁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小伙子。“就业状况不好，我在新西兰找不到工作，只好辗转来到这里。”他告诉我，这是今年生起的第一场取暖的篝火。
等我离开温暖的篝火回到房间才发现，山区夜间温度骤降，一床棉被根本不足以御寒，只得和衣而睡。简易房的隔音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深夜里隔壁鼾声如雷，于是一夜辗转难眠。
2009年5月24日 星期日 晴
开丰田越野的长老
“吃点吧，很好吃的。”身上涂满红色矿粉的土著长老Coein Hamlett从烤架上取下一块沾着泥沙的袋鼠肉，递给一名中钢-Midwest的地质员，他接过来，略微皱了下眉头，但还是咬了一口。长老见状，露出满意的神色。
旁边，长老的儿子和女儿们列成一排，坐在枯枝搭建的小小三角形窝棚前，向中钢-Midwest的澳洲员工们表演土著通婚风俗。忽然一个看客里一名皮肤比土著们还更黑一些的小伙子笑嘻嘻地冲了上去，他是南非某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来这里实习。他脱下上衣，也在身上涂上红色的矿粉，“我们那里的风俗跟这差不多。”说着，他俯身坐在长老身边。
这是中钢-Midwest给员工做土著文化培训的现场。当那个皮肤黝黑满脸大胡子的土著长老邀请我们搭乘他的丰田越野车的时候，我一时恍惚，有种时空交错的不真实感。“刚开营的时候就有中国记者来找我合影，对,就是CCTV，你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说到这一节，他颇有点得意的样子，还不忘踩一脚油门，爬上一个70度的陡坡，手法娴熟无比。他带我们前往他的祖先居住过的岩洞，白色的石壁上印着大大小小的手形，那是富含艺术想像力的土著祖先们口含红色矿粉喷至而成。长老一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演示这种岩画的喷制方法，一边提醒我们的摄影记者多多拍照。
“看，袋鼠！”专心驾车的长老忽然异常兴奋起来，只见两只袋鼠欢快地从车前跃过，仿佛《澳洲乱世情》里莎拉在荒原上驱车所见的惊艳一幕。我问长老，有没有看过《澳洲乱世情》，他很不屑地摇摇头，“我不喜欢那种东西，太假。”对他而言，会中国功夫的李小龙比美女妮可·基德曼更有吸引力。中国白酒也是他的最爱，只是太烈了，他消受不了。上次有中钢的中国员工带来营地一箱小二锅头，他仰头咽下一瓶，立刻醉到不省人事。
长老带我们去参观一个正准备施工的钻探点，一辆购自中国的推土机正在那里，长老向驾驶人打个招呼，推土机便开始摧毁土地上的灌木，霎时间夷为平地。“只有我们推平的范围，他们才能施工。”一片四起的扬尘中，长老告诉我。
一路上行，土地的颜色已经变成越发浓艳的赤色，我们走到矿石品位最高的山顶，脚下的石头在赤褐中泛起隐隐的铁青色，那简直是座铁山。陪同的地质专家找来一把小锤情不自禁地左敲右敲，忽然，他举起一块明显已经晶化的矿石，我接过来，好重，铁青的晶体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这块的品位已经相当高了。”地质专家忍不住赞叹道。我决定把这块绝色的石头带回北京，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2009年5月25日 星期一 晴
皮尔巴拉·目标中国
当我坐在FMG的小飞机上向广阔的皮尔巴拉矿区俯瞰时，我看到一片比初抵澳洲时更加浓艳的赤褐。
崎岖赤红的山脉有如铁铸，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当年汉考克飞过这片土地时的震撼。这里距离珀斯已有1300多公里，属于世界最古老的陆地，数十亿年来，很少承受火山或地震的影响。但近100年，大型矿业公司改变了这一进程。皮尔巴拉地区拥有澳大利亚98%以上的铁矿出口量，而且多数是高品质的赤铁矿，可直接入炉冶炼。
每天都有四面八方的人想要来到这天然的宝藏，飞往皮尔巴拉的班机人满为患，需要提前很久预订。如今这片“寸土寸铁”的土地基本已经被铁矿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占领，后来又加入了新的争夺者FMG，但依然还不是中国企业可以分一杯羹的地盘。
FMG的领地加在一起相当于整个纽约州，它的采矿场平坦如足球场，大型机械像农业联合收割机一样往返，巨大的铲机将表土剥离。FMG的矿体多数为水平而非传统的垂直深埋，比两拓的铁矿更难开采，只能采用改良后的薄层挖煤机像动手术一样分离。破碎后的矿石通过皮带运输机装入矿车，经过256公里的全球最重载铁路运至黑德兰港艾立特码头，装入“好望角型巨轮”，目标—中国。
2009年5月26日 星期二 晴
谈判·消息·欲言又止
从矿区重回珀斯，恍如隔世。
立刻接到铁矿石谈判传来的最新消息，日本确定今年铁矿石谈判首发价—粉矿降价33%，如此的降幅又要让中国钢企皱眉了。
“中铝入股力拓的案子，6月份马上就能出结果了。”在西澳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DEACONS，刚从堪培拉回来的合伙人McRobert一脸肯定，却又欲说还休。上周，在堪培拉，他刚刚见过中国大使，还有中澳的矿业人士，这起收购案是此行最抢眼的话题，没有人不在关注。
结果呼之欲出。
2009年5月27日 星期三 晴
黑天鹅
那个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澳洲人，陪我们从西澳大学孔子学院那幢古老的建筑里面走出来，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碧绿的草坪上，可他告诉我们，这个占据了整个一片大陆的民族有着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
不远处便是天鹅河，成群结队的黑天鹅聚居的地方。这里便是黑天鹅的发源地，而在此之前，人们坚信，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黑天鹅若无其事地游走，没有人知道水下是否暗潮涌动。
在黑天鹅之城，你理所应当有迎接一切的心理准备，在这个充满随机与不确定的世界，结果总在意料之外。
2009年5月28日 星期四 晴
归程
珀斯机场，即将托运的行李箱里放着我从矿区带回的的那块铁矿石，十几个小时后，它到达北京。
约一周后，力拓宣布放弃与中国铝业195亿美元的结盟计划。
(本刊记者 孙雅男 何伊凡 发自西澳州首府珀斯)
{专 访 }
“力拓的决定完全是商业事件”
——专访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
澳大利亚的本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自由发言的媒体，人们可以争论这些问题。中铝受挫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不再对中国投资开放
文 | 本刊记者 孙雅男 何伊凡
《中国企业家》：中国政界和商界最近都非常关注中铝入股力拓失利的事件，您怎样评价目前的交易结果？
芮捷锐：这个决定的做出完全是基于商业上的考虑，因为自今年2月中铝与力拓签署协议以来，国际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此期间力拓新主席上任，显然，该公司对最初的投资协议进行了重新考量。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在商业上的考虑，以前的协议有损于股东利益。我对此没有更多的可以讲，因为它是市场上的商业公司。我能说的是，澳大利亚十分欢迎来自任何国家的各种投资，包括中国在内。有个很好的例子，2007年末，中国在澳投资总额只有6.17亿美元。而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超过34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获得批准。就在这几个月内，两个重要的中国投资申请被批准，一个是中国五矿100%收购OZ Minerals公司主要资产的交易获得成功，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异议。此前该收购案曾因为国家安全原因遭到否决。另一个是湖南华菱注资FMG。这些都充分证明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者是开放的。力拓与中铝的案例是一个特例，我再次申明，这完全是基于纯粹商业背景的商业事件。
《中国企业家》：有分析人士认为力拓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对政府的一种解脱，你这样认为吗？
芮捷锐：我不这么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欢迎中国的投资。
《中国企业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在澳洲的直接投资还不到澳洲吸引外资的1%，为什么这样一个数额不大的投资在澳洲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芮捷锐：就像你所说的，从澳大利亚政府的角度而言，认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份额还太低，只占到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总额的1%，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对澳大利亚有更多投资。我们并没有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产生担忧，只不过需要有一个过程。所有在澳的外国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规定。现在，媒体上关于中铝此次大手笔投资力拓的问题有些争论，那只是媒体提起的讨论而已。有些人担忧，但他们有担忧的权利，这是澳大利亚社会的本质，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自由发言的媒体，人们可以争论这些问题。但中铝这个特例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不再对中国投资开放。你们不应该受到澳大利亚媒体上过度讨论的影响。
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澳大利亚公众可能会对任何外国投资产生争论，从而促进公众政策的制定，这是澳大利亚政治生活正常的一部分。我们国家是开放的社会，对于任何问题的公众争论都是正常的。但是中国公司也应该改进他们的战略，让澳大利亚公众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中国公司能够改进他们的战略则会更有帮助。比如更好地让澳大利亚公众了解他们是谁，他们的利益是什么，怎样融入到澳大利亚的社区当中。他们可以对澳大利亚人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但是我们公司的股权是开放的，作为澳大利亚人应该尊重股权。”
在资源开发领域，我们一直有大量的外国投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等国家便开始在澳洲投资。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对资源的需求，同时拥有大量的资金，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发本国的能源矿产业，因此我们需要中国的投资。
澳大利亚政府对力拓的中途毁约表达了失望，但对任何方面的投资而言，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
《中国企业家》：我们在澳洲采访时感觉到，澳大利亚公众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了解，您认为这是否是中国在澳投资遇到的阻碍之一？
芮捷锐：中国应该在向公众解释他们的公司性质方面做更多的努力，让公众了解这些公司与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些应该都是商业领域的事情。我想重申的一点事实是，大量的来自中国企业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对于某个投资项目的考量只是基于是否属于商业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对中国的投资没有更多的顾虑。
《中国企业家》：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更容易被澳大利亚人所接受？
芮捷锐：投资很多钱，这个很受欢迎（笑）。最受欢迎的投资是针对新项目、新资源。凡有利于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增加国民收入的投资都很受欢迎。
就像我刚才讲过的例子，湖南华菱投资FMG，中国五矿收购OZ Minerals，这些投资都是很受欢迎的。中铝在昆士兰等地也有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都不是问题。我想说的一点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的环境，中国公司应该通过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成为澳大利亚的良好“公民”。中国还处在对澳投资的起步阶段，就像其它在澳的外国投资者一样。以日本为例，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让自己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家》：中国对大宗商品不断扩张的需求，能否重塑区域贸易的流向与格局？
芮捷锐：已经是这样了。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最好的佐证。过去日本、韩国是澳洲出口的主要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改变了过去东亚市场的这种格局，成为最大的市场。至于大宗商品方面，中国需求持续增长，以及地缘的接近，使得中澳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更加深刻与广阔。同时，中国和澳洲关系的发展远不止贸易这一个方面。教育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中国在澳洲的留学生已经达到127000人，与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接近。这些留学生会成为发展中澳关系的使者，成为未来两国关系密切的强有力纽带。
《中国企业家》：中澳FTA谈判仍在进行，可能会向哪个方向推进？
芮捷锐：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方的国家利益都十分重要，两国领导人对此已经做了清楚的表述，试图通过会晤，以加速FTA的谈判进程。不幸的是，就技术层面的工作而言，目前进展还很缓慢。从澳大利亚的角度而言，我们表现出灵活性，但是我们发现，在某些领域中国目前还很难有灵活的回旋空间。我们很希望双方能够解决这些技术性的差异和困难。但是我们的确在努力向中方进一步开放，所以希望现在中方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中方应该着眼于双方合作的大图景。
{ 观 点 }
担忧终将烟消云散
文 | Mark Thirlwell
从某种意义上说，力拓做出的这项决定对澳大利亚政府而言是一种解脱。对政府而言，不管是FIRB还是财长，是否批准此项交易进行，都是一个具有困难的政治决定。而力拓自己决定从这项交易中抽身则意味着现在政府不需要再做任何选择。此前，很多分析家一直在等待政府的决议，以试图看清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投资的态度。如今政府不再需要做出此项决定，意味着堪培拉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依然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是一个依靠外国投资发展的国家。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而在最近几个月，这种重要性更加凸显，因为中国已是澳大利亚目前为数不多的依然在持续增长的出口市场之一。澳大利亚希望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能够帮助缓解澳方的经济低迷。我们去年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对澳大利亚有利。然而，在双方的贸易关系已然非常紧密的同时，双方的投资关系还不容乐观——不管是中国对澳投资还是澳大利亚对华投资都是如此。尽管澳大利亚公众对于双方的贸易关系没有任何不适感，他们在投资问题上则显得更加谨慎和敏感。就像很多国家的公众一样，他们对于外国投资经常采取怀疑的态度。比如，去年罗伊学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的被调查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有责任维护澳大利亚公司的主导地位。这项调查还显示，与对私人公司投资的态度不同，他们对于具有政府背景的外国投资尤其敏感。因此，澳大利亚现在正试图找到一条平衡之路，一方面可以在吸引更多投资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能消除公众的担忧。
就像过去其它外国投资的先例一样，澳大利亚对一个新兴国家的资源投资也需要一段适应期。同样，随着双方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终究将被认为与其它投资方并无分别。不过，中国政府体系尤其是在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上与其它投资国的不同，决定了澳大利亚与中国这个新投资方的适应过程将更为漫长。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将伴随着投资的稳定增长。随着现有项目更多被公众所了解与熟知，被认为严格按照澳大利亚法律法规来运行，现阶段那些甚嚣尘上的担忧终将烟消云散。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FTA）中加入关于投资的章节条款将有助于使这一进程更加顺畅。双方已经就此交涉过相当的时间，但进程依然缓慢。
（作者为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学院国际经济项目主任）
{ 观 点 }
中澳尚缺战略互信
文 | 周方银
中国铝业公司增持力拓股份的交易失败后，无论是力拓集团，还是澳大利亚政府，都强调这是一次商业运作，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交易背后一直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是亚太国家，与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澳大利亚又有着强烈的西方国家意识，一直强调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源自西方。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以美国和亚太为两个支柱，其中，澳美关系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支柱。
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在经济上，则试图利用东亚提供的机遇。随着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中，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
澳大利亚把自己定位为“中等强国”，它在地区秩序上有一定的抱负，而不是没有想法。但囿于自身实力、地理位置及身份认同上的限制，澳大利亚要在这一地区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于美国。另一方面，经济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利益，所以它也不能放弃东亚尤其是中国为其提供的经济机会。其结果是，中澳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中美关系的起伏牵引。
当前，中澳经济合作关系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从这个水平上往后退是不大会出现的情况。但要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在政治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关系的核心，在于提升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降低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崛起的疑惧心理。从现实来看，中澳可以先从加强在地区机制中的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入手，逐步提高合作水平，建立战略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