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最后几天，中美两个大国在国家法律政策层面均向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方向又各自迈进了一步。6月26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用了12年时间，离该法案正式立法生效又靠近一点。6月25日，中国工信部则对外公布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并于7月1日起施行。
而现实世界的运行远比纸面新闻来得火热与复杂。
最近，我们向长三角、内蒙派出了两组记者，去探访新能源的发展情况。他们共同的反馈是，新能源的高温连同夏日的热浪，一块扑面而来。
尽管仍然有人对新能源产业化前景将信将疑，但一个围绕新能源而生、生机勃勃的商业世界正在加速升起，已是不争之实。
回顾商业史，每一次有未来效应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其背后都有相应的制度变迁、文化革新因素的支撑，而它们的发展，最终也会给商界沉淀下一些可持续发酵的制度与精神酵母。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百年商业史中，可以信手拈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资本在美国石油工业内的铁血整合，为美国商业开启了并购整合与反托拉斯文化；战后，美国消费产业的兴起，为美国商业留下至今仍是全球最强烈的营销文化；当然还有硅谷，硅谷为全球高新产业开创出的“风投制度＋产学互动＋车库创业精神”，后来惠及台湾、以色列等地。
在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同样也曾给商界注入过令人兴奋的新元素，而不止是“新钱”的创造。比如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就总结过，是上世纪末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创建，中国商界才有了founder和option的概念。
那么当下，起步中的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带着什么样的基因上路？它们会给中国商业带来什么新空气、新文化，沉淀下何种精神与制度的酵母？
总结尚早，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新能源产业先天是个“政策市”，所以国家出台的产业标准、补贴政策等等对新能源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谁更能够影响政府与政策意图？显而易见，是大国企（能源可是国企最大也是最坚强的一块堡垒）、跨国巨头。跟它们相比，民间企业甘拜下风，它们手头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跟政府相关部门谈判、游说的资源。在被光伏产业视作风向标的敦煌项目上，国企与跨国公司体现出的惊人的压价竞标能力令民企只能望而却步；在电动车与电池系列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亚迪这样的民营公司恐怕也没有太大的话语权（这可从新出台的“电动车准入管理规则”中看出）；一些风能资源圈，被大国企早早圈下，而其实它们并不着急进行相应的市场开发；……如此看来，新能源中的一大块，先天就被一些市场效率并不那么高的公司把持。
其二，能不能借着发展新能源，探索出中国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模式？此前在IT、汽车制造等领域，坦白讲，中国的产学研结合做得都并不算出色。5月初，站在比亚迪电动车F3DM旁边，王传福对我说，他认为现在国内企业搞电动车，整合产学研资源是一大挑战。
其三，企业家精神仍是发展新能源不可或缺的基因。现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其实不乏研究人才，大量海归工程师都汇聚在这个产业里。但最终，主导新能源企业发展的，应该是企业家，而非工程师。这里所说的企业家，绝不仅是头脑精明、勇于冒险的淘金者，只有怀抱愿景与使命的领头人，才能率领队伍在新能源长跑中胜出。而不幸的是，在我们对新能源产业调查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企业与企业家，还是凤毛麟角。
与其说以上是我刻意的悲观，不如说是某种希望。希望新能源产业能找寻到有别于昨天传统产业的新路径、带着新基因与新气息，弥补与刷新前二三十年“中国制造”留下的一些短板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