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平安收购深发展，这起国内金融业有史以来最大的跨界联姻，再次点燃了市场人士对于金融控股模式的憧憬。
此前，平安在探索金控的道路上一直孤独前行，此后，平安更将一骑绝尘。某种程度上，马明哲的偏执引领着中国金融业综合化的进程。
在一部分市场人士看来，平安作为金融控股集团可以实现旗下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业务明显的协同效应。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从国外类似的实践看，金融控股模式只是为综合经营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可能性，并不会理所当然带来协同效果。
金融控股集团是属于金融综合经营的一种形式。金融综合经营是指“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跨业经营的金融制度”，即一个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或者同时拥有多个从事不同种类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
“综合经营”一词2005年10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之前则被称为“混业经营”。在国外，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德国的全能银行是金融综合经营最典型的两种模式。
金融控股公司VS全能银行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是美国1990年代末对长期以来金融分业经营模式扬弃的结果。1930年代，美国总结1929年银行业崩溃的教训，认为当时商业银行同时经营证券(投资银行)业务，不同类型业务的风险没能有效隔离是危机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1933年通过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明确了银行业分业经营的原则：银行必须在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间选择其一。例如，摩根银行就此分离为商业银行JP摩根和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但后来，分业经营的原则在实践中开始受到挑战。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为了防止大的金融机构形成垄断，损害本州投资者权益，禁止银行跨州经营。为了规避该规定，美国银行开始在各州设立子公司，以规避跨州经营的禁令，从而形成了银行控股公司。一些子公司从承销市政债券起步，到1980年代开始从事承销公司股票、债券的投行业务。这样，在子公司的层面虽然仍是分业经营，但由于有了进行投行业务的子公司，控股公司层面已经形成了综合经营的格局。
1990年代，金融业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开始感受到来自欧洲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欧洲金融机构由于一直以来没有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同一金融机构可以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为了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止了分业经营的规定，对金融机构以子公司形式实行综合经营的现实予以承认。
按照该法案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换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从事证券经纪和承销、保险经纪和承销等非银行业务。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控股公司在子公司层面依然属于分业经营。
与美国银行业长期分业经营不同，欧洲大陆，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全能银行”模式。所谓全能银行，就是一家银行同时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服务，实践中，德国通常把公司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以及私人银行业务合称为全能银行业务。
如果将综合经营视为能够同时提供银行、证券(投资银行)、保险等多种金融业务，那么在单个银行的层面，德国银行就已经实现了综合经营。
德国将证券业看成是银行业的一部分，而金融业的另外一个主要分支保险业，与银行业或证券业的关系却没有后两者之间密切。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秦国楼认为，传统上看，较早时，欧洲国家并未将保险业看作金融业，而是工商业的一部分。比如，德国的金融中心在法兰克福，而保险业中心却在慕尼黑，原因之一就在于慕尼黑是一个传统上的商贸中心。
在单个银行的层次上，德国业已实现了银行和证券的综合经营，但银行和保险的综合经营，则要在更高层次的金融集团才能实现。而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界定，金融集团的旗下机构需要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中的两个开展业务，其中必须包括保险业务。
综上，金融控股公司是美国金融综合经营的典型模式，而金融集团是欧盟国家综合经营的主要模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在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只要同时控股一家银行和一家证券公司，就算实现了综合经营;而由于将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都看成是银行业务，欧盟国家的金融集团实际强调的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综合经营。另外，金融控股公司不能从事非金融业务，而金融集团则没有这方面的严格限制。
因此，在已具有金融控股集团雏形的几家中国公司里，兼有实业的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更接近欧洲的金融集团，而只从事金融业务的平安集团则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类似。
中国的探索
早在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开始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自发尝试，当时称为“混业经营”。为了支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样的窗口公司能够做大做强，国家特批了其多个金融业务牌照，使其能够同时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种业务。
1993年，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经济出现过热，金融秩序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混业经营则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中央因此要求“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之后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进一步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随着中国保监会、银监会先后成立，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的体制最后形成。
但实际上，金融业综合经营仍在或明或暗地进行探索。2000年以后，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影响，以及业界对分业经营局限性认识的神话，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允许金融业尝试综合经营，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200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信集团出资成立了首家“合法”的金融控股集团——中信控股公司。直至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事隔十多年之后，首次对金融综合经营给予肯定。此后不久，央行发布了《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专章论述“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其中的调查显示，在3515家样本企业中，有530家非金融企业同时投资了两种类型以上的金融机构，其中46家达到了控股地位;有230家金融机构跨行业投资了其它类型金融机构，其中66家达到了控股地位;此外还形成了中信、光大、平安三家事实上的金融控股集团。
该报告指出，“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模式”。在对综合经营报以积极态度的同时，报告也列举了“德隆系”崩盘的教训，指出，“当前不宜允许产业集团直接或间接同时控股多家金融机构”，对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控股金融机构的产业集团，“应要求其设立独立金融控股公司负责控股和管理各类金融资产”。在这种思路下，早已具备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光大集团打算拆分为从事实业的光大实业公司和从事金融业的光大金融控股公司。
对突破分业经营限制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应该如何监管?国际上主要有美国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模式和欧洲针对金融集团的整体监管模式。
与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形式相适应，美国实行监管协调人和功能监管人相结合的伞形监管制度。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协调人，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其它监管机构按照金融服务的种类进行功能监管。在欧洲，则对金融集团实行整体监管，比如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就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
秦国楼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还不完善，与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全能银行和金融集团相比，在子公司层次仍然保持分业经营的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更适合中国国情。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监管协调人，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者作为功能监管人的伞形监管模式，将有利于在保持金融业现有格局、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事实也是如此。“三会”之上，中国央行正是扮演了美联储监管协调人的角色，具体职能由其金融稳定局行使。
“协同效应”之辩
大型金融机构热衷于打造金融集团、进行综合经营，主要动力之一在于期望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间可以形成协同效应，提升整体收益。
其体现，一在品牌，不同业务可以从同一品牌建设中获益;二在营销，由于银行、证券、保险三者客户的共性比较多，同一个客户主体有对不同业务的需求，通过交叉销售比较容易协同效应。不过，在实践中，明显取得协同效应的例子却并不多见。
1998年，花旗集团与保险业巨擘旅行者集团合并，但仅仅4年后，花旗就将旅行者的财险业务分拆，之后又出售了寿险和养老险业务，重新回归一家商业银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花旗的分拆更进一步给华尔街分析人士留下口实，他们认为，花旗交叉销售的协同效应得不到实际证据的支持，反而在危机时刻令各业务之间的风险渗透畅通无阻。
还有分析认为，花旗与旅行者在合并之初，集团的资源自然分配给那些能够发展最快的业务，而其它业务则得不到资源的充分支持，最后导致集团总价值小于各部分业务价值之和。与此类似，1999年，瑞银集团中止了和瑞士人寿的合作;2001年，德意志银行剥离保险业务，以15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德国安联在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后，由于缺乏银行业管理经验，德累斯顿银行经营没有很大起色，双方银保业务合作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协同效应为何未能充分体现?秦国楼认为，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内在特性的差别是原因之一，比如保险公司的基本功能是风险保障或风险管理，其管理风险的基本方法是风险分担，而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基本功能则是为其它社会经济主体提供融资服务，在风险管理上，除了分散风险外，还可以采取规避和转移风险的办法，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保险公司与银行、证券公司在基本功能和风险管理方法的本质差异，既为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的协同效应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容易使其合作产生不和谐音符。
有观点认为，从现实角度，着眼于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共享，较为松散的战略合作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认为，协同效应不可强求，否则也许适得其反。在香港，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都拥有自己的寿险公司，但占市场份额第一的却是没有任何银行支撑的友邦保险。原因在于，如果汇丰银行只能销售汇丰人寿的产品，其议价的能力就会缩窄，结果是汇丰人寿产品不能以更合理的价格出售。相反，如果汇丰银行利用其网点最多的优势，向所有香港保险公司开放，而只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汇丰人寿，效果会更好。
有鉴于此，平安未来取得深发展控股权后，应否启动采取排他性的银保合作，也许需要审慎考虑。所以，对其未来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行过度想像并不适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