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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天内，中国一南一北两个典型“中国制造”的大工厂里，发生两起意外死亡事件。如你所知，一起是深圳富士康员工、25岁的孙丹勇跳楼自杀，据说是因为失职丢掉了富士康为苹果公司代工的iPhone样机一部，不堪承受被公司追查的压力而选择死亡;一起是代表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去重组国企通化钢铁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军，因为重组中的矛盾冲突，被通钢愤激的工人群殴致死。
这是两起不同性质的意外，促成死亡发生的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不过暗中似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虽有二三十年的运转经验，但在劳资关系层面，“中国制造”这架庞大的机器仍在艰难的调试中。
“劳资关系”向来是工业成败之要害——最近的例子，想想美国汽车“三大”是怎么被拖垮的吧。现在来审视“中国制造”，单就资本的动员和组织而言，“中国制造”已具备足够的资源与势能，往前看，产业发展与升级的战略路径也相对清晰，我们不用怀疑与担心实业资本家在这方面的眼光、判断与决心。但就在当下，在动员与掌控人力、在创造高效而润滑运行的组织形式与协调体系方面，中国的工业家们仍然面临深层次的挑战与考验。
这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企业内外某些共识与默契的断裂，甚至它们从未被达成。
可以说，陈国军之死，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尖锐冲撞的直接表现。其实，“国退民进”不是自建龙重组通钢始，外来资本、市场力量与本地国有体制与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这么多年来早在中国南北、各类产业里上演出了无数起大小戏剧，而令人惋惜的是，主导建龙重组通钢的各方力量，可能恰恰因为此类故事并不新鲜，低估了这类冲突潜在的破坏性力量从而准备不足。一部《劳动法》、或者再加上相关部门的若干指导意见，在现实中并不能现成而直接地弥合劳资双方在观念上的巨大鸿沟。如果说相关对立与争议不可避免，而在此过程中，若不能强化工会和劳动仲裁机构的作用，“旧劳”与“新资”的冲突还会在未来浪费大量重组效率。
另一类观念与精神的断层，则可以说是在“旧资”与“新劳”之间横亘。富士康、华为，应该说都是眼下“中国制造”的巅峰代表，但不幸的是，这两年来，从这两架精密高效运转的制造机器里，传出几起年轻生命自寻死亡的消息，从某个角度暴露了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还并不仅属于富士康和华为：成名企业家多年来苦心孤诣打造出的管理体系与文化，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说高强度工作、集中管理、威权文化，正受到80、90后产业工人、工程师的挑战。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对于所谓理想使命、职业与人生、生命个性的理解，跟上一代“中国制造”流水线上那些沉默而顺从的大多数有绝然的不同。任正非力图让年轻的华为人去践行他身体力行一辈子的“奋斗”文化，并不容易;年长一些的人可能也难以想像，一个年轻员工仅因为受到严厉盘查(是否有侮辱殴打行为还待定)，就会率性果决到甚至不无冷静地选择与安排自己的死亡。
陈国军和孙丹勇，这两人也许并不会在中国商业史上深刻留名。但若干年后回望，如果能看到这些已消散姓名的无名死者、看到这一起起看似偶然却带着时代之痕的意外死亡，成为磨砺中国商业进化的粗砂一颗，也算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