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一般的大众经济学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是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说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比如，在《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里，郭凯用王二卖粮的故事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说清楚了。过去，国家从王二那里低价收粮，一毛多钱一斤，但王二省吃俭用，也存下了25000元的现金。后来，国家照顾农民，把价钱提高到三毛钱，别人都说是好事，王二却犯疑惑：撂在过去，他的存款可以买20万斤粮食，现在才能买8万多斤，他的存款的实际价值岂不是缩水了吗？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的收购价就是人民币汇率；王二对他的财富缩水的担心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缩水的担心。郭凯是如何说服王二的呢？读者读了《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就知道了。郭凯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记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们讨论如何向普通人说清楚汇率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汇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凯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来讲清楚汇率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固定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欢的是《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集市中的“君子协定”和价格干预》《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三篇。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郭凯却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
王二赶集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简单地说，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个专门种苹果，一个专门种梨，两村总想用君子协定把苹果和梨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但因为苹果和梨的收成波动不同步，总是有像王二这样的村民乘机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最终让君子协定失效。郭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持固定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郭凯说清楚了一价定律，捎带也说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郭凯供职的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是这种经济学的大本营之一。但是，即使真是这样，郭凯也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市场和公平问题。他当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视市场为圭臬的右翼经济学家，忘记了市场的分配功能。这在《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这个故事里反映得最清楚。王二是个善人。当地发大水，许多人家开始断炊了；王二开粮店，手里有点儿余粮，于是决定施粥赈济。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难：该如何分配粥呢？他儿子学过经济学，告诉他，老爸，简单得很，你把粥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人家亚当8226;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别人说自己赚黑心钱，最终还是决定靠排队解决粥的分配问题。郭凯告诉我们，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面对的是和王二一样的难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车票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会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郭凯问：“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我自己也写过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文章，表达的想法和郭凯的基本一致，但当时写得非常艰苦，因为要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并不容易。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学者有很多种，郭凯不属于书斋里的那种。这让我想起了法伊德8226;扎卡利亚。和郭凯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亚博士曾师从亨廷顿，不到30岁就担任《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正当学界期待一位学术大师诞生的时候，扎卡利亚却决定投身新闻界，担任《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后来又进军电视媒体，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档国际评论节目“全球公共广场”（Global Public Square）。我想，郭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无限多种可能性在等待着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洋2011年10月8日于麦迪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