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人类经济生活中最悲怆的画卷：大萧条》
胡佛把1932年的竞选定义为"两种政治哲学的竞争"，是个人主义与国家管制的竞争。罗斯福则把它看成是两种不同繁荣之路：一条是让富者更富，偶尔分羹给普通人；另一条是，如果普通人可以过得舒适而富足，那么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都蒸蒸日上。政府要不要为普通人谋取利益，要不要管理财富，要不要对利润和收入严格征税，这是两党的分歧所在。 作为出身于农业美国中的自由主义贵族，深受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爱德华·利文斯顿等人影响的罗斯福，也许是他自身的残疾，使他对弱者有种天生的同情，他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纳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同时，他是个崇尚公平的人道主义者，认为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康复期间，妇女工会联盟等热心组织探望过他，从那些人口中，他听到了贫困和剥削，这或许是他对劳工的健康和工资问题格外关注的原因。而他的反对者则指责含着金汤匙出身的罗斯福大手大脚，大肆赞扬农家子弟出身的胡佛。实际上，不论是作为平民，还是纽约州州长，罗斯福都更愿意把钱用在创造人类福祉上。他不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对华尔街大亨敬若神明、俯首贴耳，相反，他的大多数经济知识都得益于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他对农业问题尤其是资源保护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所抨击的财政浪费更为严重。在大众趋同的对简单化和自由实现梦想的渴望下，罗斯福被证明是个完美大师。他是个天生的航海家，他的方向感总是优于他的逻辑预感，他善于见风使舵，总能正确掌控时局的发展方向。
新政允诺了什么呢？与共和国最古老的渴望一样，它致力于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试验。这种对美好的追求，在19世纪时就已经从个人模式转向了社会模式，从乌托邦式的孤立转为对全国经济的宏观掌控。保护自然资源，遏制富豪犯罪，实质上是老罗斯福时期的旧调重弹。新政的农业救济源自威尔逊统治时期的《乡村信贷法案》和哈丁、柯立芝时期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案》。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一类的进步州，已经率先在农业救济、水利管理、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但是，美国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阻碍了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的发展。1929年1月，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调查，结论是，纵深影响正在向美国社会和教育体制渗透，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正向大民主和集体主义迈进。 赫伯特·D.克罗利①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曾说，不能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而是必须将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调控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新政就是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实现这一切的手段，这个智囊团里集中了优秀的年轻人，既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也有罗斯福当州长时期的追随者。按他们的预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和工业、丰年和荒年、国内外市场之间相互D制衡的体系。同时，他们主张政府应该特别支持和鼓励一度被忽视的利益集团，即便是大企业，它的良性发展也要依赖于包括工人、农民、白领和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