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眼王爷的彪悍妃结局 瞎眼的叹息



李鸿章访美时,《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利用其为自己做的广告:“李鸿章从不错过周日新闻报”。

瞎眼的叹息

雪珥

    1909年,对于30岁的于右任而言,无疑是艰难的一年。他在上海主办的两份报纸《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先后被查封,官司缠身,连“叹息”都困难。

 

从“呼”到“吁”睁眼瞎

  于右任的《民呼日报》,创办于1909年5月15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立即成为革命党的投枪和匕首,毫不掩饰地号召推翻政府,实行暴力革命。清政府虽对此十分恼怒,却因该报办在租界内,鞭长莫及,只好寻求“司法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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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甘肃发生百年难遇的大旱灾,饥馑遍地,《民呼日报》一面猛烈抨击政府的无能,一面与甘肃筹赈公所合作,在报社内设立了募捐点,收集上海各界的捐款。代理陕甘总督毛庆蕃指控该报募捐账目不清,涉嫌侵吞赈款,向租界当局举报,于右任等立即被捕,会审公廨(租界内的中外联合法庭)受理了这一案件。

  根据史料记载,该报的确存在募捐账目不清、管理混乱的现象。有的捐款直接存在报社,没有直接存入募捐专用账号,报社解释说那是因为筹赈公所的人下班太晚,银行已经关门,只好先暂存报社。此外,多笔捐款的账目出现问题,“已列收数之赈款,而公所未登账簿者竟有九百余元之多”;“账簿已登收数者,总结又复短开二千余元”;“其呈堂清折较账簿结数稍增,亦尚短一千五百余元之谱”。

  法庭最后认定,一方面该报“尚无侵吞实据”,另一方面其财务上“弊混丛生”,“有心朦混,借赈挪移,倘非提案彻查,则实存之数必归侵蚀”。判决结果是吊销该报执照,于右任被驱逐出租界。

  这一并不复杂的案件中,可以肯定的是三点:一、清政府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用法律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二、“革命报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问题,被告方在法庭辩论时,也只是解释主观与客观原因,而没有否认基本事实;三、会审公廨似乎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没有对“革命者”另眼高看,也没有按照清政府的心愿赶尽杀绝。

  到了日后的主流太史们笔下,此案便被戴帽定性为清政府勾结洋人镇压“革命报刊”。总之,一涉及到“革命者”,“卑躬屈膝”的清政府便能突然“雄起”,利用和指挥起洋人来了。

  于右任获释离开租界后,马上以他人名义再办一家《民吁日报》。于右任自己说:“以呼为吁,自形相近,表示人民表愁苦阴惨之声”,另外一种说法是,将“呼”字的两点去掉,改为“吁”,暗示人们的眼睛被挖掉了。

  没有了眼睛的《民吁日报》依然没能逃过租界当局的“法眼”。报纸创办没几天,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刺身亡(参阅本专栏7月6日及13日的《哈尔滨的枪声》和《日本常青藤的枯落》),《民吁日报》欣喜若狂,刊发多篇文章,歌颂刺客安重根。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租界当局查封了该报。自然,日后的主流史家又将这笔账记到清政府头上,作为其媚日的证据。

  至此,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于右任一“呼”一“吁”都被断喉,直到次年11月再办《民立报》。于右任自己解释三家报纸的名称:“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地宣传革命。不允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准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

 

谁的工具?谁的阵地?

  从“呼喊”、“叹息”到“挺立”,于右任这一系列被人们称为“竖三民”的报纸,成为晚清报业的典型见证,也奠定了他民国元勋的地位。

  大清帝国的报业兴衰,与其改革开放成正比。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之后。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

  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大清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做了修订,颁aihuau.com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而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改善干群关系。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在当时的政府、维新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人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革命派的报章,更是将辱骂与恐吓当成了战斗,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不绝于书。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就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和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打嗝、喷嚏或叹息,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涂抹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参政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而高唱新闻自由动听旋律的在野者,一旦自己登堂入室,首先做的便是严禁他人克隆,转而认真总结旧政权在控制与垄断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即使一声叹息,也是寒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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